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在《劉曉波傳》的序言中，這樣評價這位後生：他的精神境界隨著他的苦難經歷而一層一層地向上攀升，從早年的個人英雄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變得越來越溫和、越來越寬容、越來越謙卑，越來越讓人感到「舒服」。
採訪（整理）：鄭語、喬澎
陽光時務：您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提到了兩次與劉曉波先生的直接接觸，那麽除此以外，您和他直接接觸多嗎？
余英時：沒有。因爲我也沒有直接參加民運，對于民運人士，我只是在旁邊支持的。我和劉曉波先生私人幷沒有過多的交往。但他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書，我幾乎都有，有的可能是他讓出版社寄給我的。我還給他的書寫過序，他所有的作品我幾乎都過目過。
陽光時務：您在序言中提及劉曉波先生的生命史上有三個階段：從1966到1976，從1977到1989，從1989到現在，那麽您認爲對這三個階段中，對于劉曉波先生影響最大的是的哪個階段呢？
余英時：那當然是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1989年以後。前面都是培養階段，他那種要求正義、要求公平的價值觀，在八十年代的第二階段中就已經培養出來了。到了1989年以後，他就開始實踐他的價值。
他的非暴力思想，在1989年之前就已經有了，只是沒有非常明顯的表現出來。1989年之後，尤其是在絕食之後，才開始慢慢表現出來：他不是要用暴力去推翻政權而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促進改變。所以嚴格來說他幷不是一個革命家，他沒有說要革命。我認爲（這種非暴力思想）是很好的方向，因爲暴力革命結果可能又會是另外一個專制政權的出現。所以不能「以暴易暴」，他能懂得這個道理就很重要。
陽光時務：提到劉曉波先生，不可迴避地就會談到《零八憲章》，這也是他獲刑的直接原因。在您看來，《零八憲章》對於中國民主化轉型的意義是什麽呢？
余英時：《零八憲章》是仿效捷克的《七七憲章》，而哈維爾就是靠《七七憲章》改變了捷克。劉曉波也想走同樣的路綫，就是這種非暴力的變革。基本上來說，東歐國家的民主化轉型都是非暴力的，除了羅馬利亞的齊奧塞斯庫流血了以外，其他國家基本都沒有流血，就連蘇聯崩潰也沒有流血。而《零八憲章》就給中國民主化轉型提供了一個非暴力的方向。
陽光時務：在《零八憲章》事件之後，您對于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有沒有持續的關注呢？
余英時：我一直都在持續地關注。我知道現在各地抗議很多，慢慢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了。像最近的烏坎事件，政府也不得不讓步了。還有李旺陽事件，（當局）現在口氣也松了，不一口咬定說是自殺的了，還有類似的案子也很多。這些都表示共産黨在有些地方也堅持不下去了。像陳光誠事件，後來也慢慢屈服於輿論了。所以說，弱者幷不是真弱，弱者加起來就是强了。就像老子講的：「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但是水比什麽力量都大。
陽光時務：那是否說明，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在逐漸由精英化過渡到平民化？
余英時：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力量要從幾十年的時間段去看，不能只看一天兩天。比如說從鄧小平上台開始，那時候改革最先還是共産黨內部提出來的。因爲共産黨內部要改革，所以出了胡耀邦，趙紫陽這些人。接著是知識人，這些知識人不一定都是黨內的，黨內黨外都的都有。再到了六四的時候，就是學生出來了。再往下走，到現在基本上就到各個地方的老百姓。這個村子那個村子，這個城市那個城市，多得不得了。這種變革是一路往下走的。抗爭的力量越來越大，參與的人數也越來越多。每件事可能都是一件小事，但是加起來的壓力是相當大的。
陽光時務：作為歷史學者，在晚清民國那段時間，中國也處在劇變之中，在那個時代裏會不會有許多人和劉曉波先生精神氣質很相似？
余英時：當然我們可以說所有先行者都是和劉曉波一型的。我們也不能把劉曉波神話。他也是個人，一方面是大環境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個人的成長。像孫中山、梁啓超、胡適這些人，都是他們時代偉大的人物，他們都是和不合理的當局對抗，影響也非常大。比如說胡適雖然在台灣，他還是和蔣介石對著干的，不屈服的。宋代的朱熹、王陽明也是如此，這樣人多得很。反抗權威，要求公平，中國知識人傳統歷來如此。所有有知識、有道德感的人都是如此。像東林黨，不都是一樣的嗎？劉曉波不是唯一的特殊人物，他是在中國傳統中長大的，一方面是傳統人物，一方面是現代産品，是西來的。
《劉曉波傳》選讀
《劉曉波傳》 ，
