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紀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國歷史上令人振奮的一段時期。六三○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長推戴為「天可汗」。當日高祖李淵已退位為太上皇，仍在凌煙閣置灑慶賀。上皇自彈琵琶，皇帝則當眾起舞，這種場面，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茲後唐軍又攻佔西域諸國，使中國威勢達到蔥嶺以西，與波斯及印度接觸。在唐初只有高麗能對中國作堅強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終克平壤，置安東都督府。
並且唐朝武功之外，繼以文治。國都長安東西六英里，南北五英里。現代西安市的城緣，還只有其面積一／八。而且整個城市按計劃興築，全城分為一百一十個方格，南北馳道竟有五百尺寬，無疑的在當日已經打破世界諸種紀錄。
因為各國朝貢使節眾多，各種服裝離奇，中書侍郎顏師古即於貞觀三年（公元六二九年）請以畫師作「王會圖」紀念盛況。茲後終唐之世，波斯來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規模宏大。起先每次還只遣派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是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後，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歷史中仍稱「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則為「班田」。奈良和平安（現在的京都）則是照長安設計興建，只是範圍遠遠不如，而且還沒有依計劃完成。長安有朱雀門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鄧之誠根據《新唐書》《舊唐書》的記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觸的「諸族」，共有四十八「國」。內中「朝貢」的二十九，「納士」的六，「歸附」者五，「和戰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問」的二，「來留學」者一，「和親」者一。這樣也可以表示勝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國歷史中，最屬「外向」。並且初唐時，朝廷信心堅強，也能對各宗教一體扶植，不加阻撓。玄奘往印度取經歸，太宗親自詔見，並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資助他的翻譯工作。茲後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時來華翻譯經典的不下數十人。其他景教、襖教、摩尼教也都在長安設有寺院，其教正長老，也由政府不分畛域，授以官位品職。L．Carrington Goodrich之《中國人民簡史》引一現代學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內中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凶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
打開這局面的，當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為多。或許因為他本身帶有少數民族血統之故，因此無論胡漢，他一視同仁。這作風對有唐一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李世民自己對侍臣說：「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則過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將特多，也經過趙翼的《陔余叢考》書內提及。
李世民十八歲慫恿父親李淵發難，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業，大部由他策劃。並且他自己作戰時身先士卒，弱冠時已經能指揮十萬人以上的部隊，擔任獨當一面的軍事政治工作。說他毫無差錯，未免過當，但是從各種資料看來，他籌算周密，並且自己經常在最危險的地方出現，例如以數騎在陣前與敵將答話，因之樹立了他個人的威望，能夠高度發揮他的領導力量。
七世紀初期是帝王將相樹立功業的黃金時代。「第二帝國」的粗胚胎，胡漢混血，從小自耕農作基礎的範疇業已創建就緒。即算楊隋將之濫用，從技術的角度看來其高壓政策仍在長期的歷史上有組織的功效。況且經過煬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廝殺，人心望治，有如魏徵所說：「譬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李世民在這時候勤於聽政，勇於就諫，是以徹底的運用了機緣，而達成歷史上的「貞觀之治」。據稱「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攜糧，取給於道路」，最為歷史家艷稱。
