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把自己的反抗植入了李旺陽及「六四」等事件中，藉此獲得本地意義。
在遊行隊伍中，李旺陽的形象隨處可見，他被印在T恤上、畫在展版上、在人們揮舞的小旗上、在報紙廣告上。他的面孔焦灼、憤怒、卻又滿是無奈，正像是蒙克版畫《吶喊》——他感到巨大的痛苦，卻不知該向誰訴說。
人們說，現代世界已聯結在一起。但隔閡似乎也在加深，這麼多信息湧到你眼前，你不可能全然了解與接受，於是人們更固執的局限在已知領域。審查似乎無效，卻仍在起作用，人們有了如此多的已知選擇，為何會費力去尋找未知之事？
到了香港，我才聽說李旺陽。這個在中國被遮蔽的名字，在香港無人不知，人們在遊行中喊叫他的名字，以他的名義徵集詩歌，在樓房的玻璃窗上張貼為他喊冤的標語。一個常年處於監禁的湖南邵陽市玻璃廠工人，幾乎獲得了劉曉波、艾未未、陳光誠式的象徵意義。
很有可能，他比這些更知名的異議者更直接地刺激到香港的神經。當香港有線新聞在六月二日播出了有關李旺陽的採訪時，一些香港人被他的遭遇的殘酷性驚呆了。在過去的二十三年裏，作為一名民運分子，除去牢獄之災與毆打，他還曾被囚於棺材式囚牢，在闊一米、長兩米、高一點六米的空間裏，他只能或坐或臥，沒有燈光和被褥，只有一個取飯洞、一個排洩洞，這樣的囚禁最短一個月，最長三個月，而他被關了不少於二十次。他的身體幾乎被摧毀，患有嚴重心臟病、甲狀腺亢進、左眼失明、頸椎及腰椎病、雙耳接近失聰，身高由一點八二米萎縮至一點七三米。香港記者也發現，他仍保持著驚人的生命力，他不僅沒有後悔自己的所作所為，還說出了「寧可殺頭，也不回頭」這樣的鏗鏘語句。但在採訪播出四天後，傳來了他死亡的消息，邵陽的警方認定他是自殺。
這隨即在香港引發了一波情感的巨浪。一個外來者很難理解這個城市對於「六四」事件、民運分子的特別感情。當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悲劇發生時，香港距離回歸中國不過八年。這城市的大部分居民，是因為逃避中國的動盪與殘酷而至此的，而今他們發現自己暫時獲得的安全、繁榮與自由又可能被葬送——他們該怎麼相信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府？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這是一個政治覺醒的時刻，他們不能再忽略中國的存在，他們的命運與中國困境緊密相關。
二十三年來，六月四日夜晚的維多利亞公園總聚滿了悼念天安門悲劇的人群，令人驚嘆的是，它從未中斷過。人群的規模時大時小，它與記憶的深淺和社會焦慮程度直接相關。在九十年代初，悲劇記憶仍舊鮮明，對自身前途充滿不安，人們群情激盪，而在九十年代末，記憶開始淡化，回歸則比想像的更平靜，聚集的人群則開始減少。
記憶會淡化，也會變形，在新的環境下，以新的面貌出現。過去幾年中，隨著中國大陸和香港融合的加速，一種新的焦慮感也隨之而來，香港擔心自己被一個崛起的中國所吞噬，喪失了獨特性。同時，中國的政治體制並未隨著經濟與社會發展而更開放，它反而收緊了控制。香港內部矛盾也不斷湧現，它與深層的政治與經濟結構相關，也是香港回歸正常化的不可避免的過程。政治熱情、本土精神、身份的尋求、社會運動、反抗意識，這些正常社會的需求在殖民體系中、在一個移民社會中，都被長久地壓抑，如今同時釋放出來，並且相互激發。而在多重的問題中，中國佔據著核心地位。它要尋求控制，而香港渴望自決，在這對抗中，人們也下意識把多重矛盾簡化成與中國的矛盾。
於是，這些高度象徵性的事件與人物，不管是「六四」，還是艾未未與李旺陽，都在香港獲得了嶄新的意義——香港人把自己的反抗植入了這些人物與事件中，「六四」紀念獲得本地意義。
紀念的蠟燭也正傳到新一代人手中。這一代人沒看過從珠江飄來的武鬥至死的屍體，沒直接感受過天安門的衝擊，李旺陽式的故事則成為了他們了解中國黑暗面的捷徑。它象徵了中國的殘酷從未衰減，香港再不能置身其外。我在《蘋果日報》的頭版上，看到四位香港青年人的集體行動，他們試圖前往邵陽悼念，結果被當地的公安扣押。
從邵陽到香港，一種新的命運共同體似乎正在誕生。倘若你想繼續在香港享有自由，獲得渴望已久的民主，你就無法迴避中國內部的掙扎與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