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何以會失敗，曾引起中外學者的爭論。五十年前，還有人張揚他為「初期社會主義者」。其實這個比擬不合實際，而且王莽的敗亡，有他親身實歷的前後史蹟足以解釋，用不著我們提供沒有發生的情事作假說。
王莽新政涉及雖多，其要點不難縷列。其一是稱天下之田為王田，亦即土地國有，各家室佔領的面積及使用奴隸人數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買賣。其二則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經商，也用金銀布匹大錢五銖錢下至龜貝造成一個彼此能互相更換的貨幣制度。一為農業政策，一為商業政策，也符合傳統所謂「食貨」的範疇。其理想則是農民都有田種，貨物既流通，價格也公平，高利貸則絕跡。
這種理想，牽涉國家社會的根本，目標遠大。可是根據這改革者自己所發詔書的揭示，漢初以來假設全民平等的賦稅制度，因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經名不副實。新莽由於財政困難，公卿以下月祿才得帛一匹，「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這時候還以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紙文書頒布，則天下怡然景從，也未免太樂觀了。
西漢與東漢之交，兩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間士族大姓興起。二是官僚機構膨脹，據估計中央地方官吏逾十三萬人。光武帝劉秀崛起於民間，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為後者所羈絆；王莽則反是。他不能與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詔書和他們作對。他雖改長安為新安，仍是與積習難返的官僚機構結不解緣。均田則應在農村著手，政府經商也要組織普通商人作第二線及第三線的支持。他對這些事全未著意。
今日我們讀《漢書》裡面的王莽傳，不能忽視此人書獃子的「氣派」。比如他用「五威將」巡行各處，乘「乾文車」，駕「坤六馬」，各人「背負鶯鳥之毛」。他又分大郡為五，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匈奴單于被他改為「降伏單于」，所轄國土人民也被分為十五部。高句驪則降為「下句驪」。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時總是接受外間至大的壓力，也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然則，他也有很多我們在今日視作離奇的辦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兜須用在真人實事上，以一種象徵性的指示當作實際的設施，注重視覺聽覺上的對稱均衡，不注重組織的具體聯繫，這些都與傳統中國思想史有關。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術供應不及時的產物。因為統治這龐大帝國，包羅萬象，即使博士顧問，也必須保證對萬緒千頭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權之萬能。於是只有將原始片面的見解牽扯著籠罩著去推衍出來一個內中凡事都能互相關聯而有規律性的宇宙。
在漢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對武帝策問時就已提出「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的解說。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陰陽五行的淵藪。凡是春夏秋冬，東西南北中也都與木火土金水有關，也與五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董仲舒自己言災異，幾乎闖下大禍，幸經武帝赦免。可是陰陽五行的假科學經此一代大儒的提倡，成為眾所周知的真理。因為「火居南方而主夏氣」，又與軍事相配，所以《漢書》五行志指出漢武帝幾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間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書裡沒有講明究系因天旱而動干戈，或是因為起兵戎而有旱災，或者兩者都因「夏氣」旺盛之故。同書天文志也指明「經常星宿」（常見的星和星的集團）「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從西漢到東漢，這種信仰只有變本加厲。《後漢書》的儀禮志更記載冬至日來臨之前夜，京城百官都於夜漏未盡五刻時（約等於現在晨六時）穿黑衣服，迎氣於「黑郊」，行禮畢，改穿紅色袍服。乃是因為冬至那天晝最短夜最長，以後白晝漸長，黑夜趨短，也就是陰去陽來，朝廷也要集體的相時而動，才能「承天理物」。也還要在那一天權量水之輕重，確定晷影之長短，並且調整樂器。這也就是乘著「節氣」之氣，對凡與數目字有關的工具，給予一番飭備。
