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第八個皇帝徽宗趙佶於公元一一二五年金人進逼汴京之際倉皇傳位於皇太子趙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趙桓成為歷史上的欽宗。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金人擄去，終身監禁達三十年之久。
其實徽宗也未漏網。一一二六年，也是靖康元年，欽宗搜括開封市內的金銀貢獻於金軍，承認割讓北方太原等三鎮，敵方後撤，京師解嚴，太上皇徽宗為群臣諫勸表示團結一致的局面下回汴京開封。不料朝廷尚在和戰未決間金人捲土重來，這次他們不再與趙宋交涉，竟擄獲當今皇上、太上皇、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雖然這事發生於一一二七年初，通常歷史家公認北宋亡於一一二六年。此後徽欽二宗先後死於五國城（今日中國之東北角）已不在話下。
只有在這紛亂期間徽宗之子欽宗之弟康王趙構能夠舉兵脫逃，在南京稱帝，是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於江浙沿海一帶，有一個時期亡命於海舟之上。後來總算定都（只稱「行在」）於臨安（杭州）。又直到一一四一年秦檜的和議成功，趙構向金主稱臣，每納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又認定淮河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一二七九年亡於忽必烈之元，先後延宋祚又一百五十三年。
靖康這悲劇性的年號千古普遍地流傳，大概是由於岳飛所填詞《滿江紅》有「靖康恥，猶未雪」字句之故。既稱之為「恥」，則是不應當發生的事蹟，竟讓之發生。一一二六年斡離不進軍開封之際，兵力不過六萬，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師，號稱二十餘萬。只是和戰之計倉皇未決，以致人心瓦解。當時如果持以恆靜，何至如此凌受羞辱？這樣子的分析與辯駁，已經有很多歷史學家先後為之。並且追究責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面則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歷史家鋪陳往事，其主要的任務是檢討已經發生的事情之前因後果，不能過度著重並未發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機緣也可能發生，並且可以產生理想上的衍變（除非這樣的揣測提出側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補正面觀察之不足）。並且金人入主中原，「廢」北宋皇帝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們亟要找得眾所公認的原因，專門相信當時人個別追究責任維持己見的說法，很難與今日的理解符合。
從這種立場，我們可以看清：趙宋王朝三百一十九年與邊區少數民族所樹政權的周旋，經常站在被動地位，因其不能戰，也難能邀得對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遼既已三度失敗（詳「澶淵之盟」），一○四一年契丹又準備南犯，富弼的交涉，總算不辱使命，但是還是以增歲幣了事，到頭仍是軍事力量不夠。北宋不僅對契丹之遼及女真之金如此，他們對以西羌為主體組成的夏國也不能採取主動。其軍事行動，經常曠日廢功，敗兵折將。神宗朝的戰事，連亙十四年，竟留下一段「官軍、羯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的紀錄，趙頊一聞前線受挫折的戰報終夜繞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議和時宋朝仍承認歲「賜」銀綺絹茶。
南宋的軍事與外交，也無起色。「靖康恥」之後，岳飛父子即成為一一四一年和議時的犧牲品。只有一一六五年宋金又交兵，勝負未決之際和議成功，金人讓宋君稱皇帝，稱金主為「叔」，自稱「侄」而不稱臣，歲幣也不稱「貢」，且減十萬，宋人以為這是「正敵國禮」，如此收穫已經值得驕傲。也只有在這戰事期間，岳飛才復官改葬。可是一二○七年韓佗冑北伐失敗，金人要他的頭顱，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屍，將他的首級封函畀金。同時歲幣也增至六十萬，而且還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議的秦檜「復爵謚」。又直到蒙古敗金時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議絕金歲幣，但是以後南宋之聯蒙古伐金也和北宋之聯金伐遼如出一轍，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無法爭取主動。