西方的漢學家對中國的皇帝向來批評的多，但對於唐太宗李世民，幾乎一致地恭維。公元六二八年，李世民出宮女三千餘，令之「任求伉儷」。六三三年縱獄囚應死者三百九十人歸家，命令他們秋後自來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詩，歌頌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後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然則李世民被人恭維，並不是完全一致。「死囚歸獄」早就被傳統歷史家指責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製造名譽。近人呂思勉則更指斥太宗「其人究係武夫，且家世漸染北俗，故驕暴之習，亦難盡免。」明朝的萬曆皇帝，被指責為昏君，卻對臣下稱：「唐太宗脅父弒兄，家法不正，豈為令主？」於是在經筵（文學之臣在皇帝面前講解經史，事後設宴的節目）時不許進講《貞觀政要》；也就是將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二年御宇的事蹟，全部剔出於歷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來，公元七世紀，歐洲進入中世紀舊稱「黑暗時代」的期間不遠，日本也剛受大陸文化的影響，貞觀之治牽涉一套政治上的組織力量，當日在世界上無出其右。然則這種組織，沒有確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與唐代的影響，容以下各節述及。
現在就從太宗以道德成就為標榜這一點看來，可以窺見李世民的真實性格；並且這史實也使我們看清中國政治體系，雖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點，因此一千多年後不能保持它的領導地位，而為西方及日本佔先。
李世民是李淵的次子，他與長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參加唐初討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戰事，只是功勞與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淵稱帝后，立建成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這樣就造成兩方的隔閡與猜忌。中國傳統寡頭政治的弱點，基於統計無法著實，將民間無數的爭執公平處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統技術能力之所及。於是只能使皇權極端化，事實上的青紅皂白不問，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諸「聖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則不公平亦為公平，不合理亦為合理。這樣操生殺予奪的大權，並且動輒以至善及極惡的名義獎懲臣下，使皇帝的寶座成為一個極危險的位置。一到繼承發生問題，更是變亂的淵藪。本書已經前後敘述父子叔侄姻親自相殘殺的事例多起，有時候當事人為從屬黨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歷史重演的悲劇。
李世民與長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構隙，牽涉到這樣的背景。他自己交結朝士，後來又控告他兄弟「外結小人，內連嬖倖」謀害他，見諸《舊唐書》（《舊唐書》在五代時根據唐朝文獻編撰，近於官方歷史。《新唐書》成於宋時比較客觀）。事實上他與他的僚屬在玄武門設伏，謀殺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親自張弓發箭射死，元吉則死於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建成與元吉各有子五人，也「並坐誅」。這事發生的時候太宗自己才二十八歲，他的十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攬獲一併處死，則沒有在史書內詳細敘述。兩個月後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於東宮。
用傳統道德觀念闡解這段歷史，常有不著實際之感。例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鑒》時，就指斥李淵不對，李建成不對，而李世民也不對。並非他的見解謬誤，只是這種意見今日看來，已算卑之無甚高論，用不著歷史家著書辯說。而且這「玄武門之變」業已發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個掩蓋事實，一千年後萬曆要避免貞觀一朝的往事，也是不著實際。況且又四百年後，萬曆皇帝在歷史上的地位更不能與唐太宗相比擬。
