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9日星期日

《近代中國史綱上》郭廷以: 第一章 第三節 西教西學的傳入與中阻


  一、耶穌會士的貢獻

  東西海道大通後,第一位來東亞的基督教徒為耶穌會領袖之一的西班牙人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他於一五五二年抵廣東上川島,以明人對佛朗機印象惡劣,未能進入中國大陸,齎志以歿。葡人有了澳門,給耶穌會士若干方便。一五七九年義大利籍的羅明堅(Michael Ruggiero)到達該地,越三年,西去兩廣總督所駐紮的肇慶,以報時鐘饋贈官府,以天文算學啟迪士大夫,改著僧袍,遵行中國禮俗,他是首先來中國內地的耶穌會士。不過真正奠立天主教在中國根基的則為另一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一五五二至一六一)。

  利馬竇幼年在羅馬研習法律、天文、算學、物理、製造、地理,一五八二年抵澳門,翌年亦去肇慶,一切照羅明堅所為。他多才多藝,儀表談吐不俗,深知欲使中國人歸附耶穌基督,教士自己首須成為中國人,尤須從知識方面轉變中國人的觀念。他與羅明堅建造了一座教堂,陳列報時鐘、樂器、圖書以及印刷精美的書籍。最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的是世界地圖,和栩栩如生的聖母像。復手製日晷儀器,加以講說,更令人感到新奇,入教領洗的漸多。一五八六年羅明堅隨肇慶知府北上,取了一個中國姓名,此後每一來華教士莫不如是。他到過江西、浙江、湖廣、桂林,復回肇慶,再返歐洲,擬請教王遣使北京,以教廷多事,無暇顧及。

  萬曆初年為來華耶穌會士的準備時期。其後利瑪竇前去韶州,易僧裝為儒服,於一五八九年至北京,因遭疑忌,改去南京,仍與縉紳交遊,名噪一時。一六〇〇年,再至北京,萬曆對他所進呈的報時鐘、西琴特別喜愛,許他留居。有了這個機會,利瑪竇本其一貫作風,講學論道,五年之間,信教者二百餘人,徐光啟(教名保祿Paul)、李之藻(教名涼庵Leon),均在其內。明季來華教士,「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故其教驟興」。眾教士之中,利瑪竇之功最大,開啟了西方文化輸入中土的先河,引起此後一百年中國人對西方學術的研究風尚。西教與西學並行。一六一年利瑪竇卒,萬曆欽賜葬地。

  製曆授時,中國一向視為大政。明代所用的為參用回回法所製的大統曆,日久常有舛誤。利瑪竇去世之年,欽天監推算日蝕不驗,詔命曾從利瑪竇習曆象學的徐光啟、李之藻,與耶穌會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參與修曆,因之引起舊派的敵視。一六一三及一六一四年間,驅逐澳門葡人之議復起。南京的禮部侍郎沈㴶斥西士變亂曆法,誑惑人心,與澳門諸番通謀,陰圖不軌。以往萬曆帝的優容教士,由於喜愛鐘、琴,此時既涉及政治問題,自不能讓他們再留,各地耶穌會士均被解送澳門。

  中國與西人初一接觸,即為其炮銃所震。當耶穌會士被逐之時,正滿洲努爾哈赤建元稱號之年,跟著大舉西犯。利瑪竇早已告訴徐光啟、李之藻,兵為國家大事,攻守器械,須新新無已,西洋砲銃奇巧,攻無不摧。至是以遼事急切,徐光啟請練兵自效,召葡人教炮、造炮,囑李之藻、楊廷筠(教名彌格Michael)派人赴澳門洽辦。一六二一年,葡兵百人,攜炮北上,中道被阻。同年瀋陽、遼陽失守,徐光啟再請購西炮,於是西士龍華民(Nicolas Langobarde)、陽瑪諾(Emmanuel Diaz)入京,葡兵二十四人攜火器續至。一六二六年,明軍寧遠之捷,即得力於西洋砲。善製西炮的孫元化(教名依納爵Ignatius)曾參與是役。一六二九年,徐光啟復請練兵製器,召葡人攜大砲十尊北來。翌年,徐光啟再遣人赴澳門置辦,募葡兵、華兵。以葡人多所要挾,反對西教者,復謂西炮非不可用,惟須以白蓮教為戒,事遂不成。一六三六年清軍進薄北京,明廷命四年前入京的耶穌會士日爾曼人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設局造炮,先後成五百二十尊。但潰決之局已成,新武器並未能挽救明的命運。