6月25日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 ，由流亡美國的中國作家余杰撰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著名漢學家余英時作序，描寫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的心路歷程。余杰說：「我的新書《劉曉波傳》四十萬字，五百多頁，是我歷時三年，采訪四十多名與劉曉波有過交往的中外人士寫成，爲此險些付出生命代價。」敬請留意6月28日出版的《陽光時務》余杰和余英時獨家專訪。特此分享書中章節，以饗讀者。
以下是 第八章 「我無罪」和「我沒有敵人」的幾個小節
第三節 非暴力是走向自由中國的惟一道路
不許殺人：從「六四」屠殺到楊佳襲警
在「六四」期間，以及整個八十年代中後期，劉曉波常常受到的批評，是「激進」、「狂妄」、「愛出風頭」、「個人英雄主義」等；近年來，他繼續遭到各種指責，這些指責變成了「投降派」、「跪著造反」、「革命不徹底」、「與當局妥協」等。吊詭的是，那些批評者簡直就是以「昔日之劉曉波」否定「今日之劉曉波」，蘇曉康感歎說：「劉曉波因『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
「不許殺人」是劉曉波從「六四」慘案中汲取的血的教訓。他不僅反對政府對和平請願民眾的武力鎮壓，也反對民間人士以暴易暴的「原始正義」。「原始正義」是劉曉波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這個概念早在九十年代初便在他心中醞釀，隨著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貧富懸殊日漸擴大、官民衝突趨於激烈，他的思考逐漸成熟。他指出：「如果正義的實現必須以法外的暴力流血為代價，那麼這樣的正義至多是原始性的復仇正義。」毫無疑問，「原始正義」是一個超前概念，它一時難以為中國知識界和普通民眾接受，但肯定會成為中國人為世界貢獻的一個涵義豐富的政治學辭彙。如同吳思創造的「潛規則」一樣，劉曉波創造的「原始正義」必定是人們描述轉型中國時無法繞開的辭彙。
「原始正義」的概念，在楊佳案的討論中備受關注。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在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發生北京青年楊佳襲警導致六名警察身亡、五名警察及工作人員受傷的事件。楊佳案在審理過程中，關於律師委任、犯罪嫌疑人精神病鑒定、楊佳母親的離奇失蹤等程式爭議頻出。後來，法院判決楊佳「故意殺人罪」罪名成立並處死刑。此案中關於是否缺乏對公安警察的安全保護，警察執法、與民眾應對是否合理、程式正義，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等問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
在楊佳案件審理期間，一批民間人士起草並發佈了《關於特別赦免楊佳先生的公民建議書》。這份建議書由艾未未、茅于軾、杜光、于浩成、戴晴、張祖樺等數十人領銜，徵集到三千多人的連署。這份建議書指出：「楊佳先生在長期經正常合法途經尋求權利補償不果且得不到公正司法救濟的情況下，採取極端手段，導致了這場悲劇。……如果最高當局不能採取特殊的司法救濟，必然給全體國民、國際社會留下整個政權、國家機器在圍剿一個受到不公正對待、血氣方剛的二十多歲青年的印象。」耐人尋味的是，雖然這份檔的簽署者很多都是劉曉波親密的朋友，九十年代以來幾乎參與所有重要簽名活動的劉曉波，卻並未參與此次簽名。
網絡上更是掀起讚美楊佳的聲浪。行為藝術家艾未未為楊佳拍攝紀錄片，許多年輕網友將楊佳描述為「大俠」和「英雄」，甚至訴諸於《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民間文化傳統，將楊佳視為正義的化身，視為劉關張和武松、魯智深、李逵的「轉世靈童」。在MSN上，許多人將楊佳的名言「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當作簽名；在推特上，許多人將楊佳的照片設置為頭像。楊佳被處死之後，其墓地也成為人們憑弔的名勝。楊佳成了一個負載民間複雜的不滿情緒的符號。然而，楊佳襲警的方式，真的是中國順利步入公民社會的最佳選擇嗎？
楊佳案若發生在西方國家，只是一個普通的惡性刑事案件，但發生在公權擴張、民權萎縮、貧富懸殊、司法不彰、民怨沸騰的中國，就成了一起具有標誌性的社會事件。楊佳案，讓人們從各個角度，看到中國與憲政制度的差距。作為一名關懷現實的「公民知識份子」，劉曉波就此主題先後撰寫了十多篇文章，系統地闡釋了自己的看法。
在論述楊佳案件時，劉曉波指出：該案不是偶然的事件、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中國社會的平衡性斷裂的標誌之一。造成楊佳之死以及六名警察被他殺害之悲劇的罪魁禍首，是中共當局迷信暴力的政策。近年來，中國已經變成名副其實的警察國家：警察被推到第一線處理官民之矛盾，警察成為官員濫用公權力傷害民眾的工具，亦成為鋌而走險的少數民眾報復的對象。劉曉波評論說：「中國社會彌漫著日益嚴重的暴戾之氣，其主要根源，不是來自民間的暴力偏好，而是來自官權的暴虐統治。……現在，眾目睽睽之下，上海當局在楊佳案上的濫權，中央政權對上海當局濫權的默許，只能證明執政者仍然迷信暴力專政的統治方式，現行體制仍然是濫用警力和司法不公的庇護所。官權如此作為的民間效應，只能加強民間逆反，成倍地放大了這種暴戾氣氛，產生更多的民間暴力反抗，製造出更多的『大俠』或『英雄』。」