這前後一連串的事實聚看起來，實在是違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極粗率地估計也應當在一億以上（一○八八年有「丁」三千二百餘萬。一○七九年籍保甲及民兵七百一十八萬），而常備兵兵數在十一世紀中期之後，經常在百萬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陳賈似道三策，仍稱江南之兵抽之過江「可得六十萬矣」。契丹女真與蒙古，無此龐大的人力。趙匡胤謂契丹精兵不過十萬，靖康元年金軍圍汴京時，其人數也只六萬。據中外學者的研究，蒙古勢力最高潮時，其人口亦不過一二百萬之間，可能近於百萬。即算女真遷都開封其版籍達到最高點時曾稱管轄人口達四五○○萬，按照兩方控制的地區，其人口仍應低於南宋，而且內中絕大多數仍為漢人。
如言文化程度及經濟力量，少數民族不能與多數民族相提並論。十二世紀及十三世紀中國將南方的水利絲茶瓷器漆器的生產發展到最高程度，開封與臨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較之世界各處並無遜色，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學者仍盛稱宋朝之中國經過一段「文藝復興」與「商業革命」。雖然歷史上的遼陽和北京，已於此時創建，因其非商業上的城市，仍無法與南方之大都會比擬。即算南宋需經年向北提供歲幣，其銀絹五十萬兩匹之數仍只佔國家收入之一小部分（專家估計歲幣達到一百五十萬時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二％）。並且兩方的榷市時，雖然銅幣流入北方，銀兩仍流入南方。即在戰事失利時，宋朝並無物資缺乏的徵象。《宋史》「食貨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變法期間各倉庫實際豐溢超過儲藏的量限。哲宗時蘇軾言：「元豐及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即在徽宗時，「蔡京傳」裡仍指出︰時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金錢物資既已積蓄豐富，則要經常流通，經濟的幅度才能寬裕擴大，彼此有循環性）。所以他對徽宗說：「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所以宋朝的富裕超過以前各朝代。
宋朝的人口與物資，不能有效地動員，以致軍事與外交，一蹶不振，成為歷史上一大悲劇，迄今尚缺乏一部綜合性的著作，詳細檢討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過細，忽視傳統中國以「經濟」為官僚主義管制的辦法。包括國計民生之種種切切。傳統中國學人之治史，則先以道德觀念阻塞技術上的檢討。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寬，即以《宋史》「食貨志」及「兵志」參考對照，也可以產生一種概念，知道現代金融經濟，需要詳確的法制維持，先要確定政府徵兵抽稅的權責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財產之不可侵犯，然後國民經濟，足以構成服務性質的部門，包括交通通信保險及僱用律師等等也能作側面的監視。征之西方現代國家之經驗，如此政府大規模的舉措，才有民間組織作第二線、第三線的支持，成為一種健全的機構。宋朝最前進的部門如貨幣及物資之流通，已有此需要。但是其落後的部門，如以小自耕農作生產的基礎，衙前及胥吏的知識與能力，遊民及失業者之維持，又談不上追求這樣的效率。如此上端的人力資財愈積愈大，中層的服務愈為鬆懈空洞，終演成一個數目字上的膨脹，其癥結是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傳統儒家與法家的爭執不能暴露此問題之真象，其情節特殊，也是中外歷史所僅見。
傳統的官僚主義，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為「聖旨」，則實際上徵兵抽稅的權力毫無限制。《宋史》「食貨志」裡說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就表現缺乏獨立的司法機構，稅收權力無限制，其成算純靠上端向下端加壓力。政府經商，財政部門的商業化，更無從合法合理。「食貨志」又云：「自熙寧以來（神宗用王安石的時代），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表糴、兌糴、寄糴、勸糴、均糴等名。」如此其立法也缺乏系統，全根據一時一地的需要，甚至其立法權尚可以落入地方官及軍人掌握之中，宋朝開國時用募兵制，但是至神宗行保甲，徵弓箭手（當日『弓箭社』是華北民間自衛的組織），責義勇上番，已兼用徵兵。「兵志」裡也說及甚至神宗趙頊自己就覺得不妥。他曾提出府兵應與租庸調「相須」。亦即是要徵兵，則要堅持小自耕農的經濟體制，計戶口抽稅，以低稅率實物徵取（這也是當初遼及金的原則）。所以司馬光就說：「今既賦斂農民粟帛以給正軍，又借其身以為軍，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也」，也是同一論調。以後迫於需要，只好重複並用。連皇帝也妥協地說出：「須豫立定條法，不要宣佈，以漸推行可也。」這也是兵員與稅額即民間義務由上級提示增加，其下層組織，更缺乏條理的明證。
