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地80後社運分子陳景輝，在香港回歸後，經歷了幾場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這些社會運動，成為不少本土論述的重要基礎。今天，他為七一撰文，可視之為七一之後，本土社運的坐標思考。
回歸15年的倒退之一，是說理空間的消逝，容我由自己開始講起。
以前，每當想起「秀才遇着兵」這句老話，我的思路總不自覺靠近秀才一方。要是道理說不清楚，就將問題推到對方身上嘛，可謂讀書人的免責條款。入電台之後，有段時間，想法有些不同，我以為在小小的直播室和幾支咪前，就如身在擂台，因而做「兵」遠重於當「秀才」。學術界的媒體研究中早就指出，所謂「講談節目（Talk show）主持人」扮演的角色，並非如理想中的「語言接生婆」──孕育豐盛而多元的公共交談，而是更像「談話職業摔角手」，關鍵在於動作夠大，摔倒對方。我自問不稱職，因每次面對公民社會想法不一的朋友時，我第一時間想的並非如何「拗贏」，而是時刻自我提醒：對方的道理何在？各自需要節制的地方又在哪裏？又有沒有可以相互學習之處？
一句話，「拗贏」不是目標，豐富的公共討論才是。
以曾志豪和梁文道為例
後來發現，這種態度其實是在2010年之前的香港民間社會身上潛移默化並養成。天星皇后反高鐵的好幾場社會運動，大家可能比較熟悉我們快樂對抗的一面，而忽略了在這般激烈反對的同時，一班搞手對於反對派的同路人也講求合作，意見不同也不會隨便相輕，故當時有所謂反高鐵之聯盟和議會內外的合作。如今看來，「秀才」和「兵」都不是答案。頭巾氣重故然有問題，但，設想一種狀態，就是反對分子一味樹敵，人們胸口都掛了個「殺」字，草木皆「兵」，情更不堪設想。遺憾在於，這乃當下滋長中的反對文化：妖魔化他人而不願說理，樂於討伐而不談聯合。這種不容異己的力量以網絡為據點，先在政圈內爆，再對公民社會投石，泛民、社運、知識界和文化人等莫不中箭。經典例子首選曾志豪和梁文道被批為「投共賣港」。我認為這是「幹部治港」外最嚴重的公共文化倒退。民主運動需要一種包含公共理性、多樣性和合作理念的「反對倫理」，否則公民之間的無理貶抑和信任崩解只會不斷惡化下去。
我認為，曾志豪和梁文道雙雙被網絡激進力量批評是十分值得檢視的例子。事緣agnes b Cafe赌餐牌使用簡體字所引爆的爭論。曾志豪發表文章反問討伐者，何以他們只攻擊「有簡無繁」的agnes
b Cafe，而不去討伐只用法文的法國餐廳、只用意大利文的意大利餐廳？這是否歧視？後來，曾志豪被說成為「賣港」。另一個例子是梁文道，他撰文〈其實不明白〉分析並嘗試明白建制派群眾的處境感受，又落得「返大陸混飯吃媚共文妖」的惡名。
其實，不管曾志豪對「平等」的要求，抑或梁文道「其實不明白」所彰顯的蘇格拉底式無知，都是公共評論中常見的分析進路。什麼派都好，如想獲得別人的認同和支持，並無捷徑可循，只能說之以理。在此，問題不在於是否反對曾梁二人的觀點（我確有不同意之處），而是怎麼反對都好，都不該把文人說成文妖，把公民說成賣港，因這是一種從意見交換到人格謀殺的邏輯大跳躍。但現實正是如此，教主們傾向忽視對方提出的理由（為了穩住追隨者的信心？），反以瘗人為業。這造成了壞效果，公共討論淪為污名化的遊戲，而非更好理由的追逐。問題不再是可供分析的「誰更合理」，而是難以驗證的「誰更忠誠」。人們最終忘記，講究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本來就是民主原則的一部分。
這裏所談的公共理性，並非之前溫和派用以規約公民行動和情感的所謂「和平理性」（編按：可參考作者2010年發表〈超越和平理性〉所指「和平理性論」的種種問題），而是一種自治原則。讓我們重溫現代民主的基礎，它植根於公民的理性能力：專制者為什麼沒資格代替人民做決定？因為人民能夠運用自己的思考能力做合理決定，根本毋須代勞。
