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陳景祥先生在網上著文，稱我對「土共一詞反應激烈，暴跳如雷」。其實他是避重就輕。我在本報著文駁林行止，不是專為「土共」一詞展開論戰，而是他把破壞「一國兩制」的罪名加在傳統左派身上。現在陳景祥護主心切，轉移主題，認為我只是「聞土共而大怒」。大家可以對我在本報發表的批評《信報》的文字加以覆按，這種論爭，是否只因一個名詞而起？
「土共」當然是個貶詞，就是有「老土」、「土頭土腦」的意思。但現在不是爭論這個詞兒，如果說是傳統愛國左派的簡稱，也就罷了，不再糾纏。說我「暴跳如雷」，是因為把破壞「一國兩制」的罪名加在傳統左派身上，反而不是「港英餘孽」和叫囂香港已變成中國的「殖民地」的反共分子，這公道嗎？
愛國左派不是天生「一左兩窄」
說到在內地改革開放以前，香港的傳統左派，「一左兩窄」，也是不公道的。香港傳統愛國左派，不是天生「一左兩窄」的。傳統愛國左派出身基層，知道民間疾苦，了解香港社會情。當然身受港英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的殘酷殖民壓迫，在「有壓迫就有反抗」的真理下，於是對殖民統治醞釀覑抗爭。而群眾運動往往在開頭的時候，總有過火的時刻。但傳統左派也深知毛澤東和周恩來對當年香港作為殖民地的政策卻是「長期利用，以待時機」。特別是周恩來在多次會見香港人士時諄諄教導，說對香港的殖民統治要忍耐，不能心急。在西方圍堵新中國的時候，香港這個窗口，十分重要。香港的傳統左派，其實是早就接受這個觀點的。
但是上世紀50年代後期，毛澤東高舉「三面紅旗 」，發動「大躍進」，把「左」的路線第一次發展到高㗖。而在廣東當中南局書記的陶鑄，緊緊追隨，並要在港澳大展拳腳，派了梁威林前來擔任香港新華社社長。梁比陶鑄更左，下車伊始，便要求在香港要使革命力量遍地開花，到處插紅旗，更批評當地愛國傳統左派太右了、太保守了，因而掀起一場左傾浪潮。
毛澤東、陶鑄、梁威林影響香港過 「左」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左 」的一套，更席捲全國，難免影響香港的基層群眾。但如果領導人頭腦清醒，深刻了解中央早年對港澳的正確路線：「長期埋伏，隱蔽精幹，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就不會煽起一陣陣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左」的做法。不料，上面「左」，下面更「左」，在「人造花廠事件」的火頭燃點起來後，終於以「左」的瞎指揮形成一場至今令人痛心的「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的根子在領導。基層群眾雖然在不滿港英的殖民統治和內地「文革」風潮的雙重影響下，自然容易接受了這種「左」的思潮，並在行動上做出違反群眾利益的破壞社會秩序和傷害群眾利益的種種暴力行為。
就我所知，當年愛國工會和學校以及中資機構的若干領導人，都對擴大對港英的鬥爭策略表示懷疑，並對罷工、罷課、罷巿等表示不同意見。因為這種單方面的行動，除罷工由於工會對公共交通如巴士、電車等從業人員影響較大，有一定癱瘓社會的作用之外，罷課只能罷了極少數學生，罷市損害國家主副食品出口利益。他們於是紛紛把這些意見反映到領導層，但新華社領導一意孤行。我認為這些領導人除了思想上接受了「左」的一套外，也是為了自保。如果不這樣幹，他們害怕被調回內地批鬥。
我當年對 「左」 有若干批判
我當時只是一校之長，並無一言九鼎的能量。但我盡了能力在我所管理的學校做了3件事：第一，新華社要求學校罷課3天，我認為罷課無濟於事，只以罷課一天應付過去。第二，有人認為愛國學校應退出會考，以示抗議，我不同意，只同意學生可以自由不參加會考。第三，我下令不准在學校實驗室製造所謂「真假炸彈」。
當然，我也仍然受到「左」的思潮影響，不免發表過一些「左」的言論。但我畢竟植根於香港，了解港情，覺得自從內地「大躍進」以來，在港的許多做法完全脫離實際，心裏滿有疑惑。由於自己的思想局限，自然是隨波逐流。但我當年卻是被某些領導人認為是十分右傾的。
我在2001年7月曾在本報寫過一篇〈反英抗暴剖白〉 （已收入2005年出版的《吳康民論時政》，天地圖書）。當年此文仍然言猶未盡，今天在此再行補充，有如上述。
香港的 「左」，根子在外派領導
說到傳統左派在香港的「一左兩窄」，其實根子在內地外派的領導，而不在當地的傳統左派。這個「致命傷」不是土生土長的，相反，可以說傳統左派還是有若干抵制的。
所以，許家屯來港就任新華社社長，下車伊始，又是嘩哩嘩啦地發議論，說香港的傳統左派「一左兩窄」，其調子和陳景祥一模一樣。但他知不知道這個「一左兩窄」的來源是什麼嗎？他自己卻又從批極左到了行極右，只注重上層資本家，忽視了基層群眾。他在港幾年的工作，也實在不可恭維。
至於在六七暴動中的受難群眾以及他們的家屬，至今處於社會底層，並未如林行止所說的，回歸後得到「分田分地」的好處，我們深表同情。有的人因為受過港英當局的判刑至今留有案底，在若干方面頗有不便。此事我雖詢問有關人士，據稱屬於法庭即司法的範圍，特區政府也不易處理。
要提倡包容 而不是大批判
「一左兩窄」的現象，應該說目前在愛國傳統左派隊伍中仍然存在。這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值得愛國傳統左派檢討。但社會上的成見也頗難打破。加上對內地的施政和缺點，香港的輿論和話語權，都不在傳統愛國左派手上。而傳媒輿論都集中批評內地的貪腐現象、忽視人權以及專權等不民主現象，而對經濟建設和科技發展的成就和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多視而不見。這種偏見，與傳統愛國左派相左。正像最近關於國民教育教材的爭論便是如此。一個李旺陽的案件可以抵消太空船上天和潛水器入海的巨大科技成就有餘，如何不令人慨嘆！
陳景祥責怪「港共」對「異見人士」「睇不順眼」，你們這些「異見人士」又何曾對傳統左派看得順眼？人分左中右，左中右的也有不同見解，要人心完全統一是不可能的。但提倡包容應該是輿論的重要責任。可惜香港的輿論媒體大多對內地有太多偏見，對香港的傳統愛國左派也有太多偏見。不包容而誇大分歧，攻其一點而不及其餘，徒增社會戾氣。現在香港可說已進入了「鬥爭為綱」的時期，留港愛港的人，只能徒呼荷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