官僚主義的辦法，既無客觀的條件考成，只有向下級一體追究責任，於是強迫臣僚謊報掩飾。一般情形向軍政機構報兵少，以減輕責任，向財政機構報兵多，以爭取糧餉，校閱時則請人替代。至此「西路既已冒受厚賞，於是東路憲司前後論列，誕謾滋甚」。甚至「兵數十萬者，虛數也」。「食貨志」裡就提出早在神宗之前，諫官范縝已上疏，揭露「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宋朝的冗官尚可以一眼看出來，如「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顯然的沒有這樣多的官位，容納如許的人員。但是軍隊的「冗兵」，就不容易查察。加以募閭裡惡少為奇兵，正軍反擔任後勤的工作，更無法追究。「靖康恥」之前夕，山東的臣僚指出梁揚祖在山東所報民兵「所奏二十四萬與十一萬，殆虛有名」。童貫手下的「河北將兵，十無一二，往往多招闕額，以其封樁（預算下的節省）為上供之用。」。如是北宋時造成一種離奇的現象：各府庫所蓄皆為「聚斂」，民間反有「錢荒」。政府鑄錢造幣原為信用的籌碼，其稅收既無限制，行政效率又專恃政治壓力，則整個的違反了金融經濟的原則，只逼著自己的信用籌碼，回到自己的府庫，既通貨膨脹又通貨緊縮。全漢升研究北宋汴京的商業，一般進多出少，其收支不平衡，就靠官員的放債收租以及政府的隨從如生員術士遊客的生活費抵償，嚴格說來，也是用稅收支持一個大規模的消費市場，在物價高漲的情形下，對全盤的經濟害多利少。
因之軍隊的兵員素質、士氣及戰鬥力都只有每況愈下。宋太祖曾以「樣兵」作標準，責成各鎮供給中央的禁軍，後來代以木梃。至一○三五年發餉還以兵士的身材分等級。以後就缺乏這樣的選擇性，以難民為兵，以囚徒為兵，在兵士的面上黥字臂上刺字以防止逃亡的事情都已發生。其人員的素質既如是，器械也是濫竽充數。一○七三年神宗設軍器監，原望提高並標準化兵器質量。其所製「神臂弓」，實為強弩，以兩種木材併合製成，絮弦也用絲麻兼用，據說對付騎兵有實效。但是各方請樣件，軍器監就說運輸不便只以樣圖交付算數。
我們不能說宋朝的軍威不振全是官僚主義作祟，如宋都汴京，對山西的山地沒有有效的控制，北方的防禦失去地利之效。遼以兩院統制，金以猛安及謀克戶（女真人之地方首長）與漢人雜居，兼有遊牧民族及農業生產之長，都是以前匈奴突厥之所無。《遼史》「食貨志」稱「馬羊不許入宋」，雖不能完全禁止，但是張擇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圖》即畫出汴京的大車以水牛駢拉。顯然的宋軍馬匹之供用，已受限制。並且趙宋強迫作戰區域的人民南遷，放棄的地帶則為「禁地」，南方的稅收也高，在靖康之前，已有方臘宋江的反叛。然則綜合各種因素，我們仍認為政府組織與作風最妨礙軍事機構發生力量。反到北宋南宋之交，情況混亂，各處盜賊與獨立自主的軍隊不可區分，倒出現了能戰的將領如岳飛及韓世忠。他們不受官僚主義的羈絆，以戰養戰，才徹底發生力量。也因為如此他們終為秦檜所不能容。
這種官僚主義為一種歷史的產生，簡單說來，也是一種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政治組織，缺乏適應性去掌握一種多元的而經常成長改變的城市經濟。不僅趙宋如是，以後契丹與女真也蹈此覆轍。陳述研究前者，盛稱遼之「封建因素成長」。陶晉生研究後者，則稱金南進之後女真民族腐化及其衰弱的情形與北宋相似。其實在會得之間最顯明的趨勢則是一種極簡單的中央極權體制無法支配一個逐漸帶近代型的經濟。怪不得《遼史》食貨志說及「及至末年經費浩穰，鼓鑄如舊，國用不及」。而金的紀錄更低一籌。彭信威的研究，其通貨膨脹達六○○○萬倍。
賈似道買公田
《宋史》「奸臣傳」一共四章，列舉奸臣十五人，又包括他們的子弟等七人，一共二十二人。內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確、章淳，也有慫恿徽宗揮霍的蔡京，和李綱為難的黃潛善和汪伯彥，置岳飛於死地的秦檜，一意北伐的韓佗冑。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兼都督的賈似道殿後。我們今日重新檢閱他們的事蹟，很難證實各人的「忠奸」，確如作史者之所論列。但是以上十五人為當時人及作史者認為是輿論之所不容，則是事實。而且將他們擺在一朝國史之後，顯然的已認為朝代之覆亡，應由這些奸臣負道義上的責任。
賈似道，「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備了傳統壞人的典型。並且他的姊姊賈妃有寵於理宗趙昀，又是靠裙帶關係陞官。後來就入相出將，成為了一代權臣。他個人愛聲色，年輕時常在西湖上張燈作宴，晚年尚起樓閣亭榭與諸妾鬥蟋蟀為戲。他在國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於一二五九年。當時他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分到漢陽指揮軍事。他密遣使向敵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應南宋皇帝稱臣納幣，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後來稱憲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國爭皇位，才倉皇許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賈似道虛張大捷，回朝進少師，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稱帝建元中統，派人向南宋徵歲幣，來使反被賈似道拘禁。