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日星期二

梁寶山﹕建立「文化家園」 ——文化政策與文化政治再議



過去兩個月,「文化」二字成為關鍵詞,由政客到政評、藝術家到創意產業從業員、專欄作家到退休高官,廣泛程度,史無前例。雖然不少涉及局長跑馬仔,但也起碼說明了文化之於整個社會的相關性,可算是「文化觀點主流化」的第一步。

文化民主與政策專業

文化從等同高雅藝術中解放出來,是民主化的進步,但也並不等於「文化不會有通才」、「整車CEO也能搞文化」。文化民主不等同相對主義,反而更執著於對人文價值的堅持與專重文化操作的專業性。以保育為例,保留抑或拆卸政總西翼,既取決建築美學和歷史知識,也在於彰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而所謂文化視野,即是取決於主政者的文化識見,能不能在適當時候擇善固執,捍衛人文精神。像龍應台般出來擁抱大樹,阻擋遷拆的手臂。亦須有不知為不知的勇氣,讓專業者發揮所長。知所進退,此之謂文化民主與文化政策的專業性。

去政治化的殖民陰霾

然而文化局之議,早由民間提出,騰折20年,從下而上之後再從上而下,在2003年終於輾轉在文委會的報告書中達成薄弱的共識。雖然局長人選高開低收,但「因人廢局」在邏輯與策略上均難以說得過去,但「因人廢局」背後的疑慮,實際就是怕文化局會淪為中宣部,進一步「西環治港」。誠如梁文道所言,城市的文化管理屬不同層級(521日《信報》「熱話文化局」)。因此這種疑慮既是不必,也是太遲。

香港從來都是各方統戰基地,國共兩黨以和冷戰雙方均在殖民地政治中立的掩護下拉動輿情。九七後國民教育成為民政局的主要任務,早已貫通民間脈絡。當然還有無法證實的地下黨戰線。所以「中宣部」之疑,更多是恐共的借喻,擔心文化變成由中共控制意識形態工具,甚至直接干預文化發展。其實來自英殖的「不干預」政策的陰霾——從大會堂到文化中心,伴隨覑硬件建設的軟件配套,是去政治化的文化服務和藝術活動,實質是用來安撫社會不安情緒的產物。結合藝術教育與厚此薄彼的資源分配,從藝術生產到消費,均貫徹覑「藝術應獨立於政治」的意識形態。故此,在「不要中宣部」的口號背後,民間包括文康體制內的專業人員,必須分清這到底這只是過去把去政治化的延續,還是對文化政治的正面迎戰。文化局的來臨,即是文化政治的開始,只有深入管治機制的內部操作,才能轉危為機,藉文化局來建立香港文化的主體性。

「東亞文化中心」的本末倒置

觀乎新架構,筆者認為真正隱憂,並不在政治任務,而在於向經濟效益傾斜,把文化淪為工具。梁振英的「東亞文化中心」宏圖,只在數碼港、中藥港的老調重彈,把文化項目化,亦未搞通自家政綱中「多元文化」、「尊重表達自由」、甚至要結束「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等宏大論述內部邏輯。以文化發展的功用來說明文化的重要性,完全倒果為因。反之,創意城市與文化產業並不是目標,而是滋養人文素質、締造公民社會共識的工具。以西九為例,那些萬人座劇院、17萬呎博物館,還有即將來港的誠品,都不是文化發展的指標,而是讓文化市場得以培植出足夠的critical mass,得以脫離政府的直接干預(資助),遍地開花。

設計史學者Mathew Turner早在《香港六十年代:身份、文化認同與設計》一書已提出,過去以外貿為主的產業經濟,雖然令香港人的生活「看起來」很現代化,但為外銷而度身訂做的產物,亦令主體無從生根。而我們已進入特區時代,我們應好好珍惜言論自由空間、廣東話與兩文三語的歷史傳統,先建立一種開放的主體性,再為鄰近地區以至大中華富豐大家的文化深廣度。

文化政策——改革者的科學

其實文化並不難定義,分別在於不同定義開出不同的文化實踐。例如文化研究經常以文化作為生活方式的全部(Raymond William - 'all ways of lives'),與意義和價值系統(Clifford Greetz),作為開闊文化參與的基點。從文化研究到文化實踐,學者Tony Bennett索性直指文化政策是「改革者的科學」。繼承傅柯的權力論,他認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把權力想像為單一的壓迫來源,無助拆解文化政策作為一種浸透與衍生的社會管理方式。像博物館、圖書館以至商場,都是高度技術化的環境(technologized environment),其政治性不獨在其內容,而更在於它們為每一個市民設定的遊觀方式。加上代全球化為城市文化生活帶來的後現代轉向,讓施政者更容易以多元與相對作為遁詞,迴避文化政策中最為關鍵的價值與意義面向,以產業取代文化權利;以市場利益糊塗業界對整體社會責任。文化政策是一場耐力與智力的遊戲,如果我們仍把戰場局限在「文宣」範圍,容易「贏了口頭,輸了山頭」,雙方都會錯失達成官民共治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