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個月，「文化」二字成為關鍵詞，由政客到政評、藝術家到創意產業從業員、專欄作家到退休高官，廣泛程度，史無前例。雖然不少涉及局長跑馬仔，但也起碼說明了文化之於整個社會的相關性，可算是「文化觀點主流化」的第一步。
文化民主與政策專業
文化從等同高雅藝術中解放出來，是民主化的進步，但也並不等於「文化不會有通才」、「整車CEO也能搞文化」。文化民主不等同相對主義，反而更執著於對人文價值的堅持與專重文化操作的專業性。以保育為例，保留抑或拆卸政總西翼，既取決建築美學和歷史知識，也在於彰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而所謂文化視野，即是取決於主政者的文化識見，能不能在適當時候擇善固執，捍衛人文精神。像龍應台般出來擁抱大樹，阻擋遷拆的手臂。亦須有不知為不知的勇氣，讓專業者發揮所長。知所進退，此之謂文化民主與文化政策的專業性。
去政治化的殖民陰霾
然而文化局之議，早由民間提出，騰折20年，從下而上之後再從上而下，在2003年終於輾轉在文委會的報告書中達成薄弱的共識。雖然局長人選高開低收，但「因人廢局」在邏輯與策略上均難以說得過去，但「因人廢局」背後的疑慮，實際就是怕文化局會淪為中宣部，進一步「西環治港」。誠如梁文道所言，城市的文化管理屬不同層級（5月21日《信報》「熱話文化局」）。因此這種疑慮既是不必，也是太遲。
香港從來都是各方統戰基地，國共兩黨以和冷戰雙方均在殖民地政治中立的掩護下拉動輿情。九七後國民教育成為民政局的主要任務，早已貫通民間脈絡。當然還有無法證實的地下黨戰線。所以「中宣部」之疑，更多是恐共的借喻，擔心文化變成由中共控制意識形態工具，甚至直接干預文化發展。其實來自英殖的「不干預」政策的陰霾——從大會堂到文化中心，伴隨覑硬件建設的軟件配套，是去政治化的文化服務和藝術活動，實質是用來安撫社會不安情緒的產物。結合藝術教育與厚此薄彼的資源分配，從藝術生產到消費，均貫徹覑「藝術應獨立於政治」的意識形態。故此，在「不要中宣部」的口號背後，民間包括文康體制內的專業人員，必須分清這到底這只是過去把去政治化的延續，還是對文化政治的正面迎戰。文化局的來臨，即是文化政治的開始，只有深入管治機制的內部操作，才能轉危為機，藉文化局來建立香港文化的主體性。
「東亞文化中心」的本末倒置
觀乎新架構，筆者認為真正隱憂，並不在政治任務，而在於向經濟效益傾斜，把文化淪為工具。梁振英的「東亞文化中心」宏圖，只在數碼港、中藥港的老調重彈，把文化項目化，亦未搞通自家政綱中「多元文化」、「尊重表達自由」、甚至要結束「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等宏大論述內部邏輯。以文化發展的功用來說明文化的重要性，完全倒果為因。反之，創意城市與文化產業並不是目標，而是滋養人文素質、締造公民社會共識的工具。以西九為例，那些萬人座劇院、17萬呎博物館，還有即將來港的誠品，都不是文化發展的指標，而是讓文化市場得以培植出足夠的critical
mass，得以脫離政府的直接干預（資助），遍地開花。
設計史學者Mathew
Turner早在《香港六十年代：身份、文化認同與設計》一書已提出，過去以外貿為主的產業經濟，雖然令香港人的生活「看起來」很現代化，但為外銷而度身訂做的產物，亦令主體無從生根。而我們已進入特區時代，我們應好好珍惜言論自由空間、廣東話與兩文三語的歷史傳統，先建立一種開放的主體性，再為鄰近地區以至大中華富豐大家的文化深廣度。
文化政策——改革者的科學
其實文化並不難定義，分別在於不同定義開出不同的文化實踐。例如文化研究經常以文化作為生活方式的全部（Raymond William - 'all ways
of lives'），與意義和價值系統（Clifford Greetz），作為開闊文化參與的基點。從文化研究到文化實踐，學者Tony
Bennett索性直指文化政策是「改革者的科學」。繼承傅柯的權力論，他認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把權力想像為單一的壓迫來源，無助拆解文化政策作為一種浸透與衍生的社會管理方式。像博物館、圖書館以至商場，都是高度技術化的環境（technologized
environment），其政治性不獨在其內容，而更在於它們為每一個市民設定的遊觀方式。加上代全球化為城市文化生活帶來的後現代轉向，讓施政者更容易以多元與相對作為遁詞，迴避文化政策中最為關鍵的價值與意義面向，以產業取代文化權利；以市場利益糊塗業界對整體社會責任。文化政策是一場耐力與智力的遊戲，如果我們仍把戰場局限在「文宣」範圍，容易「贏了口頭，輸了山頭」，雙方都會錯失達成官民共治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