作為民主原則的公共理性
現代民主意味着一種信任，公民能夠自行提供理由。因此，認真看待他人提出的理由，根本是民主信念的一部分，反之，暴君對他人的話卻是不屑一顧，目中無民。奈何今日香港，充斥不少扮演精神監護人的思想教主，不斷踐踏講道理的意義。
但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所謂理性能力，也可分作私人和公共運用兩者，前者發展出自由主義的哲學觀念「消極自由」，這意味個人有權自行界定幸福生活，它涉及個體自由和限制國家干預，而後者則成了本文的關懷，即羅爾斯（John Rawls）晚年關於「公共理性」的理論思考：講道理，作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間的相互對待之道，並指向公共生活的民主建構。
「公共理性」的要求，跟現代民主政治的兩個處境相關，一是多元的處境，即社會內部存在紛雜而不同的意見，其次是社會合作的需要，即就着共同面對的課題，公民需要在分歧之中形成共識。雖然羅爾斯針對的是像美國般的立憲民主社會，而非香港這種威權民粹之地，但我認為「公共理性」的關懷，同樣適用於我們的民間反對事業。今天的衝突恰恰源於，反對陣營中各式各樣的合理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無法輕易消除，任何理性的公民都知道「理性的限度」──根本不存在唯一答案，公民之間的合作該如何談起？「公共理性」的宏旨在於嘗試拉近公民之間的距離，尋求重疊之處，從而提出一個我們幾乎遺忘的對話倫理：以對方能夠接受的理由進行說服，即把對方的關懷，納入考慮之中；其次，以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原則視作交談的基礎。舉個例子，人民力量若不想人家將狙擊泛民的激進路線標籤作「民建聯B隊」的話，它首先需要戒掉肆意辱罵同路人「投共」的惡習，這是將心比己；進一步，又如果城邦自治派不願人家罵它「法西斯排外主義」，它除了不要隨便罵社運左派「賣港」之外，更該指明自己的「本土計劃」在何等程度上照顧了，對方關於平等和多元的價值要求（現代社會難以否定的要求）。當然，此舉不一定可以化解分歧，但「以對方能夠接受的理由」開展對話，是「公共理性」的基本原理。這只是它平等互惠的一面（有機會介紹其他方面），並重申「合作」在政治生活的相關性，而不是沉溺於同路人你死我亡的鬥爭。但問題是，這對反對運動來說有何重要？
追求多樣性和合作的「反對」
為反對文化注入公共理性，可以抗衡庸俗的敵對思維，這至少有三種意義：
我所謂「庸俗的反對」，就是不講究多樣性，這與所謂的「道德塔利班」無異。正如性道德塔利班否認人類情慾的多元面向，它也視而不見，反對運動中關於策略、定位、敵友思維和價值取向等面向存在相當分歧，並輕率將意見不同者打成敵人。這扼殺了反對陣營的多樣性。畢竟，活在現代世界，任何文化的健康成長，都需要多樣性，就連「反對」也不例外。Raymond Williams說過，文化就是「有方向的扶持和發展」，若放在這裏，即長年累月經營的一些共同價值信念，並將人們團結在它們底下。但進一步，他更強調，在耕耘一種共同文化的同時，必須為變化、創造和異見留下空間；我們共同習得的反對觀念和實踐，也得做好隨時修正、開放予他人挑戰的準備，文化才能充滿活力。說到最後，多樣性是反對運動獲到良好生長的保證，因這樣才有足夠多的參考和對照，孕育出反思空間。