凡是一種動作，都有陰陽的關係在內，凡是數種事物，既有自然賦予的一定序列，則可以用數目字解釋，並不與現代科學衝突。就是擁護王莽的劉歆，解釋下雨為陰氣不能上達，陽氣又無可下透，也可以說是用一種美感的方式闡述一種物理現象。所以李約瑟說中國哲學家猜測自然的奧妙與希臘思想家不相上下。我們則覺得希臘思想家還只認為自然法規須待斷的發現，才能不斷的展開。漢代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則以為人類應有的知識都已在掌握中，並且自然的現象，正常與非正常，都與人事有關，凡人一眼即可看穿。這當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區別。而中國思想家最大的負擔，則是他們所揭開的知識很難與朝政分離。
光武帝劉秀也重圖讖。他和鄭興討論郊祀，有下面這段記載：
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這也證明專制君主需要一種意識形態做他的張本，臣下很難抗拒，因為不支持它，就是反對他。鄭興只好服輸，自己承認學術淺陋，不如聖見高明，才得脫身。
在同樣的情形下，我們也可猜想以當日文字傳遞的艱難（紙張僅於公元一○五年前後出現），加以政府收攬讀書人之廣泛，凡與當局意識形態格不相與的知識就很難普及。東漢之張衡作渾天儀，又於公元一三二年作地動儀，能不待各處報告，預知何方地震。他的渾天說，稱天如雞卵，地如卵黃，日行一度，共三六五又四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圓周率為三．一六二二。可是他為宦官所讒，自己也不如意，還不敢向皇帝直說，「及後之著作，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這和董仲舒所著「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有霄壤之別。比張衡還要早約五十年的王充，對當日迷信作有系統地批判，所著《論衡》二十餘萬言，但是他人為「異人」，書為「異書」。《後漢書》裡寫他的傳記，只聊聊數十行，除了說他所著書，「始若詭異，終有實理」之外，無一字一句抄錄。可見得以知識本身為目的的知識，總有與時尚不合的趨勢。
從這些觀點出發，我們回頭看王莽：《隋書》經籍志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從此也看出新莽與光武帝劉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帶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們的帝業，並無基本的差別。可是除此之外，劉秀注重實際的組織，有步驟的達到他的目的。王莽則眼高手低，只能宣揚天下大局應當如是，做事經常文不對題，可能被他自己的宣傳所蒙蔽。作他的傳記者只要把他的詔書書前後摘錄，也可以給人看出這位改革專家，實際上仍是一個大書獃子。
西漢與東漢
西漢與東漢，究竟應當在歷史上視為兩個不同的帝國，或者看作一個整體的朝代，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兩漢在公元前及公元後各歷時約兩百年，中間經過新莽的中斷十五年，如果視為一個朝代，則它連亙四個多世紀，為上承秦始皇下迄滿清兩千年來帝祚最長的一個朝代。
中國的人口，據稱經過王莽後有大量的損耗，可是後來經過東漢的休養生息，也漸漸恢復原狀。官方的統計，常有訛漏，至漢亡時仲長統的估計，應逾千萬戶。則兩漢在正常狀態下，人口總數應當是五千萬到六千萬之間，公元前及公元後並無顯著的差別。
以疆域及兵力威勢之所及而言，則兩漢間的變動亦少。漢武帝在朝鮮半島開拓的立足點，東漢也能大概維持。交趾反叛，有馬援平定。漢武帝還要竭全國之力伐匈奴。這遊牧民族在王莽後永遠的分為南北，給東漢竇憲一個絕好的機會。他在公元八十九年的北征，出塞三千里，各部降者二十萬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至於北單于「不知所終」。西漢既有張騫之通西域，東漢則有班超打破他的紀錄。班超籌劃「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領出塞的不過志願軍千多人，後來接濟他的也不過兵士八百人，他竟能「以夷制夷」。攻莎車時發兵二萬五千。公元九十四年更合西域八國兵七萬人討焉耆。
只是東漢有一個邊疆問題，其棘手的程度，為西漢所無，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區的羌人。這些藏族遊牧民族，沒有統一的組織，各部落時合時分。有時漢人也欺凌他們，引起雙方的仇殺，戰事經常發生，每次雙方的死傷各逾數千。草原地帶既無法佔領，東漢的移民實邊也極耗費。即招羌人內屬不僅無實效且有後患，漢亡之前董卓的擁兵自重，即靠羌人編成的部隊撐腰。這種部隊，只有他能指揮，旁人無法管馭。