茲後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賈似道也真有粉飾太平的本領，於是又十多年，一二六四年度宗趙基嗣位，這已經是一個三歲不到的小皇帝。賈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師。一二七五年的春天，元軍（一二七一年蒙古才稱元朝）已取得長江中游，伯顏的大軍已向下游進逼，賈似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慶降元（此人後來率宋軍參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還整備船艦向蕪湖進發，可是他向伯顏求和既被拒絕，江上大軍又不戰而潰，於是只好遁居揚州。這時候臨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紛紛請誅殺賈似道謝罪，執政的謝太后才將他貶官為高州團練使。傳統政治裡的貶官逐放，常埋伏著獄禁之中暗殺的動機。本來寫賈似道傳記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結束。只因為賈似道是一個如此的奸臣，倒要寫出來私自將他處死的乃是志願械送他的縣尉鄭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為千古讀史者所傳誦。
替奸臣說公道話，不是本書的目的，即暴露傳統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們重新檢討歷史之主題所在。我們提出賈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國財政史和經濟史裡一段重要的環節，不能為賈個人的行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從各種跡象看來，傳統中國的物質文明，至宋朝已達到極高峰。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作於北宋覆亡之前夕。從圖上看來，當日汴京商業發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戶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築舟車橋樑較之二十世紀之中國任何內地的都會，並無遜色。即以船舶之來往，貨物之上卸，各種匠鋪之作業情形，至少也可能與當日西歐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個半世紀之後，馬可波羅在南宋覆亡之後三十二年內抵達當日之臨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稱為「行在」，馬可波羅則譯為Quinsai
）他曾說：「毫無疑問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寬敞，有運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溝渠排水，已經給這威尼斯（也是當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觀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讚不離口的則是中國的富庶表現於數量之龐大。不僅都會裡市廛櫛經，而且鄉間裡也有無數的市鎮，為歐洲所無。
馬可波羅的敘述，有煽動性，一般讀者懷疑他的浮誇。可是最近法國學者Jac-ques
Gernet將他的回憶和同時的中國文獻如《都城紀勝》、《夢粱錄》和《武林舊事》比較，又發覺其中很多細節，可以彼此印證。他整理後，所綴成的十三世紀杭州，確是生動活躍，富麗繁華。迄今我們還能查悉當日通衢街道橋樑的名稱，和巷弄裡發售最優等紙扇的店舖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十二世紀初年不到二十萬逐漸增加，突破百萬大關。而當日歐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數萬，已經不得了。所以Gernet發問：當日中國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進的國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六千萬，佔地有今日法國面積之四倍，文化已到達最光輝的階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會在歷史上表現一種劇烈的挫折？
而其實Adam 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二百年。他作書時也去馬可波羅讚羨中國時約五百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國雖然在五百年前出人頭地，茲後就無從繼續其優勢。
Smith 並沒有講出當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經指出中國的法制，必有阻礙人民繼續增加財富的癥結之所在。