顯然，劉曉波的批評對像首先是製造暴力和暴力文化的掌權者。
劉曉波對案件審理過程中的一系列「非常情況」作出強烈譴責。比如，楊佳的母親被綁架後關押在精神病院、審判在秘密狀態下進行。「如果說，楊佳的刀光及輿論效應是戳破了『和諧』假像的利劍，那麼楊母的出現就是指向中共官權的另一柄利劍，既戳穿上海司法當局的彌天大謊，也刺破了中國司法制度及依法治國的面紗。」他指出，司法公正的喪失將對社會穩定帶來致命的危害。「公共輿論對楊佳案的期望也不複雜，不過是希望司法公正的實現，至少讓楊佳『死得明白』。」但是，此案審理過程的種種謬誤表明，中國並無獨立之司法權，作為黨的一大分支機搆的「政法委」，包攬所有重大案件的最後判決。當局傲慢地認為，包括司法在內的一切盡在其掌握之中，卻茫然不知一個社會的司法公正徹底喪失之際，也就是這個社會穩定的堤壩最後破裂之時，「中國司法機構的信譽已經在民心中的死亡。楊佳死了，但覺醒的民意不會隨之死亡」。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認為，長期以來引發暴力傾向的，是「貧窮、剝奪、忽視和羞辱」，「義憤」為「報復」行為打下伏筆。
以此而論，楊佳以死相爭的決絕不無可憫之處。但是，在那些高聲為楊佳叫好的聲音當中，劉曉波嗅到一種從義和團到紅衛兵一脈相承的「烏合之眾」的氣味。他對這種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交織的味道尤為敏感。他不同意艾未未和某些維權律師將楊佳的殺人行為合理化甚至英雄化的言論，他的觀點與《關於特別赦免楊佳先生的公民建議書》存在顯著之差異，他提出的民間社會不能被「原始正義」牽著鼻子走的觀點，在網路上引發暴風驟雨般的批評意見。這是劉曉波與中國正在興起的民粹主義思潮之間的一次正面交鋒。
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呼應與合流，是近年來中國出現的新的思潮和現象。研究民粹主義的學者保羅‧塔洛特─加龍省指出：「民粹主義常常傾向於用其所選擇的民眾的理想化的觀點來確定自身，並把它們置於相似的理想化的背景之中。」
許多知識份子也許能抗拒金錢的誘惑，卻難於抗拒名聲的誘惑——尤其是在民間的名聲。一旦批判民粹主義、批判「多數人的錯誤意見」，就有可能損害這種民間的聲望。劉曉波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在對所有的公共事件發言時，不以個人名望為念，而以真理為尺規。他忠誠於真理，不惜得罪多數人、得罪朋友，他敢於充當「飽受爭議的少數派」和「異議人士中的異議人士」的角色。
劉曉波認為，無論從客觀效果還是就價值立場而言，「楊佳式的復仇」對中國社會轉型都有害無益。他對楊佳的反抗方式不予認同，在任何場合都不隱瞞這一觀點：「如果暴力反抗是個人復仇的主動施暴，其結果是雙方的生命代價，那就是沒有贏家的玉石俱焚，也就談不上正義。」他沒有在那份呼籲特赦楊佳的公開信上簽名，除了他作為美國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並不同意完全廢除死刑的立場以外，還有他對楊佳瘋狂殺戮行為的反感。在這一點上，劉曉波與法學界的前輩江平的看法是一致的。江平說：「你楊佳受到再大的委屈，你對社會發洩私憤，對公安機關發洩私憤，殺了六個無辜警察，道理何在？這些人有什麼罪？」
在一次演講中，江平陳述這一觀點之後，有個青年學生威脅說，如果手中有雞蛋，會立即用雞蛋砸他。江平與劉曉波一樣，連共產黨的威逼利誘都不怕，又怎麼會怕被庸眾的雞蛋「砸」呢？
劉曉波指出，從客觀效果來看，這種個體性的殺戮，非但不能震懾那些作惡的警察，反而會引發當局更加瘋狂的鎮壓。「如果楊佳襲警的發生讓民間相信暴力，產生對一場暴力革命的期待，其結果就是更多的暴力反抗的發生。而獨裁政權的應對只能是政府不斷強化政治恐怖，不斷加強鎮壓的力度，只能進一步弱化本來就弱小的民間維權力量，中國的社會生態也只能從『壞』走向『更壞』。」
劉曉波看重的是一種健康、理性的社會生態的培育，而非瞬間的「快意恩仇」，但他的這番良苦的用心，很難為被激情和仇恨左右的被侮辱者和被傷害者所理解。
從價值立場而言，面對網上一片叫好之聲，劉曉波反問說：那些被楊佳殺害的警察是否「罪有應得」？是不是所有穿警服的人都「死有餘辜」？他認為：「楊佳不是英雄或大俠，因為他結束了六個生命。難道對生命的珍重還要區分警民，難道僅僅因為警察的身份被殺就是活該？即便被殺警察中可能有迫害過楊佳的人，也是罪不當誅。」雖然這些年來劉曉波本人是警察濫權的最大受害者，但他認為，那些被楊佳殺害的警察是無辜者，不能因為他們從事警察這一職業，便自然而然地成為被行兇的對象。且不說他們並非傷害過楊佳的那幾個警察，即便就是那幾個作惡的警察，也應當通過司法程式對其行為調查、審判和追究——當然，目前來看，暫時還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的可能性。但並不意味著任何人就可以立即啟動「個人執法」，施行「私刑」。