可是事雖如此，在當時人看來，縱算西漢都長安，承土運，所以一切都以黃色為尚，東漢都洛陽，交火運，所以旌旗衣飾概以紅色為主，實際上只有一個朝代。光武帝劉秀，出自漢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他在洛陽重建太廟之後，只奉祀西漢的君主到元帝為止。因為對光武講，元帝仍屬父輩，成帝則為兄弟，哀帝已屬侄輩，平帝更算是侄孫，都不在太廟奉祀之內。光武更因呂後不遵高祖遺囑，引起諸呂之患，雖然事隔兩百年，仍將她的靈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靈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國以來從父系母系上講都是名正言順一脈相傳的繼承人。於是劉秀在歷史上稱為「中興之主」。
最近幾十年來從考古所得，已給我們一個體會漢朝日常生活的機會。這些資料也給以上的問題，賦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衣食住行的各項資料，如無實物，即有模型圖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侖廁爐灶，更大至於樓台榭閣，都可以一目了然。漢朝一般人的思想，認為生與死沒有絕大的差別。陰冥雖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對死者祭祀供獻，卻用不著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為如此，所以漢代墳墓裡缺乏我們今日認為有宗教性的標幟與裝潢，卻有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鐫刻。這些碑畫，內向對棺槨，好像專供死者欣賞，其中有的引用歷史故事，例如荊軻刺秦王，漢武汾上得寶鼎，有的則鐫刻車馬宮室，庭院廚廄，農田作業，市廛買賣，甚至方伎雜耍。其廣泛真切可以給研究歷史的人一開眼界。
從這些資料看來，再加歷史的證明，我們可以說漢朝四百多年內，文化生活已有很長足的進步。在多方面講，中等以上住戶的生活，較之近世紀，已無顯著差別。中外學者一致將這成就歸功於兩漢的重農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農，而冶鐵公賣，則西漢全國統籌，東漢各地作主，也使標準農具普遍的及於一般農戶。而且地方官員經常興水利，論穡稼，有如《漢書》及《後漢書》循吏傳之所敘。從這些方面看來，中國的初期統一，以淳樸雷同的法制加於廣大的地區，不是完全沒有好處。同時在這種原始的重農政策之下，東漢與西漢，也確實有承前接後的聯繫。若非如此，則其人口與版圖，就甚難如此互相湊合。
但是這問題仍可倒轉來看：要是兩漢確是一脈相傳，何以兩個時期的歷史學會有這樣大的差異？今日我們展讀西漢的歷史，不期而然的會感覺到內中有很多令人興奮，令人竦懼，令人嗟嘆，令人驚訝的地方。這種特點，很難在東漢史裡看到。即使現今《劍橋中國史》的主編人Denis
Twitchett 也曾經對我說找不出一部讀來令人覺得滿意的後漢史。這原因又在什麼地方？
從現代的眼光看來，西漢帝國仍在草創時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專權，宣帝的稱雜霸，都離不開一種試驗性質，所以能勾動讀者的好奇心。東漢的君主，就沒有這種創作的機會。其中主要的原因則是帝國的粗胚胎穩定之後，立法不能展開。君權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對稱與均衡，就無從分割，也不能根據實況合理化。這情形曾引起仲長統說，三公都是虛設，到頭仍是寡頭政治。同時官僚機構的組織，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沒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開，民間經濟發達到某種程度，政府在技能上無力處理社會所產生之各種繁複問題。朝中的權力鬥爭，卻仍以道德名義作張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黨攪作一堆，公事與私事混淆。今日之讀史者，除了覺得資料重複，糾纏羅索之外，也很難分析其後面問題的真面目，更難判斷誰是誰非。
嚴格講來，東漢或後漢只有起首的三個君主能有所作為；此即光武帝劉秀之「中興」，明帝劉莊的用嚴刑峻法鞏固其帝國，並用各種建築及儀禮使君權神秘化和美術化，與章帝劉坦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強施政時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實也只有「中興」是創舉。承認「中興」，則西漢與東漢是為一元。
這樣看來，東漢的歷史沒有寫得好，也不足為怪。一個國家的法制逾四百年沒有實質的改進，其行政不能表現活躍與生機，只好說是時勢所必然。紀西漢的《漢書》提供刑法志，食貨志和溝洫志等材料，紀東漢的《後漢書》則全部付諸闕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綬的敘述。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無關係（《後漢書》也和《漢書》一樣，並非出於一人手筆），而當中仍有一個關鍵，則是從長期的歷史眼光看來，後漢因襲前代過甚，只能繼續充實一個原始型以小自耕農作基幹的大帝國，不能替中國找開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