進一步，如果人們不再以廉價的「拗贏」做為公共討論的目標，認真對待他人以及自己的理由，那末，不同的思想和觀念就不會像今天般被隨意扭曲，而且有了累積的空間。在這個一街稻草人的時代，或許我們更需要記憶回那種「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公平精神，更何，那位正在參與對話的人與其餘公民一樣平等，而且有待說服，而非被告。
以集體名義為旗幟
最後，公共理性不停留在分歧的層面，而是視之為現代政治的起點，並將它引導回「社會合作」的軌道。這不僅是鬥爭的策略，而是原則問題。民主預設了公民之間的平等，公共決策要由充滿分歧的公民集體決定，政治無可避免的成了一項通過合作而實現的共同事業。這就說明了，為何反對派在反對政府之際，也得以「人民」、「香港人」之集體名義做為旗幟。在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和信念之際，反對派若稱得上民主，本身就包含了尋求其他公民合作的要求。關鍵在於：如何從社會分歧中創造出團結的可能？這才是反對運動無可迴避的挑戰和倫理。
說來弔詭，不過是五六年前，社會氛圍仍是高舉「和平理性」的教條，對社會運動也諸多設限。從2006年底闖入天星碼頭，走到80後反高鐵苦行，自己和一班朋友，嘗試以不同的行動方式突破「社會」的條條框框，同時也努力爭取「社會」的認同，其間的平衡小心翼翼，縱然失敗居多。於是，自己不斷發表文章、舉辦講座，解說敵對政治和直接行動的重要性。想不到，幾年之後，香港漸漸步進敵對性蔓延的時代，自己也開始了相關的反思，但再不是那種從無到有的簡單頌揚，而是更複雜的思考其中的良性與惡性。我仍然認為，不談「敵我之分」就無法構成政治，但失控的敵對思維同樣不構成政治，所以我提倡公共理性的理想。當務之急，是需要找回一個讓公民說理、交流和連結的空間，也讓有益於公共生活的觀念得到建立、累積、批判及傳播的環境，為新一頁的反對運動做好準備。
顧文豪：七一．In The Relationship——彼此的經驗都在彼此的思想裏
編按：上海80後知識分子顧文豪，活躍於兩岸四地文化界，對香港七一有種看法。本文從民族國家體系，看七一與國家近貌的關係，預測中港「互相適應」的大未來。在每年一度的集體論述中，此文將為本地提供更廣遠的視野，重新審視香港價值的可貴。
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英國作家奈保爾，在其著名的印度三部曲第一部《幽黯國度》結尾描述了這樣一則場景：在深夜從印度飛往英國的航班上，一群不知疲累的孩童在機艙過道裏跑來跑去，喧嘩吵鬧，不時戲弄一下周遭的乘客，有人一笑視之，有人出言呵斥，還有人抱怨每回坐飛機都遇到這種倒楣事，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位竟很和藹地把這些孩子叫過來，輕聲說道：「小朋友，你們到外面去玩好不好？」
在一個封閉的機艙裏，試圖讓一群我們並不喜歡的孩子「到外面去玩」，即便最終這不過是一種尷尬的意圖，但卻分明見出印度與英國兩種交織的歷史彼此之間的一種態度，既互為依存，有某種精神上的聯繫，同時又有歷史的原因，彼此經驗都在彼此的思想裏，好比那個封閉的機艙，你不能想讓他們離開就離開，這是一種令人非常糾結，同時也是非常困惑的歷史經驗與心理經驗。
在緩緩飛行的暗夜，我想……
如果將此故事移來形容回歸十五載之後的香港處境，亦會別生一番深意。十五年，不算短了，但不論是大陸還是香港，都還在尋找一種諧和的相處方式。好比身在同一架飛機，卻置身於不同的機艙，艙簾一拉，幾乎恍惚以為彼此全不相干，各自在各自的航程裏。而間或出現的諸般誤會、分歧、矛盾，就如同那些穿梭在過道裏的、惹人厭的喧嘩小孩，是會招致不滿、埋怨與哀嘆，恰恰亦是因為這些喧嘩，反倒令彼此恍然我們同坐一航班。緩緩飛行的暗夜，閉目冥想中亦各有各的心思想念，可誰說我們不是從同一個始發地擧程，又在同一個終點站降落呢？當然，現實與歷史並非從起點到終點這般簡單短暫，它深刻的複雜與曖昧不時提醒我們，香港與大陸必須各自處理也必須彼此幫助解決交纏在一起的「困惑的歷史經驗與心理經驗」。