如果所有警察都該殺，將此邏輯往下推演，是否所有公務員都該殺，是否所有共產黨員都該殺？這樣，要殺多少人才能讓中國變成一個「純潔」與「公義」之國？這種思路與做法，與當年毛澤東奪取政權之後，掀起「三反五反」運動，大肆屠殺國民黨政權遺留下來的黨政軍人員及其家屬的暴政有什麼區別呢？
劉曉波對頌揚楊佳殺人行為的民粹主義言論充滿憂慮，當民間被「原始正義」壓倒之時，就不自覺地跟反抗的物件達成「精神同構」，這是劉曉波最擔憂的情形：「如果主流民意只有通過楊佳式復仇來宣洩心中的壘塊，那麼中國的民智就仍然是『咬住仇，咬住恨，仇恨入心要發芽』的犧牲品。如果以民為敵的官權暴虐與以官為仇的民間暴戾相互激蕩，那麼只能造成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今天的局部性以暴易暴很可能發展為全局性以暴易暴。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今天的民間維權和中國的法治進程！」
惟有非暴力才能通向新文明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劉曉波從紐約啟程回國那天，時任《時報週刊》總編輯的臺灣朋友杜念中開車趕到胡平家，送給劉曉波兩套非暴力政治學專家基恩‧夏普的著作。不知彼時心潮起伏的劉曉波，在飛機上是否翻閱過該書？甫一回國，在學運的洪流中，他肯定沒有時間和心情仔細閱讀此書。也不知這兩套書後來的命運如何，是不是落入那些抄家的警察手中？
有人認為，非暴力僅僅是一種可以選擇的手段，而且還得辨析對手是誰——比如，在面對具有基督教信仰、有妥協傳統的英國殖民者時，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策略是有效的；但在面對那些更加殘暴的獨裁者和政權時，非暴力的策略就是無效的，只能採取武裝鬥爭的方式。劉曉波則認為，非暴力不是一種手段，而是一種價值；非暴力適用於任何情境之中，而不是在權衡對手的道德與倫理狀態之後的一種選擇。「當民間反對者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之時，作為反抗的一方，應該具有一種超常堅韌的非暴力反抗能力，那是一種直面暴虐的超常勇氣，一種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用仁愛面對仇恨，以尊嚴面對羞辱，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理性面對狂暴，最終逼迫加害者回到理性和平的規則中來，從而超越『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從「八九」學運到《零八憲章》，非暴力成了劉曉波堅定不移的信念與信仰。
非暴力絕非軟弱。考察各國人權運動的歷史，可以發現一條共同的軌跡：暴力從未帶來自由與和平，只有非暴力才贏得解放與幸福。非暴力之中蘊含的力量，超乎暴力信奉者們的想像，非暴力並不是弱者的選擇和「沒得選擇的選擇」。非暴力運動之父甘地指出：「非暴力像活動中的鐳。無論量多小，它一旦介入腫瘤的生長就將無聲、平穩而永不停息地發揮功效，直至將有病的肌體組織完全轉化為健康的組織。同樣，一點點非暴力也會微妙無聲地發揮效力，並在不知不覺中使整個社會日新月異。」
換言之，只有以非暴力對抗暴力，才能改變與轉換暴力。
非暴力思想的形成，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即便宣稱「今天的問題不是要暴力還是非暴力的問題，而是要麼選擇非暴力，要麼選擇滅亡」的馬丁‧路德‧金，早年在是否選擇非暴力上，也有過長時間的猶豫。在大學時代，「在這一時期，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我對愛的能力已感到絕望。我認為唯一能解決種族隔離問題的方法是武力暴動。」跟劉曉波一樣，金也曾是尼采哲學的推崇者：「對愛的信心受到尼采哲學的動搖。尼采對權力的榮耀是他從對普通人的蔑視中發展而來。他攻擊了整個希伯來－基督教的道德體系，包括敬虔、謙卑的美德，對未來美好世界的關注以及對苦難的態度，尼采認為這是對軟弱的讚美，是不得已的心甘情願。他期待超人的出現，超人超過人就像人超過猿一樣。」
但是，形形色色的哲學和思想並未讓金找到人生的出路，最後的出路是在甘地那裏找到的：「我在邊沁和穆勒的實用主義、馬克思和列寧的革命方式、霍布斯的社會契約理論、盧梭的『返回自然』的樂觀主義、尼采的超人哲學中均未獲得學術上和道德上的滿足，我在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哲學中找到了。」金從甘地的非暴力學說和聖經的教導中汲取到無窮力量，並以此領導黑人群眾爭取人權。
曼德拉也是如此，他有更加明顯的從暴力轉向非暴力的過程。早年，曼德拉曾主張用武裝鬥爭反抗白人政權，他被授權組建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保持獨立的新的軍事組織，名為「民族長矛軍」。「我從來沒有當過兵，從來沒有打過仗，也從來沒有朝敵人開過槍。但是，組建軍隊的任務卻落到了我的頭上。」曼德拉學習了大量的武裝鬥爭特別是遊擊戰爭的文獻，如德尼斯‧賴茨寫的描述布林戰爭期間布林人的遊擊戰術的《突擊隊》，如格瓦拉、毛澤東、卡斯楚的著作，他甚至在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中發現「是毛澤東的決心和非傳統思想把他引向了勝利。」