  一六二九年,欽天監推測日蝕又誤,徐光啟依西法所推則驗,奉命開設曆局,延用西士。徐卒後二年(一六三五),新的曆書儀器全成,推測無不密合,貢獻最大的為湯若望。算學物理與天文曆法密切相關,利瑪竇首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復與李之藻合譯關於比例級數之書。物理方面,湯若望介紹光學,艾儒略(Jules Aleni)介紹力學,熊三拔、李之藻介紹水法。

  天文曆法的傳入,增進了中國人對於時間的知識;地理學的傳入,改變了對於空間的觀念。自利瑪竇在肇慶繪刻世界地圖,中國人始知五大洲及地圓之說;到京進呈的貢品中,復有《萬國圖誌》。他如哲學、生理學以及繪畫,耶穌教士均有介紹。宗教書選述,自然尤多。一八二年有一位會士帶來典籍七千部,有如西域高僧之傳入佛經。

  利瑪竇卒時,信徒約二千五百人。三十年後,達十萬以上,而以崇禎朝(一六二八至一六四四)為最盛。徐光啟嘗向崇禎進天主之說,湯若望出入禁中,亦屢以為言,宮中立有教堂。一六三六至一六四年間,后妃入教者三人,宮女七十八人,內監四十人,皇室一百十四人,各省無不有教堂教徒。南明弘光及隆武曾遣耶穌會士赴澳門求兵,為教徒瞿式耜(教名Thomas)所擁立,皇太后、皇后、太子均受洗禮。

  約在一六三二年,有一位信奉西教最篤的浙江鄞縣人朱宗光,他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推崇西方文物軍政,一篇闡揚基督教義。在前一篇中,他說:「太西諸國原不同於諸蠻貊之固陋,而更有中邦所不如者。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尊賢貴德,上下相安,我中土之風俗不如也。天載之義,格物之書,象數之用,律曆之解,莫不窮源探委,我中土之學問不如也。宮室皆美石所製,高者百丈,飾以金寶,緣以玻璃,衣裳楚楚,飲食衍衍,我中土繁華不如也。自鳴之鐘,照遠之鏡,舉重之器,不鼓之樂,莫不精工絕倫,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荷戈之士,皆萬人敵,臨陣勇敢,誓死不顧,巨砲所擊,皆使堅城立碎,固壘隨移,我中土之武備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賈萬國,五金山積,我中土之富饒不如也。以如是之人心風俗,而鄙之為夷狄,吾惟恐其不夷也。」三百餘年前有此了解,洵屬難能。

  二、西學西教的發展

  明清交替之際,在南方的耶穌會士為支持南明的恢復運動而努力,留居北京未去的則轉而擁護滿清的新政權,頗得青睞。攝政王多爾袞到京後,限內城居民於三日遷出,俾八旗居住。湯若望奏稱,天主堂內存有新修曆書雕板、測量天象儀器,及禮器經典,不易搬移,儀器倘有損失,修正購辦亦多困難,請准西洋教士仍居原寓。多爾袞準如所請,另給上諭,加以保護。新王朝需要新時憲,多爾袞以湯若望的新曆法,合乎天象,「天運已新,允宜用此新法」。湯若望復面陳新法正確無謬,多爾袞即將所纂曆本頒行,命湯若望為欽天監正,這是以往西洋教士所未曾有,而為其後一百餘年他們所常任的職位。各地教士亦多賴湯若望之蔭庇。一六五年順治帝親政,湯若望的寵眷愈隆,不時獻替忠言,講說道理,歡洽有若家人,曾於京師賜地建天主堂,御書堂額,御製碑記。甚至太后與大臣商議大位繼承問題時,亦取決於他。耶穌會士希望順治成為中國的君士坦丁大帝。康熙初年,大臣輔政,湯若望因曆法舊派楊光先誣陷下獄,賴太皇太后之力得以釋免,一六六六年卒。