近代心理分析學者，認為一個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謂ID者，可稱為「生理之自我」，在這種原始的條件下，不較分寸，也無忌諱。只是這中國人所謂之「禽獸行」不能在群眾生活中適用。所謂SUPER-EGO者，也可稱為「社會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時受父母這教養，就範於社會的習慣，對本身慾望加以各種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縛，這種控制的力量出自社會自我。所謂EGO者，則可譯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觸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慾望，一方面則對自己賦予一種社會價值。這種種構成各人個性的程序複雜，包括壓制、轉變目標，自然其說，品性昇華等等離奇的方式，多時其本人雖經過種各機械作用而不自知，或雖知而不願剴切承認。
唐太宗及貞觀之治，最便於用這種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釋，李世民是一個容易性情衝動的人物。他曾要盧祖尚任交趾鎮撫，盧已答應就任，回頭又向皇帝推辭，李世民邀請再三，盧堅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謂，我對你還不能驅使，如何能夠駕馭天下，當時斬盧於朝堂。所以呂思勉說他「驕暴之習，卒難盡免」，不是沒有根據。可是他既有弒兄脅父的行為，又曾讀聖賢書，不能無愧於中，且受良心譴責，因之更要表彰他種種行為，無非自衛。至於他和兄弟間要走此極端，則是他總戎律，「惟以撫接賢才為務」。既登九五之尊，則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捲入悲劇的漩渦，只因為他有作堯舜之君的才華和能力。是以魏徵係前太子洗馬（秘書及顧問）據說有教唆李建成圖世民的策劃，他也將魏徵接收過來，倚為顧問，才表示他始終寬宏量大。以後魏徵在貞觀一朝向皇帝諍諫二百餘事，多時違犯太宗意旨，反被優容。《資治通鑒》有這樣一段記載：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死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庭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可見得太宗之受諫，不一定是以受諫為目的，而是表揚自己虛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門面。而魏徵也說太宗「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也與這追逐名譽的動機有關。魏征也自知處境的危險，他曾對太宗說：「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因為忠臣沒有好結果，良臣則「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彼此共存共榮。
將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經病醫生的臥榻上，不是本書的目的，敘事過於瑣碎，尤與縱談「大歷史」的宗旨相違。只要有了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們知道唐朝之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仍去三權分立之理想至遠。太宗仍是大權獨攬。而且下層機構不能構成選民區，皇權凝聚於上，中國亦無分權之可能。唐太宗恰遇時會，七世紀初第二帝國組成時，既有北魏以來之均田、租庸調、府兵，又有隋朝開設的南北運河和考試制度，上下都草創，內外的威脅既除，皇帝的行動比較自由，太宗將他執行專制皇權時，稍微參酌眾議，因之其皇權比較合理化，對唐宋間保持其繼續開放繼續增長的趨勢，有真切的貢獻。但是他的作為，不能做機構上的固定。
這些事蹟也使我們瞭解以道德作執政標準的危險。這也不是說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類性情複雜，道德名義後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國初年的軍閥發通電時，無不以拯國救民為職志，其重點則是「我」為其拯救者，要是反對「我」，則是叛國殃民。也等於羅蘭夫人在法國革命時上斷頭台前給歷史留下一段見證：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義行之。也等於五四運動時所要打倒的並非孔子，而係「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地承認性惡，反能造成政治體系的「制止與平衡」，使一個現代的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們反省。
武則天