然而，此後殘酷的武裝鬥爭讓事態日漸惡化。曼德拉意識到，這不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在國內，越來越多無辜者的生命被犧牲，離勝利的目標卻越來越遠；在國際社會，這種方式得不到同情和支持，當曼德拉被關進監獄時，「大赦國際從未支援過我們，這個組織不可能為堅持暴力的人撐腰」。曼德拉在獄中每看到一篇暴力衝突導致平民傷亡的報導的時候，都心痛如刀攪。後來，當暴力衝突席捲全國，他終於意識到，尋求和平的時刻到來了。
非暴力抗爭不是夢囈，而是被印度、南非等國家的國家獨立或社會轉型的歷史驗證的成功之路。它也是中國憲政轉型惟一可行的道路。在每一次衝突之中，當人們在槍尖上尋求完美時，最後的結局必定是暴力氾濫。一九八零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根廷人權活動家埃斯基維爾認為，非暴力戰略是唯一正確的方針——「貧困引起恐怖行為，恐怖行為加重貧困。把暴力作為手段，只會摧毀人們最初想要達到的目的。」
這一箴言，同樣適用於劇變前夕的中國。
惟有非暴力才能締造新文明。楊佳的悲劇不該重演，更不該覆製。中共的軍隊在「六四」殺人，與楊佳闖入警局殺警察，本質上都是殺人。劉曉波入獄之後，中國社會的殺戮之氣越發濃烈，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浙江溫州的民選村主任錢雲會，因反對官方圈地被故意設置的車禍謀殺；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撫州發生連環爆炸案，造成三人死亡，肇事者為被政府侵佔土地的農民錢明奇，亦在爆炸中身亡。
從錢雲會到錢明奇，從被殺到殺人，從浙江到江西，時間間隔僅半年。有輿論認為，此事件標誌著中國社會已經從「自焚」式的抗議，轉變為暴力的攻擊，社會進入全面危機時期。很多民眾希望政府儘快從體制上改變現狀，讓民眾可以自由表達思想，政府權力受到有效約束。換言之，若能早日接受《零八憲章》之建議，聽取劉曉波之呼籲，這些悲劇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就連失去孩子的「天安門母親」們都能忍受著心靈的劇痛多次聲明：「我們是公民，而不是怨民！我們必須放棄中國歷史上『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抗爭；作為一個有著尊嚴與自信的公民，我們應該加入到世界上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鬥爭的行列。」
那麼，劉曉波所宣導的非暴力的觀念，應當成為轉型期中國民間社會的首要共識。
第四節 以和解理念實現和平轉型
反抗者的謙卑與妥協的藝術
「八九」之後，在黨內保守派「治理、整頓」的經濟政策和西方國家的制裁下，中國的經濟及社會各方面均出現大幅倒退。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提出「發展第一，誰反對誰下臺」。從此，經濟熱潮到來了。
經過二十年的經濟發展，由於政治體制改革始終停滯，共產黨執政者蛻變為牢固的既得利益集團。面對中國社會的危機，被當局馴服和招安的中國知識界，整體性地處於「失語」狀態。而多數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的研究，在「擁抱熊貓派」與「屠龍派」之間遊弋，顯得「隔靴撓癢」。
真正對中國現狀的冷靜客觀的思考與判斷，只可能存在於民間社會。「共產黨還能堅持多少年？」或者「中國還有多少年才能實現民主化？」這是劉曉波經常被朋友、外國記者和使館官員問及的問題。他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的時間節點，因為他不認為自己可以充當一個預言家。「六四」之後，連劉賓雁這樣的前輩知識份子也樂觀地估計說，三年時間中共必將垮臺。誰也沒有想到，中國居然能夠度過蘇聯東歐劇變的危機，不僅倖存下來，還在經濟的高速發展中重新獲得了相當的統治合法性。過於樂觀地估計中共下臺的時間，反倒會成為一種反諷。對於此類問題，劉曉波的回答是：「我深知，中國邁向自由國家的進程，將是一個極為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堅韌和清醒，理性和責任，信心和樂觀，遠比一時的熱血沸騰更加珍貴。」
二零零三年，劉曉波在海內外矚目「胡溫新政」的時候，就不曾頭腦發熱。二零零八年，習李接班的格局甫定，他對習李亦不抱希望。劉曉波對老朋友高新喜歡猜測的中共高層鬥爭內幕絲毫不感興趣，那是中南海自己的事情，犯不著為之浪費時間和精力。他將目光向下、再向下，一直深入普通民眾之中，並得出「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的結論。他堅信民間力量的成長能迫使掌權者坐到談判桌前：「當中國民間的權利意識和自由意識覺醒之時，推動中國變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間。」
如果民間力量不成長壯大，民主化就不可能自動實現。