  英明好學的康熙親政後,不僅恢復了西洋教士原有的地位,給予的渥待,且過於順治之時,為在華耶穌會士的黃金時代。一六六九年,以欽天監楊光先推測不驗,製器無方革職。授比利時籍的南懷仁以欽天監監副的職銜,負實際製曆之責,他是利瑪竇、湯若望之後的第三位傑出的耶穌會士。吳三桂亂起,南懷仁又奉命鑄炮,先後成六百八十尊。召見時賜坐、賜饌,禮遇之隆為滿、漢大臣所罕有。他歿於一六八八年,追贈禮部侍郎,予諡勤敏,派大臣致祭,此又為西人所未有過的殊榮。尋復遣官祭墓,稱道他「學擅觀天,克驗四時之序,識通治曆,能符七政之占【註:七政為日月五星】。非惟推步無差,抑且藝能兼備,鑄為軍器,較舊式而呈奇,用以火攻,佐中堅而制勝。恪恭不怠,奉職惟勤,術數咸精,造思獨敏」。御製碑文,尤念念不忘其「覃運巧思,督成大器,用摧堅壘,克裨戎行」的大功。三藩之役,滿清存亡所關,南懷仁所鑄大砲為清軍制勝的一大關鍵。接替他治曆工作的為閔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法國的耶穌會士白進(Joachim Bouvet)。張誠亦於此時攜帶天象儀器、書籍三十箱入京。

  治曆、造炮為南懷仁受到寵眷的直接原因,康熙的濃厚求知欲,愈使彼此關係親密。他幾乎每日入宮,為康熙講幾何、代數。一七一三年,設算學館,選八旗世家子弟學習,兼及曆象、樂律。御製的《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律呂正義》,多采西說。

  第一位服用西藥,相信西醫的中國帝王為康熙。一六九三年他忽發高燒(瘧疾),經張誠、洪若翰(Joannes de Fontaney)進以金藥(quinine),一服而愈;特於皇城內賜廣廈一所,並準於附近建築教堂。另一教士羅德先(Bernardus Rhodes)治好了他的心悸症,被任為御醫。精通外科醫理的羅懷忠(Jaseph da Casta)在內廷行走。

  第一部經過測量繪製的中國地圖,成於康熙之時。一六六五年以畿輔常被水患,命白進等測量,繪成地圖。一七八年又要他們測繪全國地圖,一七一七年完成。貢獻最大的,白進之外,有雷孝思(Joannes B.Regis)、杜德美(Petrus Jartoix)、費隱(Xavier Fridelli)、馮秉正(JAMM de Mailla)、麥大成(Joannes Gardaso),多數為法國籍。這部地圖即《皇輿全覽圖》,流行二百餘年。

  在清初對外交涉中,耶穌會士頗稱活躍。一六八六年俄使到京請和,康熙曾命閔明我前往報聘。尼布楚條約的訂立,張誠、徐日昇斡旋之力實多。條約的正本為拉丁文,以後中俄文書往來亦俱用拉丁文,自然有賴於耶穌會士的翻譯。一七五年,命翰林院學習。時俄羅斯館已設置多年,俄國學生在館習滿文、漢文,八旗子弟習俄文。雍正時,中俄交往愈繁,於是別立西洋館,專攻拉丁文。

