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聲明，筆者認為中國並不可怕。我們要擔憂的，是把中國近年發展的成敗簡言總括為「中國模式」，並當作常理一樣以正規課程向下一代傳授。近日媒體流傳一份以「中國模式」為題的國民教育教材，教育局長辯稱內容不夠「多角度」所以不會採用。筆者認為所謂此等說法只是轉移視線，因為整份教材的立論本來就站不住腳，而這又基於國民教育科學理上的先天不足，只有全面撤銷才是可行的出路。
有關國民教育科的整體學理問題，中文大學的曾榮光教授最近的論文已有嚴謹的分析。課程文件把國家和民族這兩個在國民教育中至關重要的概念混為一談，已犯上一個連大學本科生也不該犯上的錯誤。在這種浮沙基礎之上，出現「中國模式」此等漏洞處處的教材，自然是意料之內。
所謂「中國模式」可以有兩重含義。第一重較為粗淺的含義，是每當遇到中國的發展和流行的社會理論不相符的地方，便簡而言之為出於「國情不同」；而把這些不同之處綜合起來，就是所謂的「中國模式」。這種做法說白了，就是學術上的懶惰。
學術上的懶惰
舉個例，中國近年的基建發展迅速，但以中國的政治體制作為解釋，同時批評美國的政治體制，便最少犯上了相關不等於因果的毛病。我們最少可以追問三條問題：難道美國沒有經歷過迅速基建發展的時期嗎？有沒有其他國家的政治體制和中國類似，基建發展卻舉步維艱？而中國的政治體制又有沒有拖慢了基建發展以外的其他發展維度，例如政治發展？
這些問題重要，因為推行國民教育必須警惕所謂的「中國例外主義」，把所有中國發展的成敗都歸於「國情不同」，然後假設所有「西方理論」都會自動在中國失效。嚴謹的學問探究，最少也該追問情到底何處不同，而我們的認識又該如何因應深化。學問從來不該只分中西，重要的是有沒有解釋能力。
所謂「中國模式」的第二重意義，則在於模式的輸出。所謂「模式」固然不止是一個靜態描述，更是一種學習對象。許多印度城市正以「學習上海」為名，大舉拆遷城市中的貧民窟。某些非洲國家的獨裁君主，也會藉「中國經驗」來辯解「獨裁也有獨裁的好處」。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當「中國模式」本身就概念模糊，很容易變成各種政治把戲自我合理化的藉口。而這點其實早已在香港出現：每當香港出現基建發展的爭議時，便有輿論認為中國內地對基建發展更為果斷，聲稱其體制值得香港學習。
如是者，這份教材的失敗並不在於沒有要求師生各打五十大板地去評論「中國模式」好壞，而是未能直接質疑「中國模式」的概念推廣是否本來就是一項政治工程。所謂的「多角度思考」，恐怕只是傳承於從通識科而來「互有正反」的和稀泥，而沒有進入問題的核心。
推而廣之，國民教育科的問題並非改善教學方法足以補救，而是學科本身就欠缺學理基礎。研究學術問題有嚴謹和粗疏之分，我們不會在地理課同時說「地球是圓的」和「地球是方的」，然後讓學生「多角度思考」。同樣道理，國民教育科的政府官員本身對國家和民族的學理認識水平不足，整份課程文件都充斥「同根同心」和「文化精髓」等學術上早被摒棄的文化想像，到了出現拙劣教材後才把責任推在出版機構的身上又有何用？
張彧暋﹕未成功過的國民教育？
偶然憶起小學二年級時候的班主任林老師。林老師為人親切，最教人印象深刻的是她每次走進課室時，神光煥發，要同學挺直腰板，精神抖擻，叫老師早晨的時候，不能有氣無力，必須從肺腑而出。小朋友們花了一兩個月，齊整地向老師打招呼，四十五度角鞠躬行禮，老師也很精神地向大家鞠躬。充滿元氣的早禮，是新一天學習的開始。
回想當時，其中情景還是歷歷在目，教人懷念。林老師要求同學出入課室排隊的時候，必須依從地上格子，直線而行，每排兩個，一一對齊，挺直腰板，雷厲風行，隊列行進，一聲不響。說起來要是今天，看到這套東西，可能令人聯想起那種蒙昧大泷、泯滅個體的集體主義國家。不過，這不討人厭。
林老師打從心底喜歡學習，鼓勵大家享受上課。她不喜歡同學懶散、談天，原因是這樣做會影響其他同學上課。她權威不是來自她坐在老師這個位置上而來，而是她體現了何謂老師的風範：團結同學，向同一個目標一起認真努力、前進。
這種老師風範，今天還能見到嗎？我又記得小學五六年級時候的另外一位林老師，也是班主任，身穿旗袍，擔任中文科，可說是散發民國風範的女老師光芒。這位林老師好說道理，不斷囉囉嗦嗦訓話那種。可是，在「道理」面前，班中頑皮的人倒是不能說什麼。這位林老師口中的「道德」，不是陳年規條，是在學生團體生活中的一些規則，不斷需要更新、說明、一起討論的。
我所接受的國民教育，也是從這位老師而來。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時值八九年六月。我記得，我們每天上課，都是在老師的領導下，討論何謂「暴力」、「人民」。這裏沒有什麼「無私進步的執政集團」。
小朋友最清楚知道何謂「你呃人」
縱使我們不會去思考什麼政治經濟大事，也不會意識到什麼殖民管治，可是公民教育在默默進行。大概沒有教育不是洗腦的，問題是我們所教、所學，是否合乎我們見到的現實，還有一些基本的良知道德之類。兩位老師，從儀式到道德，都是從生活發現，從心底出發的，符合我們公共生活的一些基本原則。她們都是說真心話。為什麼呢？因為小朋友知道、感受到，誰認真、誰說謊，誰的權威是真、誰是「扮演」的。在小學，沒有任何「反正我就是信了」的東西可以有效教授。