劉曉波是一位具有思想家氣質的公共知識份子，也是專注於中國現實的「問題中人」。擺在此類知識份子面前的第一難題是，如何為中國的和平轉型提供一條可能的路徑。中國兩千年的歷史，從來都是以暴易暴式的王朝更迭，從未有過一次和平轉型，所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劉曉波認為，中國的民主化必須走一條理性、非暴力、依靠民間、堅韌而持久奮爭的道路，每一個對中國未來有責任感的公民，都應當盡自己的努力增大和平轉型的可能性、也就是降低「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他先後提出「責任倫理」、「程式正義」、「以最小的成本求取最大社會公益」、「切忌以牙還牙」、「切忌一舉清除所有罪惡和實現百分百正義」等一系列主張，為中國的和平轉型提供了豐厚的思想資源和寬廣的理論基礎。
劉曉波首先宣導的一個理念是「反抗者的謙卑」。他為曾任國際筆會會長的捷克作家格魯沙的第一本中文版著作《快樂的異鄉人》所寫的序言，即名為〈反抗者的謙卑〉。格魯沙是「哈威爾群體」中的一員，在捷克的天鵝絨革命中，他的兒子死於一場街頭暴力，真相至今不明。這個失去了兒子的父親，為何還能說出「並未感到仇恨，也不要教訓他人」、「政治的真正要務不再是辨認並毀滅敵人」這樣的話來？為什麼同樣是在共產黨政權的壓迫之下，中國的很多異議人士堅信「跟我意見不一致的人就是我的敵人」，像是共產黨的「克隆版」，而東歐的許多異議知識份子卻擁有不被專制思維毒化的免疫力呢？
在閱讀了包括格魯沙等諸多蘇聯、東歐異議知識份子的著作之後，劉曉波對自己身上「道德自戀」成分作出深刻反思：「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民間反抗者對體制內人士的道德優勢，對我而言似乎已經變成不言而喻的絕對真理，而全不管自己的所言所行，是否尊重對手？是否有理？對推動政治轉型是否有效？」他的批評始於自我的切膚之痛，卻讓反對者陣營感到過於刺耳：「事實上，這種傲慢已經嚴重傷害了民間反對派的智慧，使民間反對派變成隻會唱高調的狂妄者和弱智者。以至於，那些大話式的高調，其高入雲霄的表達習慣與中共那種偉光正的表達，在思維方式上如出一轍。」
跟有權、有錢、有人、掌握槍桿子和筆桿子的中共當局相比，民間人士如崔健那首歌曲所唱，可謂「一無所有」。剩下的只有道義立場。但是，僅有道義立場是不夠的，如果陷入對自身道德優勢的迷戀之中，這種道義立場可能變成一種可怕的「負資產」。劉曉波強調說：「中國現在民間生態特別複雜，不要以為民間就是政治正確，民間不擇手段的事也很多。民間不能放大自己的正義，也不能低估對手的靈活。放大正義的結果就是『我們被我們的正義壓倒』，低估對手的結果就是民間盡幹蠢事。」
他並沒有一味美化民間的生態，而是對民間的問題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劉曉波指出，海外民運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結果被海外華人社群和西方主流社會疏遠乃至唾棄。羅馬尼亞流亡作家馬內阿說過：「在通往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要解決眾多行政、經濟和物質問題固然很難，但要從當權者強加於人的那些迷宮般漫長而複雜的墮落過程中解脫出來則是難上加難。」
異議人士與獨裁政權之間精神結構的差異，比想像的小得多。反抗者需要時刻警醒，保持一種自我反省、自我質疑的視角，這能在反抗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過程中，確保自我不會蛻變成另一個共產黨人。
中國的反對派一直缺少自身的反思與建設。「八九」以來，劉曉波看多了民間反對派「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的亂相，加之對基督教「人之初、性本罪」思想的汲取，讓他對人性的複雜性和局限性有了真切體認。他諄諄告誡說：「民間反對派，不僅需要直面強權的勇氣，也應該具有面對民間反對派內部的種種缺陷的勇氣，不能讓反抗官權的道義正確遮蓋了民間自省的視野，使我們失去了對民間生態的種種弱點的警惕；特別是要警惕反抗者『天然正義』的錯覺。」他認為，民間也要有道德底線，體制外的身份並不意味著自動擁有批評的豁免權，更不意味著可以使用說謊和欺詐的手段，並美其名曰「用變通的方式達成偉大的目標」。
像哈威爾那樣，劉曉波宣導每一個人都努力活在真實之中，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開始做起，而不是鼓勵大家去做殉道者和英雄。他寫道：「我們不需要大智大勇和唱道德高調，不需要多無私多高尚，更不提倡去坐牢、絕食、自焚，而僅僅需要以平常心來面對外來的威逼利誘，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拒絕謊言，不把謊言當作基本的生存策略。」
其他人權活動家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一九九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根廷人權活動家卡洛斯‧貝洛在獲獎演說中指出：「為了使和平成為現實，我們必須既聰明又靈活。為了締造和平，我們必須真正認識我們的錯誤，進而改造我們自己。這個規律對我也不例外！讓我們摒棄憤怒、敵視、復仇和其他陰暗的情緒，使自己成為和平的謙遜工具。」