  西洋教士既受優容,傳教大得便利。一六五年信徒已達十五萬,一六六一年約二十五萬,一六七年約二十七萬。康熙時,法王路易十四世的聲威方盛,法國耶穌會士開始來華,他們的影響與貢獻,非他國教士所及。但只許京師的西洋人自行其教,不准各省立堂入教。一六九一年浙江巡撫有禁止傳習天主教之舉。簽訂尼布楚條約的索額圖與張誠、徐日昇十分友好,賴他的運用,一六九二年,禮部會同大學士奏稱西洋人德性過人,近來管理天文算學、鑄造之器,隨同辦理中俄事宜,均著勞績。在各省居住的西人,亦無為惡亂行之處,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各處天主教堂應照舊存留,凡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奉旨依議。從此天主教可公開活動。十八世紀之初,教徒究有多少,不得而詳,有謂北京一處每年受洗幼童,不下四、五千人,如屬可信,全國每年入教者當有數萬人。

  三、教士內訌

  域外傳入中土的宗教,首推佛教為盛,次即基督教。佛教歷百年而始行,又百年而大昌。基督教的景教一派,唐時雖曾流行,但斷續無常,元以後中絕逾二百年。自耶穌會士到後,傳布的順利似過於佛教,主要原因為中國在政治、軍事方面有需於西方的科學、技藝。但是數百年來狹隘的華夷觀念,已根深柢固,衛道之士仍攻詆不已。教士內部的傾軋更是致命的打擊。

  耶穌會士深知儒家權威之不可凌犯,對佛教則持排斥態度,指所言天地為不經之談。他們雖推崇孔子的克己,孟子的事天,對於道學或理學,則多有批評,謂理道為虛字,駁天即理之說,指宋儒妄為註釋。理學家反詆他們為「太極之亂臣賊子,素王之惡逆渠魁」。正宏獎理學的康熙對於耶穌會士的此種議論,當亦非其所悅。

  中國歷史上的叛亂,往往與宗教迷信關連,元末白蓮教亂尤為著例。耶穌會士來華前後,葡萄牙人入居澳門,西班牙人併滅呂宋,荷蘭人寇掠閩、粵。明、清之際已有人說在華教士與澳門諸番通謀,假旁門左道,「窺伺中華,以待風塵之警」,攻擊他們「廣布邪黨,踞澳門為巢穴,接渡海上來往」,「立天主堂於京省要害之地,傳妖書以惑天下之人」,內外勾結。康熙初只允在京西人自行其教,不許傳布。一六九二年弛禁後,仍有人說教士離鄉背井,國君資以巨金,必有大欲。及教士內訌發生,教王直接干預,康熙的態度隨之而變。

  教士的內訌,一是為了禮儀問題,一是為了教派競爭。利瑪竇認為中國所謂天或上帝,同於西教所謂最高主宰耶和華,中國的祭祀孔子、祖先、天地,並非偶像崇拜,當時他的同會教士已有人不以為然。與耶穌會士原有異見的多明我會士(Dominicans)、方濟各會士(Franciscans),屢欲來華活動,因耶穌會士及葡萄牙人的阻撓,不甚順利,遂乘機相詆,謂天與上帝不能與真主並論。祀祖、祭孔俱屬迷信。教王對此一爭議,態度忽左忽右,使問題不易解決。一六七一及一六七四年,方濟各與多明我會士得西班牙人的協助,來者日眾,耶穌會士亦將法國的力量引進,雙方縱橫捭闔。一七〇〇年,閔明我、張誠等特行奏陳,謂祀孔為敬其為人師範,祭祖出愛親之義,盡孝思之念,所設牌位,不過抒報本追遠,如在之意,郊天乃祭天地萬物根源主宰,亦即所以事上帝,御賜教堂「敬天」二字匾額,正是此意。康熙完全同意,說是合乎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為天下通義。耶穌會士佔了上風,反對派自不甘休。一七三年,教王格勒門第十一(Clement XI)任命了一位素不以耶穌會士為然的顏璫(Carolus Maigrot)為遠東主教,次年制訂禁約,規定對天地萬物之主須稱天主,禁用天與上帝及敬天字樣,不許祭孔、祭祖,並派一年僅三十四歲的多羅(Carolu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為專使,東來執行。一七五年(康熙四十四年)至京,康熙頗加禮遇。次年,顏璫至,斥中國為無神之地,並涉及康熙,自大的多羅復發布教王禁約。康熙大怒,將顏璫發往黑龍江,多羅押送澳門看管(一七一年卒),傳諭在京西人,「今後如不遵利瑪竇的規矩,斷不准在中國住」。留住不去的發給印票,安居敷教,不得復回西洋。為使教廷明瞭一切,派艾若瑟(Joseph Antonious Prouana)往羅馬傳旨,另有與教王接近的兩位義大利教士德理格(Theodroicus Perdrins)、馬國賢(Matteo Ripa)上書教王,說明中國供牌及敬天兩事。羅馬久無音信,教王反再將禁約宣布,勢在必行。一七一六年,消息傳至中國,康熙召見西人,要他們必須遵守利瑪竇的規矩。