或許我們都不會忘記，當年在中英關於香港回歸交接儀式的談判中，英人主張交接儀式須在中環露天廣場舉行，意在讓所有參加交接儀式的人目送英國軍艦的撤離，以彰顯其「光榮撤退」。中方則主張交接儀式在新建的會展中心舉行，外形設計似北飛的大雁的會展中心暗喻了香港的心向北歸。同時，中方政府提供了香港四十年的水文資料，證明每年的七月一日前後正是暴雨多發季節，交接儀式不宜露天舉行。果然，當主權交接在會展中心舉行之際，整個香港傾盆大雨，當年還只是小學生的我對擔任實轉播的主持白岩松用一艘船形容大雨中的香港印像深刻，雨水漫天自然被比附為蒼天落淚，淚水抑或雨水皆為刷洗中華民族的歷史恥辱。這則頗有文學意涵的回歸場景，其實無意中道出了香港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重要標誌，正源於其更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深刻創痛處，遂使日後所有對於香港的過往、今日乃至明天的認知與解讀，皆須不斷注視與撫摸這創痛處。
如果僅僅從創痛出發，或許我們面對的現實反而會變得簡單一些，因為這賦予我們相同的起點。但一如飛行，有時決定到達的不僅和起點有關，更與過程有關。
重新接觸香港的經歷
回歸十五年，香港變近了，小時候，聽說去香港，好似去一遠地，如今去香港真不是什麼稀奇事，這種彼此來往的便捷當然加速加深了大陸與香港的了解與溝通。而近年來香港文化人的多有北上，更是向內地帶入了香港視角與香港觀念，至於內地民瀧成批成批的赴港旅遊，不僅是一種經濟活動，更是一種生活經驗的彼此呈現。香港，在我等內地人的眼中，逐漸變得熟悉了，變得可以觸摸了，變得可親近了，無論怎麼說，這都是一件好事。
但也正在這種彼此熟悉的過程中，在種種行為、言語、觀念、習慣的互相適應中，潛藏於後的歷史經驗與心理經驗需要不斷在被解讀與被誤讀的過程裏產生新融合與新樣態。而在這新融合與新樣態完全生成之前，或許我們不必然覺得香港是近的抑或大陸是近的，相反有時會覺得彼此終究是遠的。在這似近還遠、似遠還近的曖昧距離中，我們不僅需要把握對方的位置，更要緊的恐怕還是明確自己的位置。
同時，這番遠與近，更深刻處是照見了世界視野下的中國境遇究竟如何。誠如強世功先生所言，「從一九八二年香港回歸談判到二○○三年大遊行這二十年，恰恰是中國在意識形態上陷入最低谷的歲月。香港在政治上和地緣上處於大陸的邊緣，可是在經濟上和意識形態上卻處於西方世界主導的中心地帶；隨着內地經濟的崛起，香港在經濟上開始出現邊緣化傾向，但在意識形態上依然佔據了民主自由和法治話語的中心地帶」，由此形成香港與大陸始終處在「中心──邊緣」、「主體──補充」的錯位和反差境地中，忽遠復忽近。若再置之於世界格局中，經濟實力日益強大的中國同樣在涉及政治話語、價值觀分享與發展模式這些更涉及本根性話題時，需要思考自己究竟在世界的中心還是邊緣。
在體系中的民族
長期以來形成的歷史觀念與現實心態，使得中國自來從「天下」視角看待世界，甲午之後，在實際政治環境中卻被迫處於被支配的邊緣地帶。同時，更深在的一個問題則是，恰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較的幽靈》一書所指出的那樣，隨着一九一一年清王朝的覆滅，以及民族性的中華民國的蹣跚登場，對作為殖民地的那些自己以某種方式認同於華人，或者被當地種群和殖民政府認作華人的人們而言，民族身分和國民身分的問題就開始變得迫在眉睫了。這一雙重身分的糾結，杜贊奇亦有洞見，「早在現代西方民族主義傳入中國之前，中國人早就有類似於『民族』的想像了；對於中國而言，嶄新的事物不是『民族』這個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國家體系」。因此，在民族國家體系中，有長期殖民歷史的香港如何在兩者間擺蕩並且盡力處理妥貼，不僅是香港的問題，也是中國的問題，不僅是歷史的問題，也是現實的問題。