劉曉波也擁有同樣的精神力量。
其次，劉曉波強調，異議者陣營應當學會「妥協」這門偉大的藝術。近年來，劉曉波被某些人貶斥為「妥協者」。在現代漢語中，「妥協」是一個被汙名化的貶義詞，「不妥協」則是受人尊敬的「英雄好漢」的品格。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長期缺乏妥協和雙贏的思維，「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成為歷史鐵律。
然而，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離不開妥協這門藝術。被譽為「反對派運動設計者」的波蘭知識份子米奇尼克說過：「我致力於政治，因為我無法接受這種現實：我活在一個將我視為垃圾一樣的國家裏，因此我涉足政治，然而我從來不曾想過當一位政治家。」
他致力於推動波蘭政府與團結工會的談判，終於以圓桌會議的形式化解當局動武的可能性。多年以後，他回顧說：「我提倡和政府妥協，和這個我完全不喜歡的政府妥協。」與反抗的物件妥協、與同一陣營中不同意見者妥協，對他來說是走向民主的必要步驟。
圖圖大主教在南非社會轉型中最偉大貢獻就是妥協。他說，不是因為南非人特別聰明才會這樣做，「而是我們被迫不得不這麼做，因為我們的處境中沒有贏家」。實施種族隔離制度的政府沒有贏，自由解放運動也沒有贏。是僵局。該怎樣應對才是？於是，雙方妥協了。一般人聽到妥協可能不以為然，但妥協未必都是不好的。「我們在南非竟然能夠討論這些意義和目標，因為我們真的做到互相讓一步而妥協。假如保安部隊的人知道自己會遭受重罰，我今天也休想坐在這裏了。受害者這邊同意必須付出代價，這是為了擔保達成改革而付出的代價。但這個代價不會大到與我們處境中的事實失衡。」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愛爾蘭政治家大衛‧特林布林在推動和平解決北愛問題時，也曾被批評為妥協和軟弱，他辯解說：「批評者說，妥協讓步是軟弱的標誌。然而柏克說：『政治上的寬宏大量可不是只在少數時候才的確是一種智慧，一個偉大的帝國和一個狹隘的思想可走不到一塊兒。』想想大英帝國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這話具有預見性。」
北愛問題的解決，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妥協。
美國獨立和建國的歷史也是一部妥協的歷史：在美國憲法起草過程中，妥協的技巧自始至終都在發揮作用。對於制憲會議的代表們來說，「他們念念不忘的是千百年來的政治傳統，這一傳統是從英國繼承來的，始終強調妥協和折衷。」
如果不懂得妥協，剛剛趕走英國殖民者，十三個各自獨立的邦之間肯定又會發生戰爭。美國憲法不是用血與火來書寫的，乃是以妥協的美德促成的。
回到中國的現狀上，劉曉波認為，目前處於強勢地位的中共官方不願妥協，但在種種壓力之下，畢竟不敢像毛澤東時代那樣為所欲為，而是選擇了一種「偽善」的統治方式。比如，江澤民時代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時代的「和諧社會」，都是希望討好盡可能多的人。儘管是一種偽善，但總比毛澤東式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好得多，民間就可以利用官方的偽善擠出更大的空間來。換言之，官方的偽善，其實是
一種無奈之下的妥協。對於民間來說，正是一個絕好的發力點。
「我為什麼對共產黨那麼溫柔？」
在被捕之前幾個月，劉曉波在民間組織「和解智庫」所召集的研討會有一個長篇發言，他將心比心地說：「異見群體也好，獨立知識份子也好，最忌諱的就是『自戀』，把個人的受難經歷放大後來看整個社會。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經歷放大來看，我這十八年就沒有好日子過，我憑什麼對共產黨那麼溫柔啊？」劉曉波對共產黨「溫柔」，並非他是一個天生的受虐狂，而是他將中國社會轉型大局的考慮放在一己之遭際前面。難道民主化之後將七千萬共產黨員都關進監獄，才算是全然公義之舉嗎？這種二元論的、絕對化的思維方式，只能加大轉型的難度。這也是哈威爾特別反對的「清除」和「清算」的思路。
劉曉波說，即便現在官方不願和解，民間也要強調和解，因為民間沒有別的東西，沒有暴力機器，沒有強力機關，就只能強調道義，否則強調什麼？即便掌權者不願改變，民間社會也一定要先開始去敵意、去仇恨、去極端心態。他在會上點名批評在場的某維權律師，認為其迷戀權謀術、厚黑學，用《周易》占卜的方式測定中共垮臺的時間，甚至謀劃影子內閣，向追隨他的人封官許願。這些做法跟當年鬧革命的共產黨首腦如出一轍，對中國社會的和平轉型有百害而無一利。