我開始在美國教書的時候，常感到一類題材，不易處置，武則天也是其中之一。要是從傳統的道德立場攻擊她，則明知所謂「殺子屠兄弒君鴆母」半係牽強虛構。並且她在不同名義之下主持中國的政局半個世紀，其影響之所及與歷代帝王最有流風餘韻的相比，並無遜色。所以事實決不會如此簡單，可以由我們以「好」「壞」概括之。而我所講授的，則又是中國史的綱要，也要與今人有關，因此更難。
武則天的父親武士獲隋末從唐高祖發難，曾官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所以她也算出身名門，並非「寒微」。只是她在十三四歲之間入宮為太宗才人。所謂才人半為侍女，半為皇帝宮中沒有實際名分的姬妾。太宗去世之後，她就發付感業寺為尼，在這裡她邂逅了高宗李治。茲後她由高宗的昭儀進為宸妃，於公元六五五年立為皇后，據算應當已在三十歲左右。
她自與高宗見面之後即有控制他的力量，無可置疑。高宗有子八人，前四子出自後宮其他妃嬪，後四子則全係武后所生。以唐朝皇帝姬妾子孫之多，如太宗有子十二人，玄宗有子三十人，憲宗有子二十人，武則天必曾專寵於李治之後宮。
高宗於六八三年去世，武則天初立她的兒子李顯為皇帝，她自己仍臨朝稱制，不出兩月，她又廢李顯為廬陵王，而另立兒子李旦為帝，皇太后稱制如故。公元六九○年她更「革唐命」，改國號為「周」，自稱「聖神皇帝」。如此以女主稱帝約十五年。到七○五年的春天她生病才由李顯復辟，是為中宗。那年年底武則天才與世長辭，官方稱她享年八十一，有些人說她實際年齡為八十三。中宗復辟後五年據說為他的韋后所弒，但是韋氏想照樣以女主臨朝稱制的計劃則為李旦之部屬所推翻。李旦於公元七○九年復位，是為睿宗。只是如此一來，李顯與李旦，中宗與睿宗，俱是武則天的兒子，而且茲後唐朝其他十五個皇帝也全是她的孫輩和後裔。所以縱是武后的頭銜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國母。以一個篡位而顛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廟裡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國史的為難。他們既不敢褒也無法多貶，因此也更造成機會使好多人可以以傳聞混為史實了。
武則天還有二處引人注意的地方：一是她的恐怖政治。她在六八六年在各處設銅軌接受密告。又任來俊臣為御史中丞（監察院副院長），他和他的特務人員拷訊的工具，慘極人寰，等於逼人自誣而就死地，經來審問的「百不全一」。
此外武則天的私生活據傳說可以與俄國的女沙皇凱撒琳相埒。她在六十多歲時因寵愛薛懷義，教他入寺為僧，以出家人的名義入幸禁中。她到七十多歲的時候又以美少年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錦繡服」和她及女兒太平公主燕居作樂。司刑少卿桓彥范上疏彈劾他們，指出「陛下以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自謂履恩即係鬃髮與趾澤間的情愛。武則天置而不問也不追究進諫人。還有一位右補闕朱敬則的疏則更是唐突，引用外間傳聞對武后的批評更為猥褻，她則批答：「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賞上疏人綵緞百。
有了這些不仁不正的行徑，武則天仍被德宗朝賢相陸贄稱譽。明朝以「非正規」態度評史的李贄和清朝以正規而又客觀態度評史的趙翼，都對武則天留有好評。
僅從短距離側視界觀察武則天，我們很難看出她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她在有些地方，也像王莽，即係根據《周禮》及其他原因和個人愛好，將政府機構和各種事物更換其外觀及名稱。洛陽實際是她的首都，她一大權獨攬之後又將之從「東都」改稱「神都」。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則成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門下省為鸞台，中書省為鳳閣。旗幟金色，她所御的紫宸殿則施以淺紫色的帳幔，八品以下官員過去服青者此時服碧。如果這時候有人驟到洛陽，很可能被這金碧輝煌的神都所炫耀，也可能因為鸞台鳳閣把一個大帝國的政府錯認為一個動物園。
可是任何人以為唐朝的太后變成了大周皇帝，僅在裝飾門面，在各種事物上加入比較鮮明的女性色彩和美術情調，則是絕對低估了武則天的「革命」。
中國史學者通常以為唐高宗李治軟弱無能，才引起這段「女患」。《舊唐書》云「帝自顯慶以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現在看來，他所患的好像是高血壓，也妨礙其視力，有多年歷史。所以依賴武則天判斷書牘，又讓她「垂簾聽政」，在皇帝寶座之後得悉召對臣下的談吐，已分別開始於六五○及六六○年間施行，除此之外現存史料不能證實他在長期做傀儡皇帝，況且他的好動與好改變，與武后不相上下。武后執政期間改年號十六次，高宗就改了十四次。最後在位五年間每年年號不同，為從所未有。他曾決定率后御駕親征高麗，因武后苦諫而罷。他又與武后相隨幸東都遊曲阜，封泰山。到臨死的那一天還準備登則天樓門，只因氣喘不能上馬而止，但仍在殿前完成宣讀大赦儀式。他又建造蓬萊宮、合璧宮、九成宮和鏡殿，都具有打破傳統的作風。他之準備封皇太孫，既無前例，他就稱「自我作古」，也就是說讓我來創造這段歷史成例。