  一七一七年,北京接得教王「奏帖」,僅云即差人復命。康熙再令俄人傳信羅馬,另以西洋字刊刻,分交來粵西洋人帶去,可見他盼望教王答覆之殷。又兩年,他對一位自福建來京的教士說:「以後西洋人來信,必先奏聞,毋得隱諱。爾眾西洋人內,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見,亂寄書信者,即係亂法之人,在中國亦無用處。除會技藝人留用外,其餘眾西洋人務必逐回。」一七二年,教王的第二次使節嘉樂(Carolus de Mezzabarba)行將抵京,康熙預囑在京的西洋人,如嘉樂問及行教之事,應公同答以「俱遵利瑪竇規矩」,不可各出己見。嘉樂到後,提出二事:一為准其管理在中國傳教西人;一為准中國入教之人,俱依教王禁約。康熙答以「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爾天主教在中國行不得,務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國傳教之西洋人亦屬無用。教王條約只可禁止爾西洋人,中國人非爾教王所可禁止」。他在二十九天之內,召見嘉樂六次,詳為解說供牌及稱天為上帝意義,並說「朕原視中外一家,不分彼此」。不久又派耶穌會士前往羅馬,但教廷不許他陳訴。中國一向以敬天法祖為訓,教王要一反其道,事關中國立國大本,倘果如此,無異要中國聽命於教王,康熙自難認可。

  四、西教被禁與西學之衰

  康熙所重的是西洋科學技藝,愛屋及烏,所以才聽耶穌會士行教。儀禮之爭發生,引起了他的反感,屢露禁教之意。一七一六年,他曾說:「海外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南洋諸國之遭芟滅,應是殷鑑,教王之定欲干涉中國內政,提高了他的警惕。到了治尚嚴明,性復多疑的雍正,尤不容他人越俎,耶穌會士的捲入宮廷政治,更使他憎恨。他和他的兄弟允禟等為爭奪大權,各樹黨羽。管理北京南堂的耶穌會士穆敬遠(Joannes Mourao)和允禟接近,宗室中的蘇努父子亦與耶穌會士交好,暗助允禟。雍正繼位後,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將允禟及蘇努之子發往西寧,穆敬遠隨行,他們仍未停止活動,遊說陝甘總督年羹堯,並用拉丁字拼音通信。一向為雍正策劃的閩浙總督滿保請將各省西人除曉通技藝者外,餘俱送往澳門安置,改天主堂為公廨,嚴禁入教。於是天主教被禁,但尚不嚴厲。第二年,教王班納十三世(Benedict ⅩⅢ)的使節以賀祝新君即位為名到京。雍正告以如西洋人遵守中國法令,將照舊施恩。在京的耶穌會士亦懇求寬免逐回。雍正表示:「朕於西洋教法,原無深惡痛絕之處,但念於中國聖道無甚裨益,不過聊從眾議耳。若果無害,則異域遠人,自應從寬。」不久康熙派往羅馬的耶穌會士歸來,雍正得知教廷不許他陳訴,自感不懌,再度宣布他對宗教的看法,亦可略見他禁止天主教的原因。他說:「中外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異端也。」「自古有不知敬天之人、不敬天之教乎?」「設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親為本。」「至末學後人,敷衍支離,而生種種無理謬說,遂成異端。」「西洋精於曆法,國家用之,其善不可泯。」「今妄生疑議,以同己為是,異己為非,互相誹譏,幾同仇敵。不知人品類不齊,習尚不一,不能強異,亦不能強同,且各有長短,惟存其長,棄其短,則彼此可以相安。」此後,耶穌會士仍繼續前來,京師教堂照舊存在,欽天監的西人供職如故。