我們今日提出賈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這癥結由於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著重於掌握大量的農民，缺乏現代組織與技術的能力，尤缺乏適當的意識形態去主持商業化的財政。上述兩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漸提及。南宋末年，財政與稅收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僅杭州市內的繁榮於國事無補，即長江三角洲裡的農業財富也無法動員。賈似道之犯眾怒，並不是單獨的由於他合計敵情錯誤，也不是因為他驕奢淫佚，而大部是由於他在理宗趙昀的最後兩年，倡議「買公田」，等於沒收一部分富人的資產去充軍食。並且又由他主持發行最後一次的信用貨幣，引起物價再度上漲。《宋史》「奸臣傳」說到最後與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鑰向臨朝稱制的謝太后責他應死，稱：「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見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門戶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這事態之背景，我們又要從康王趙構南渡做皇帝說起。
趙構之成為日後的高宗，初時並沒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應到金軍裡去為人質，只因父兄被擄，才自立為帝。除了哲宗遺孀所謂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認外，他的帝業並沒有任何合法的根據，在南方也沒有權臣擁戴。他手下人既主戰主和不定，他自己也無錢無兵，這也可以認為是宋朝過度中央集權的後果。所以他剛從揚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擔任宮衛警戒的軍官叛變，逼他退位，而立他一歲多的小兒子為帝。等到韓世忠勤王，他才能復辟。並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覓海舟逃命，直到公元一一三五年在臨安建太廟，才算替南宋立都。當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劇盜的手裡，高宗的軍隊大都由這些部隊改編，當時戡亂及求和擾攘約十餘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沒有一個機會將財政稅收重新組織得合理化。
《宋史》「食貨志「內中抽出的「經制錢」、「總制錢」、「月樁錢」和「板賬錢」為歷史教科書前後提及。其實這代表朝代草創時籌款的辦法。一般從既有的稅額，增派附加。初時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後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徵收官廳辦事的手續費，與贓罰並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駐軍提出定期的供應，「每月樁發」。這些名目給南宋政府一個立足的機會，卻不是財政史內重點之所在。至李心傳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時候，已是十三世紀，也是南宋的末葉。他還提及北宋初年，東南只向汴京每年供應二百萬緡。到他的時候，四川不計，東南的經制錢和總制錢已共達一四四○萬。可是他沒有指出的則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賣公地，以後則靠印行紙幣，及向民間強買物資（和糴）維持，迄至最後，一○○○萬緡只能買米一萬多石，而政府也無從以稅收及專利於鹽酒礬茶平衡其開支。
南宋的紙幣已經全漢升詳細研究。即以會子（尚有川引、湖會和淮交分別行使於其他地區）而言，大概從高宗後一百年（公元一一六三－一二六三年）流通量增加三十二．五倍。但是會子原應三年一「界」，屆期以舊幣換新幣，其中有以二換一和以五換一的情事，所以其貶值也應當積累的計算。可是有時政府也出賣金銀使法幣回籠，有時又新舊兩界同時使用，所以其法定價值亦無法計算。從全氏提供的資料看來，則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三緡為常情，一百年之後有提到三百四十緡，七百緡及一千緡一石的文字，其貨幣貶值已超過三百倍。我們今日經過貨幣惡性膨脹的經驗之人士或者不會對這情況認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紀市場狹小，交通壅塞的條件下，則已是一個極端的威脅。米一石要值錢一百萬，就足夠駭人聽聞。況且貨幣貶值，等於變相加稅，其負擔常轉嫁於貧民。政府既捉襟見肘，對應支付的項目也只有剋扣。全漢升就指出一個例子：一二三五年有一個朝官辭督視軍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貨幣貶值，軍費短絀，因之督視與不督視，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裡提到募兵，又有這樣的一段：「所司莫能體上意，執民為兵，或甘言誑誘，或詐言賈舟，候負販者群至轍載之去；或購航船人，全船疾趨所隸；或令軍女冶容誘於路，盡涅刺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後敢入市。」這段文字作於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還說「官降錢甚優厚」，讀者可以根據前後情形推斷通貨膨脹的一般後果。