李治又曾說「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通常歷史家以武后之殿試是中國考試制之里程碑，其實公元六五九年高宗李治「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有了這麼多的事蹟，可見得他縱聽任武則天，讓她專擅，不能就算庸碌。而且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已經一再在臣下面前標榜他的皇后就是他的分身，他們兩人自稱「天皇天后」，時人謂之「二聖」。所以他生前已經替武則天留下了一個合法的地位。他一去世，遺詔所稱，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已經有了皇帝一般敕旨的力量。所以有些高宗朝官，如大理丞（最高法院法官）狄仁傑以後就仕武則天好幾十年，並未被視作為變節。
可是這種安排，到底不是舉朝上下所能稱心如意地接受。況且過去高宗自己被立為太宗李世民之嗣，就曾費過番周折。只因長孫無忌的竭力支持才能在困難中通過。長孫無忌是太宗文德皇后之兄，高宗之舅。唐朝初年曾策動玄武門之變，幫助李世民奪取皇位，再度支持高宗嗣位後已是三代功臣，兩朝元老，為宰相三十年，又兼太尉，也儼然有漢朝外戚之任大司馬大將軍的聲望。只是他反對立武則天為后，被高宗臣下誣構，流放黔州，後來又被逼自殺。有了諸如此類的事情作背景，武則天也知道自己過去幾十年的擅權，「黯陟殺生，決於其口」，現在要隻身對付滿朝的明爭暗鬥，不能不採取主動的地位。
高宗去世之後不久，首先發生問題的，為兒子李顯。他雖被立為皇帝，未有實權。在這時候他封皇后（即後來生事的韋后）之父韋玄貞為侍中（侍從室主任）。但管重要任免的中書令不肯與。這不僅是官銜祿位問題，而是因為侍中是舉足輕重的官職，又派於另外一位皇后的父親，勢必與太后衝突。這也基於中國傳統政治，真理由上而下，皇權既無法合理化，也不便分割之故。這事也確引起武則天對李顯不滿，而成為謫廢他為盧陵王的主因。不久即有徐敬業在揚州以兵反。敬業是攻高麗宿將徐茂功之孫，他這時被謫降，意態怏怏，也糾合一群對朝政不滿意的人在東部舉事，看樣子他沒有真正「勤王」的誠意，他的叛變不出三月而平。但是他的討武則天檄，為駱賓王所作，是駢文中的名著，經過廣泛的傳誦。內中提及「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已經把正反順逆的李唐和「偽武」之陣容劃分得清楚，很有宣傳的功效。文中又激勸唐朝舊臣用對主宗李治的君臣父子之情，去清算武則天。文稱：「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掊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更有煽動性。如此就更使武則天只有更走極端。
她的政權，既為她本人及她親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親生兒子也是敵方爭取的對象，則她也只有一步逼一步。李顯與韋后既被流放而受拘禁，一有來使出自武后，則很惶恐的以為是母后要賜他自盡。另一個兒子所謂章懷太子賢的，可能被她親信所殺，出自武則天的旨意與否無從查證。還有一個兒子早死，剩下一個兒子李旦，縱要他做皇帝他也不敢出面了。以後她之清算唐朝宗室，越做越緊，也逼得很多李家親王造反，因之才將他們誅殺殆盡，只有一些年輕的孩子流竄嶺南才被倖免。這類事情固然可以表示她的凶狠性格，另方面卻也是很多複雜因素一時猥集之所致。她的特務政治恐怖政治也是此時的產物，其目的也是要讓朝中人物於逆順之間分別去留，甚至對她盡忠為國的狄仁傑也一度被判死刑。如此的發展，很難在她武則天和唐朝的「順聖皇后」的人身經驗中找到前後一致的邏輯，而只能在這政治環境裡看出為一種超過人身經驗的運動，有其來龍去脈。
所以武則天也要去製造她的邏輯。她發覺自己之為唐朝的皇太后已經不能控制眼下局面，即令兒子作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決問題，只有一身挺當，「革唐命」，自稱武家源出於周文王，本身為「聖神皇帝」。好在《周禮》這樣一部有假歷史的經典，充分地表揚著中國傳統裡國家之為王者稟承自然法規一手創製的烏托邦等等思想可以全部利用（例如吏部與天對，戶部與地齊，禮為春，兵為夏，刑為秋，工為冬等等間架性的設計和一種美術化的趨向）。而被她推崇的佛教，又無形中倡導眾生平等，男女也沒有基本的區別（但是她仍提倡孝順父母，在高宗時已經禁止父母向僧侶行禮，龍門石窟的佛像了是替她父母祈福）。既有《大雲經》，則可見得大周皇帝雖為女身仍可能為彌勒復生。
武則天引起歷史家好奇心的地方，在於雖出於很不利的條件之下，但她的作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二十八年，皇太后七年後，茲後又以本人名義做皇帝十五年，除了因她自己而產生的問題之外，國家也未遭受過重大的變故。她在六九七年誅來俊臣之後，統治已比較和緩。中宗的復辟，僅有極少量的流血。所稱「社稷宗廟陵寢郊祀行軍旗幟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閣官名並依永淳以前（公元六百八十二年）故事」，就輕而易舉，可見這些名義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則天作大獨裁者的工具，並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武則天是否麗質天生，今日已無法分辨，一個簡捷的說法，則是她的才貌識見都不能為中庸。她即有「掩袖工讒，狐媚惑主」的能力，那也只能算是當初奪取權位的一種手段，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早被她以後的作為所壓倒。我們要確定她在歷史上的地位，還是要考慮到她的時代和環境。而她的長壽，則比她的相貌及膽識還要重要。