  一七三五年,教王停止耶穌會士的在華工作,中國教禁亦日嚴一日。一七四六年乾隆有不准福建、廣東行教開堂之命;福建主教、副主教、教士遇害。自後三十餘年,教士、教徒被逮捕懲治者,時有所聞。

  教士、教徒之受迫害,與反教者之常將天主教與白蓮教並舉,不無關係。嘉慶年間,教士不敢多所活動。一八五年有兩名在宮內供職的教士,私繪直隸、山東地圖,交人帶往廣東,擬送羅馬,中途截獲。詔以其居心叵測,將一干人犯發往伊犁,西洋堂總管治罪。一八一一年,對於在京當差的教士,大加限制,出入派人跟隨,餘俱令回國。一八一四至一八二年,主教一人、教士二人分別在成都、長沙、武昌正法,株連的中國教徒更多。

  乾隆留用教士,以工於繪畫的義大利人郎世寧(Joseph Castiglione)為最知名,次為艾啟蒙(Ignatius Sichelbarth)、王致誠(J.Denis Attiret)。乾隆自負的武功,多由他們繪成戰圖。圓明園內的西式建築,亦係郎世寧設計。園內有鐘房,自鳴鐘多至四千餘座,由西洋人擔任修理。對於西樂他同具興趣,所以亦有懂得音樂的教士出入宮中。

  有人說明代晚期,耶穌會士被視為顧問,康熙時以學者、客卿相待,乾隆時則有如僕傭。在不違背道統、治統的原則下,康熙有使西人各獻所長的雅量。雍正雖然禁教,仍承認西洋曆法之精。乾隆所愛的為西洋玩好之物,而非科學。嘉慶時教士的地位更為低落,幾不易存身。道光時(一八三八)欽天監內的西人,為之絕跡。

  西洋教士初以學術、技藝而為朝廷縉紳所重;雍正後,在上者既不之好,教禁愈演愈烈。同時文字之獄復日加殘酷;縱使利瑪竇復生,亦無以施其技,徐光啟再世,亦不敢從其遊。《四庫全書》雖收有西士譯述,而每有微詞,甚至指天文、推算、工匠製作為「誇詐迂怪,為異端之尤」,「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為異學耳」。異端異學自不宜沾染。大儒如戴震有算學和製作智慧,而不克多所發揮;徐光啟的五世孫徐朝俊,承其家學,喜研數理,因恐涉「奇技淫巧之嫌」,不敢公開講求。其他「嗜奇之士,類多委諸例禁,置不敢言」。

  禁教並未禁止通商,廣州的互市,繼續進行。商人志在謀利,難望與文化發展相聯繫。十八世紀以來,百餘年間,西方世界日新月異,科學、技藝的進步,思想、社會、政治的演進,空前所無。中國故步自封,孤陋寡聞,依然故我。彼此觀念距離極遠,利害更相逕庭,根本關鍵由於雙方欠缺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