外在環境日新月異……加上市民的期望不斷改變，社會需要認真檢視，香港貨幣體系以現行架構，能否繼續盡其所能，為香港的公眾利益服務；若否，那該怎樣修改，以「利其器」，好讓這個體系可繼續「善其事」。 ——《香港貨幣體制的未來》（頁二十七）．任志剛
金 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早前發表研究文章指出，實施了三十年的聯繫滙率制度可以檢討，震撼政壇。不過，由於任氏個人的往績，加之香港社會近年流行的簡單標
籤、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他提出的問題沒有引起太多的實質跟進，反而變成因人廢言的聲討。在一番哄哄鬧鬧之後，一如所有老掉牙的社會議題，無疾而終。
積極不干預──概括港英管治理念？
個人並非金融專家，但任氏所言，令我想起剛進入政府工作時，碰巧遇上亞洲金融風暴，港元受狙擊，利息被夾高，炒家在期指市場予取予攜，股市與樓市一片風聲鶴唳；港府最終雖然成功入市「平亂」，但是反應略慢，令新上場的董政府遭受沉重打擊。
那時我剛大學畢業，其中修的一門課是國際經濟。當時英國學界最大的辯論便是圍繞即將誕生的歐羅，以及各種滙率制度的優劣，由此也學了一點皮毛，知道在完全固定的滙率下，是必須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權；而固定滙率的成功，非常有賴市場對政策承諾有着不容置疑的信任。
所以對於港府面臨危機時的政策兩難，以及在鏡頭前堅定不移地反覆重申政策立場，深感同情（目前政府高層要高調反擊任氏的提議，也是出於同一道理）。
只是，自金融風暴起我也一直在想：難道偌大一個政府，在背後（在此必須強調：只能是在背後）真的沒有人認真仔細地考慮過——哪怕是那麼一點點——脫鈎的可能
性嗎？難道沒有人思考過，為了維護這個雖然有利、但不一定神聖的人為設計，香港經濟和社會願意並且可以承擔的最高代價？難道沒有盤算過如果一旦脫鈎，該作 如何處置？
與其臨危被迫脫鈎，不如事前仔細策劃，這就是所謂的應變計劃（contingency planning）。當時我就跟同屆同事談過這問題，不過身為畢業生，人微言輕，見識亦淺，政府高層的事自然所知有限。同事剛從新加坡回來，笑言獅城政府可能會有這類計劃。
後來走訪過幾個其他不同的衙門後，我慢慢對政府的行事作風多了一點了解，發現港府似乎沒有做這類應變計劃的習慣（大亞灣核事故應變計劃除外）；但那是比較技術層面的，不是政策（當然，政策也需要有技術層面的具體執行細節）。
這是否因為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傳統呢？首先，積極不干預已經幾乎被神化，彷彿這五個字就概括了港英政府的管治理念，這只是想當然而已；更重要的是，積極不干預絕不等於什麼事也不做。
事實上，經驗主義如英國人，都有做扎實的政策研究。嶺南大學李彭廣教授最近的新書披露，英國殖民地部於1945年增設研究處，開始時的年度研究預算為一百萬
英鎊【註1】。一百萬英鎊約值今天的三千五百萬英鎊（英倫銀行數字），要注意的是，以上預算還是在戰後英國國困民窮的狀況下作出的投資。
以 上說的，還是比較學術性強的研究。英國政府對諸如部署撤出殖民地等涉及帝國利益的事情，肯定有不同的應變方案。這些應變方案，須要就未來可能發生或者肯定
會發生的政治經濟問題，設想各種情景的可能性，並提出不同利弊的對策；同時隨着時間的推移、形勢的改變而定時更新。問題涉及的層面愈廣，須要顧及的內部有 機聯繫便愈多，不能割裂看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棄守聯滙──可有「撤退」方案？
以聯滙為例，無論決定棄守還是堅守，最重要的是如何執行操作，把震盪減至最低。棄守的話，是否會有一套全面的「撤退」方案？是擴大與美元的浮動幅度、與另一種或另一籃子貨幣掛鈎，還是完全自由浮動，這些是金融專家和經濟學者思考的問題。
如何處理好消息的發布，預防屆時可能出現的社會動盪，警惕境內外投機分子發「港難財」的上下其手，與利益立場各異的團體解釋，游說他們支持，安撫反對的意
見，以及設計新滙率形成機制時，如何保障權力的適當制衡與分配，既不過分迷信專家又不為民粹主導，則是政治家須要通盤考量的問題。
尤其是要 針對利益受損的一群，是否須要作出什麼安撫、為社會和諧而達致一種平衡？而具體情況又會因升值貶值而有所不同。譬如，較早前港幣曾逼近強方保證水平，目前
脫鈎可能會出現港幣單方面的升值，財金當局亦會有空間適度加息，壓抑過度熾熱的投機炒賣活動，如此便會觸動很多在房地產市場持有大量物業或土地人士的利 益。
堅守聯滙──放棄貨幣政策自主？
當然，同樣問題也可以反過來思考。如果選擇堅守聯繫滙率的話，那無異意味當局放棄了貨幣政策的自主，但是香港政府還是能夠透過財政政策、土地政策、房屋政策等等，補償因為實行固定滙率而長期受害的社會階層。
既然長期的低息環境助長了資產泡沫和高樓價，又蠶食了港幣的購買力，令廣大沒有恆產、主要收入限於港幣的受薪勞動階層，飽受輸入通脹和高樓價的雙重壓迫，那麼政府絕對有理由——無論是出於穩定政權的實際需要，還是純粹道義的感召——透過其他的政策工具進行重新分配。
自由派經濟學者可能會對此憂心忡忡，惟恐干預了我們的自由市場經濟。可是絕對的自由市場只是存在於經濟教科書裏，聯繫滙率本身便是對滙率的一種人為干預，是百分之一百的政府行為。那末，針對此政策的負面影響而作出相對的修正，又怎能以干預市場而一筆抹殺？
當然，以上所提尚只是從香港本位考慮。現實是，香港要改變滙率制度，不可能不跟中央政府打個招呼，不可能不考量中國在此事上的利益和立場，後者尚有在國際政治經濟角度的全盤考慮。
比如1997年回歸之初，中國斷然不可能接受香港在國際炒家的狙擊下放棄聯滙，面子以外，亦有悖於當時自己人民幣不跟隨東南亞貨幣競相貶值的國策【註2】。只是這些考量在民粹主義之下，隨時又被上綱上線，成為一國干預兩制的證明。
註1：《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第16章）．李彭廣。
註2：文首所引任志剛的文章，從經濟角度論述了港元作為本地貨幣及國際貨幣在功能上會出現的矛盾。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