公元七世紀的下半期，可以視作以隋唐宋為門面的「第二帝國」的一段調整與重新配備的時期。第二帝國由拓跋民族強迫的將一些遊牧民族的部落改造為農業社會，先組成一個北魏政權的核心，由山西擴大至河南，更貫穿至陝西。其前身經過北魏北齊北周各階段，都離不開胡人漢人的政權，採取「周禮式」的書面設計控制著極大數量的小自耕農的姿態。所以三長制、均田制、租庸調製及府兵制的著眼，都不外以一種極簡單的數學公式管制經理成千萬的人口。第二帝國之隋唐，承襲了這體制。它們遇到了最大的問題，一是因為國土擴張，需要將這種原始組織由黃土區域及華北平原，推而用之於地形複雜，土地所有錯亂，物產和交通迥異的地區，其行政原則過於簡單，而其企圖操縱的對象則過於繁複。
其二則是少數民族之酋領與有門第的漢人聯姻，經過北朝各階段，成為一種新型貴族，也有壟斷朝政的趨向。旁的人不說，李唐王朝本身，即受這遺傳因素的影響。如太宗李世民之文德皇后長孫氏，即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獻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人歷經西魏北周公大人的身分，才改姓為長孫。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承乾，也是長孫皇后所生。他就喜歡作突厥語，用突厥服服飾，行突厥風俗。武則天自己的母親楊氏，也與隋楊為一家。隋煬帝尚有一個女兒為李世民之妃。而隋煬帝即出自獨孤氏，也是鮮卑大姓。當時朝中人物類此極多。高宗之舅長孫無忌已如上述。這種新型貴族不僅與下面以文官組織編制大量小自耕農的體制格格不入，而且牽涉少數民族因素，更有分化的力量，長孫無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說他是「王莽司馬懿之流也」，其原因已非只一端。
又魏晉南北朝以來漢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區造成一種超過政治威權的社會力量，至唐初仍未收聲斂跡。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壓倒「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昂然以門第自負」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大官如魏徵、房玄齡和徐茂功仍與這些世族聯姻，因之他們「舊望不減」。因之高宗又於六百五十九年降詔不許十一個世族子弟自為婚姻。
這些條件，概括武則天登場前後的背景，所以她執政五十年，也包括為高宗之后的一段，實在是和亟需調整與重新配備的第二帝國相始終。
如此看來，我們更要體味到Denis Twitchett在《劍橋中國史》裡所說，太宗李世民的經營實係人身政治，而非體制型的政治。李治與武則天，自稱「天皇天后」，才將一個暫時體制，改變而為永久體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頒布《五經正義》，又於公元六百五十一年頒布新訂的律令格式（根據太宗遺詔，以永徽代貞觀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陽為東都，已經有與民更始的姿態。以後更次曲阜，幸孔子廟，詔各州縣修建孔子廟，又同時繼續南北朝以來的趨勢，大規模而有系統地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歸一」的體制，在當日算是創造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只是時日久遠，我們現在已不容易想像其深切的影響（此點與近代中國受西洋文化影響相似，所注入的新見解，也使一般人士擴大其視界）。
唐朝政治與以前不同之處，則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導組織，除黔中嶺南閩中之外，州縣官亦由吏部補授。錢穆提及東漢士人，則說他們道德觀念窄狹，講到唐朝則說「政權之無限止的解放」。雖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兩者之間不能沒有共通的關係，否則就不會在前後之間產生這樣一個大的差別。佛教已為少數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禪定迎合知識分子，也能以淨土往生引導俗眾，就容易在「官倍於古，士少於官」的條件下，發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虛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這許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為政府宣揚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書、教育比較普遍、水上交通展開、士紳階層活躍的時代內，作為新社會的一種精神上的支持。我們無從「證明」如果沒有唐高宗李治與武后的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繼續遣派下級官僚到廣泛的地區去上任。只是反過來說，要是這些官僚又都像東漢名士一樣，個個以窄狹的道德觀念當作社會秩序的根本，並且以私人的意氣當作法律執行，則整個組織也就會老早垮臺了。