劉曉波認為，民間社會成熟的標誌之一，就是要有耐心：「對於民間來說，不能光強調你有勇氣、你有道義，你必須考慮組織一個群體行動的後果會怎麼樣，否則每一次大的事件來了，只要官方強力鎮壓，整個民間就一下子全完了，甚至有七、八年的低潮。官方這些年在對付民間反抗力量方面，由於顧忌政治成本，策略上已經玩得越來越精細。而在官方越來越顧忌到政治成本的時候，民間就有空間，現在的民間空間就是這樣慢慢的點滴積累出來的。不能著急，中國的事是特別漫長的。」那種過高估計自己、過低估計對手的想法相當危險。「六四」以後，很多人都樂觀地估計千夫所指的中共政權在三五年之後會垮臺，流亡海外的認識甚至開始組織「影子內閣」了，卻沒有想到中共通過有限度的、畸形的經濟改革，成功擺脫四面楚歌的危機，吸引全球資本前去投資，成為「世界工廠」，實現了「麻雀變鳳凰」的「華麗轉身」。很多人堅持不下去之後，便向似乎大國崛起的中共低頭、下跪。劉曉波認為，反對中共的極權體制，是一場耐心的比賽。有耐心，才能完善自我，才能抓住機遇。
劉曉波指出，民間的道義力量，不僅在於反抗暴政的勇氣，更在於新的理念和價值的宣導。那麼，當下的和未來的中國，最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理念和價值呢？就是劉曉波反復強調的「和解」。有很多人認為，在中共無比強大、民間無比弱小的對照下，宣導和解之理念，不利於凝聚民間力量，反倒是一種對官方並不必要的「示弱」。現在宣導和解為時太早，要到了官方與民間的力量差不多對等、民間有了相當的談判籌碼，再提這一理念。現在甚至可以用鼓吹暴力的方式去恐嚇當局，使當局被迫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劉曉波不同意此種策略。他認為，寬容與和解的理念從社會轉型啟動之前就要宣導和實踐，它需要長期的培育和呵護，它不是到了轉捩點降臨的那一刻自動生成的。否則，中國政權的更迭很可能又陷入以暴易暴、血流成河的惡性循環之中。
用南非圖圖大主教的話來說，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和解的理念是民主制度建立的基礎。安德魯•瑞格比指出：「和解與未來聯繫在一起，要求互相敵視的各方能積極參與其中。人們做好共同勾劃未來的準備是如何和解的關鍵。為此，他們可以不忘記過去，但應該寬恕過去，在這個基礎上攜手共進。」
以南非為例，誰能相信，曼德拉這個被關押二十七年的囚犯，最後卻與誓不兩立的敵人——白人總統德克勒克共同締造了嶄新的南非？諾貝爾和平獎不會頒發給擁有千千萬萬人馬的軍事領袖，卻會頒發給「化鐵為犁」的、手無寸鐵的囚徒。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曼德拉與德克勒克，前者出自壓迫者一方，後者出自被壓迫者一方，一起攜手出現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上，那一幕讓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議。後來，有人問曼德拉，你怎麼能在經歷那麼多的苦難之後，與那個迫害你的政府的代表一起領獎？曼德拉回答說：「我不想損害德克勒克先生的威信，因為他威信越低，和談進程就會越慢。要想與對手和平共處，你就必須與對手一道工作。」
儘管南非種族衝突留下的傷口或許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深，但曼德拉毅然選擇了和解。
緬甸民主派領袖昂山素姬也是和解理念的實踐者。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五日，她剛一解除軟禁狀態，便向支持者們呼籲，要繼續為法治奮鬥，爭取與當局對話與和解。她說，儘管被軍政權軟禁十五年之久，但她不會仇恨政府，包括那些每天監視她的士兵和警察，「我的性格決定了我不會憎恨任何人，我心中沒有恨意」。
昂山素姬對軍政權的領導人丹瑞大將誠摯地發出邀請：「讓我們直接互相交流吧，為了全國和解與對話。」這與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宣告何其相似！
那麼，為什麼和解這個在緬甸被普遍接受的理念，在中國卻被某些人士當作異端邪說和天方夜譚？為什麼昂山素姬在緬甸獲得廣泛的尊重，劉曉波在中國卻遭到邊緣化和妖魔化？在仇恨糾結、怨氣沖天的中國，劉曉波因為宣導「我沒有敵人」遭遇種種誤解、指責甚至謾駡，正說明中國民族心理的更新與提升難於上青天。但是，再難也不能袖手旁觀，再難也不能守株待兔。劉曉波堅信，必須從此時此刻開始努力。中國的變革，不能繼續寄希望於出現戈巴契夫和蔣經國式的人物，而歸結於每一個公民讓自己成為真正的公民的奮鬥。
中國社會再也付不起「大亂－大治」的巨大代價。劉曉波所說的「我沒有敵人」，不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咒語，而是精神更新和社會和解的起點。他的「對共產黨的溫柔」，其實是對自我的釋放與昇華。在這個意義上，從對民主道德水準的堅持以及中國如何融入世界主流價值的焦慮意識當中，劉曉波為這個時代提供了最為本質的東西，以幫助他的同胞們在這個危機重重的當代社會明確方向，並以公民的身份成為名副其實的建設者。他的「我沒有敵人」的宣告，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最大善意和寬廣胸襟，更是仇恨蔓延、硝煙彌漫的當代中國的一條必由的救贖之路：通過發現和發掘那些看似不可救藥的作惡者身上未盡泯滅的人性，來尋求未來「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