賈似道買田的方案行於一二六三年，去高宗退位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軍入臨安也還有十三年。買田的地區限於平江（蘇州）到嘉興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間長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區。所買的田地為每戶二百畝之外的一／三（即八百畝須賣官二百畝，一千四百畝須賣四百畝）。付價根據一個複雜的公式以紙幣以金銀僧道度牒（可免稅也可轉賣）及告身（榮譽頭銜的文憑）。買田的目的則是免除以後之造楮（即紙幣）與和糴，預計所收租已能解決當日的財政問題。賈似道以他自己家產一萬畝先倡。其執行的成果，經過無數的抨議。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齊東野語》內載的一段，使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計劃以一段極短的時間施行（半年之後即已買進三百五十萬畝）。技術上最大的困難，尚不只於買田，而是買得這些田土之後，官僚機構無確切的方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賈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還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議就將官田賞與佃農而向他們徵兵。
但是這些官田始終沒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賞賜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一百年後，朱明王朝也沒有對之作合理的處理，仍成為日後蘇松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見於顧炎武之《日知錄》，也見於今人周良霄所作論文。
有了北宋與南宋兩重經驗，我們就知道當一個農業國家的行政系統發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發揮其所轄的經濟方面最前進部門之功效的時候，只有改用商業管制的辦法，才有出路。此時政府的功能漸趨繁複，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經費也必須擴充。因其超過舊式農業的範疇，也不能以現有稅收對付，又只好發行公債，因之則引起代議政治司法獨立和其他跟隨著一串的組織與運動。
徵之先進國家的成例，這種發展必待市民經濟成熟，其組織結構能產生領導力量，成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歐洲的事例言之，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抬頭。所以法國歷史家Fernand
Braudel曾說：「資本主義之成功在它與國家串通一氣，它本身即成為國家。」。中國在二十世紀尚未達到這階段，遑論十三世紀之南宋。至於舊式官僚機構，又與所掌握的農村缺乏經濟上嚴密的聯繫（有如封建或Feudal）則很難確切的掌握其資源。最近英國歷史家之研究，則發現都鐸王朝及斯圖亞特王朝時封建業已崩潰，資本主義尚未登場，皇室以一種官僚機構管理地產，發生無數的技術問題，也不是貪污無能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賈似道身死家毀，已不置論，將他認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則又是以道德的名義簡化歷史。
今日我們重新檢討這段歷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國人揚眉吐氣，但是也應當令人感到頹喪。我們要記著蒙古人於一二七九年滅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順帝在徐達兵臨城下時，集三宮妃嬪奔漠北，成為一個被驅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蹟之所無。只是有了這些經驗，明太祖朱元璋才拚命復古。他的財政稅收政策，都以經濟上最落後的部門為基礎，和趙宋立新的精神大相逕庭。這和我在「開場白」所說的今日中國已是「雨過天青」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不過這些環節都能夠前後連貫。如果我們以這種眼光讀史，則更能體會中國大歷史的特點。賈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環節之一，非窮究則難能瞭解歷史中的縱深和曲折，因之也難看透中國歷史長期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