高宗之清除「謀反」株連到自己親屬，又繼以武后大批殘殺帝裔及大臣，即不論公平與否，也不論與他們當時行事的動機是否相關，因而產生的一段結果則是給朝廷貴族階級一個大打擊。有如Richard
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幾百家，官僚中則一般都是京官五品以上，並且子孫又不許參加考試，則在武后主持國政的五十年，中國的上層社會必有一個劇烈的變化。
設銅軌告密，不是我們今日所能稱羨的事。只是當日一般官僚，確也是需要整肅。譬如高宗時，劉仁軌言，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富者行錢則免，貧者則征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殘（也可以見得府兵制只有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一度有效）。武后初立時廣州都督路元睿為南洋來的外商所殺，中國的紀錄也都說是因為路的僚屬侵漁番舶，向官廳告狀的番商反被枷繫。又經過武后的一段嚴厲地懲治，到她末年，還有文昌左丞（內閣總理）宗楚客兄弟犯贓。他們住宅的崇麗使武后的女兒太平公主都嘆說：「吾輩乃虛生耳。」而最令人髮指的則是河北官軍不能抵抗契丹保護人民，一到寇退官廳又抓著百姓以通敵論，動加殺戮，只有狄仁傑才能將這些事情報達武后。所以從各種事蹟看來，唐初大規模的組織一種官僚制度，遇到無數技術上的困難，其癥結則是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紀律。環境和事實都企盼一個大獨裁者出現，武則天適逢其會。
武則天雖不是首創殿試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經常策士，不較門第。她精力又強，很多官僚既被誅殺流放，則必要人補抵，通常也由她自己作主。有人說她在位時代，「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可見得新進人員之多。即以高宗時代的情形而論，官員之入流者一萬三千四百多人，每年吸收新進人員約十分之一。如此給她操縱經營好幾十年。則單只人事安排一項，也可見得她力量之大影響之深。
武則天是傳統政治非常時期的一個特別人物。我們很容易從她的事蹟中看到當日中國之形貌，卻不容易在同樣情形之下窺測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們從現存資料就不容易斷言她的性生活（與之相反，凱撒琳的性生活則非止傳聞，有醫生的證據見諸書端）。武之引用張家兄弟，給他們的名義為「控鶴監」和「奉宸令」，有將唐朝典闈女史的官職翻一個面的形勢。她甚至可能以為自己以女身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則這類事只能由我們揣想。她對朱敬則的反應，也有一種倔強的神氣，好像說對這些批評，她早已全不在乎。只是她和男性侍從一起時，「嘲笑公卿以為笑樂」，則看出她應付官僚人物半個世紀，已把他們的弱點完全看穿。
武則天製造了一個新的官僚集團。她在成功半由於在高宗時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勢，但是也歸功於她實際瞭解到官僚機構的真正性格。皇帝是文官集團的主席，他（或她）以理想上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話的傳說，用為操縱大權的根據。既為神話則沒有人能對之十分認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間捧承這出發點，即給絕對皇權以公通的支持，則已使之無可疵求，不能侵犯。在這條件之下，甚至以后為帝以唐為周亦無不可。她以「河圖洛書」的神秘安排，「萬歲通天」等響亮的年號，再加以「齒落復生」等不會老的奇蹟，去培養前述神話。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認歸根到底傳統政治的真面目，則不外實力。她對吉項說出制馬有三物：一鐵鞭、二鐵過、三匕首。鞭之不服則過其首，過之不服則斷其喉。就此她也承認她自己對付不易掌握的臣下也仍不出這套蠻辦法。不過那時她已快八十歲。一方面她已感覺地位安全，可以慷慨直言。另一方面也是她經營的新文官集團已經奠定了相當堅固的根基，只要常用鐵鞭，間用鐵過，不必再多用匕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