沒有公民意識，是沒有可能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國家意識。當你看見城市內不是所有人都排隊，而且沒有任何公德的時候，談什麼愛國都是一種謊言。問題是當一些真實地見到所謂的「同胞」都是不排隊，沒有任何禮貌可言的時候，我只能說，我跟你不是同一類人。
這裏沒有什麼愛國國民。當一個社會全體上下都在搶錢，視所有法規於無物、基本良知如糞土的時候，所謂愛國教育都不過是榨取維穩費的勾當罷了。更甚者，本來做壞事該不讓人知道，現在是連做壞事都是差不多先生，全世界都知道是你幹的，不喜歡就拿槍來打我，而且政府完全不介意全世界知道它是壞人。國民教育注定失敗，而且一直在失敗，大家都知道這是毫不專業的謊話。
梁文道: 中國思考模式
最近那套人見人駡的國民教育教材，其實真是一套相當不錯的國情教程，尤其適合香港青年。只要能夠配合「多角度」「批判思考」的討論，它絕對可以幫助學生瞭解今日中國某部份人的思考模式，有助於日益頻繁的「中港溝通」。
例如它在誇完「中國模式」的成功，共產黨又是如何「無私」「團結」和專心一致地為人民服務之後，回頭就批判西方代議民主政制的不是，說美國的兩黨競爭淪為自私自利的黨派逐利，結果害苦了人民百姓。許多香港論者看後大呼這是扭曲事實，美國根本就不是這個樣子。但我以為，這種論調反倒非常精當地呈示了當前不少中國人看問題的方法。換句話說，重點不在於它說了美國什麼，而在於它怎麼說美國。
沒錯，美國的政治制度是有缺陷的，近年發展更是受到不少學者批判。何止美國，甚至整個代議民主制度都有問題，要不然就不會有那麼多人主張「審議民主」和其他更直接的民主決策模式了。可這些問題和現在的中國有什麼關係呢？大家批判共產黨一黨專政，有人就說美國兩黨也一樣有毛病；你駡中國執政集團成了唯利是圖的利益集團，他就說西方政黨一樣逐利；講到中國百姓沒有影響政治政策的權力，有些學者便搬出西方政客如何代言利益權貴的故事。這種辯論方式正是現在大陸最流行的「護教學」，正是許多「中國模式」論者最喜歡的修辭術。
簡單地講，這是種幼稚園和小學一二年級水平的抗辯法，先生說我上堂不專心，可我明明看到國榮和小芳也在聊天呀。既然國榮和小芳上課也不夠專注，所以我打瞌睡也就不是問題了。既然美國壓迫過黑奴，所以中國磚窰礦坑裏的奴工便不算奴工了；既然英國首相都是牛津伊頓的畢業生，所以我們的官二代就神奇地正當了。想要認識思考方法上的「中國模式」，這套教材確實是個好起點。
梁亦華：唱好國民教育 卻讓中史淪亡
近日由教育局出資編撰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被指內容偏頗，引起了不少社會人士關注。
多年來教育局竭力洗脫洗腦教育之惡名，指國民教育有助學生批判思考，是「整全的學習經歷」的一部分，甚至指國民身份認同更有利畢業生之職場競爭力云云。然而，多年來沒受國民教育的港人，是否便沒有國民意識？獨立成科的國民教育又是否建立身份認同的必要途徑？
獅子山下精神 港核心價值
二戰以後的香港處於冷戰最前沿，殖民政府率先於1948年推行強調政治中立的公民教育科，旨在壟斷「身份認同」的話語權，避免教育成為國共雙方意識形態的 角力場。雖然去政治化的課程令港人與中國本土連繫長期割裂，可是它卻催生了強調獨立奮鬥與績效競爭的個人本位意識——「獅子山下精神」，實際上這港人核心
價值正是本土發展的國民意識之一。
公民教育雖跟現時國民教育相似，負有穩定社會的政治功能，然而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雖刻意迴避某些國族相關的議題，但課程內容始終是以自由、民主、公民權利與責任等普世價值，選材較客觀中立；現時的國民教育則傾向提升現政權認受性為目標，以營造「壓倒一切」的和諧。
穩中國模式政權 難得民心
正如學者Ernest
Rena所說︰「誤讀歷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經過程」，就是次教育局資助開發的教材可見，官方認可的國民教育以國族情緒，而非中立普世價值來培養國民意識，
選取的國情專題只為鞏固「中國模式」的現政權，至於教材能否反映社會與歷史真象，並不是其主要考慮。
其實要真正傳承歷史與文化，並不一定要另行設立獨立成科國民教育。早有教育界人士指出，現有的中國歷史科遠比國民教育更能為學生提供整全的國民意識，皆因歷史課程源自嚴謹的質性研究與論證，以盡量還原歷史真象，避免誤解歷史，隨意附加主觀判斷為原則。
務實求真 中史反被邊緣化
相對教育局多年來暗渡陳倉，千方百計地暗暗資助國民教育中心，同是營造國民意識的中國歷史科則顯得自生自滅，爆出退修潮後更成為新高中閒角，被迫散件分 拆，成為其他學科中支離破碎的「學習元素」。以往社會慣把中史的衰亡歸咎於學生選科過於務實，故被「市場淘汰」，實際上中史課程着重務實求真，而非強求和
諧，結合歷史真象的批判思考難讓下一代盲目擁護政權，才是中史被邊緣化的主要原因。
香港大學政策、行政與社會科學教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