我不願說殖民的隱痛、制度的差異、話語的缺失、生活方式的不同，是擺在港人和國人之間的鴻溝，相反我始終認為這種種不同、種種不合，恰恰是確認我們自身的標識與分際，恰恰是我們必須接受的現實境遇；境遇無所謂好壞，它是真實的存在，唯一令人擔心的反倒是我們對於現實境遇與現實經驗的刻意抹殺與枉加排斥，一力撇去困惑的歷史經驗與心理經驗，不了解彼此現實所產生的思想背景，反過來也是無法了解彼此的現實的。
我們仍舊以故事結尾吧。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講過一個故事：話說在一個實行宵禁的國家裏，一天夜裏兩個士兵在街上巡邏，遠遠看見一人沿着對面街角匆忙趕路，其中一個士兵端起槍，一槍就把他撂倒了。邊上的士兵問道，現在還不到12點，還差一刻鐘呢，你怎麼就把他打死了？這個士兵說，這人我認識，他住得很遠，一刻鐘肯定回不了家。這故事的一種涵義，我想是提醒我們這樣一則道理──我們對他人的行為往往由對他人的預設來決定的，因此有時如果我們對彼此的預設鬆動一些、寬和一些、簡單一些，或許結果也會變得美妙一些。
阿離：（民生篇）愛，作為抗爭之法
三號風球下，碎雨颳面，一群中學生聚集深水埗街頭，稍後到天橋底向無家者送飯。不為OLE（其他學習經歷）、也非受社區祖織主導，十多個年齡各異的中學生，學期完了，就想到要探訪無家者，經社工小慧與有關人士穿針引線，約定今晚出行，完全自發。
記者問中五男生徐仔，三號風球不怕嗎？「怕咩呀？」年紀輕輕，爽直豪邁。
良心遍地開
「窮人飯堂」北河燒臘飯店，依然堅持賣它的低價飯。10元單拼燒味、16元盅飯、22元三A飯。面對成本的無情茘升，老闆明哥說，守得住，不加價，要對得起社會人士，「最困難時，社會人士支持我們。」年前「窮人飯堂」的新聞曝光後，不少主動向他捐款，移民澳洲的馬太每月贊助2000元買飯盒，也有青年把生日禮物6000元捐出買飯票。
良心店舖近年來在社會紛紛出現：一元麵包茶餐廳、免費為清貧學童配鏡的眼鏡店等。不是人變好了，是日子難過了。幫忙的，是「社會人士」，而非為人民服務的父母官。十五年來，經濟發展的財富從未滴漏到基層、居屋遲遲不建、六大產業假大空、扶貧關愛救不了水深火熱。面對四十年新高的堅尼系數，市民也是得到一個「計算方法」的狡辯。「曾蔭權不合格，他每個步驟都是想著自己的後路。」明哥批評。
愛，無堅不摧，攻無不克
「新政府對低下層好一點，找到實際做事的人，但都要做落才知。」明哥寄望梁振英組成的扶貧委員會能做實事，「多點扶持低下層，不要只偏向大商家。生意人要抽一部分錢去幫助弱勢社群。我們生活穩定，就滿足了。」說畢，他趕忘進廚房準備四十個飯盒，門外一個男人匆忙步至，狼狽地大口吞咬飯菜，點好物資，出發。
這是社會人士Benson。沒機構、沒背景、沒系統，他在一年多前組織了一個沒組織性的、靠facebook口耳相傳的平等分享行動，為深水無家者每月送一次飯盒、乾糧，「我們不是施捨、不是慈善、在這些無家者、被標籤歧視的人身上，我們學習怎樣去做一個香港人」。貨物，規定參與者要分開在小店買，「同一件貨，我們向那些保衛自己家園的小店買，還是那些欺壓小店的連鎖店買？你想想就會知道」。資本主義教導我們的王道是平、靚、快；他要人們貴、「娘」、慢。
他叫自己做逆勢社群——不認同主流價值，倒行逆施，「我們以愛心和關懷作為抗爭方式，這種抗爭方式政府控制不了、阻止不了。我們做的事是沒界限，政府不能叫警察拉我們、用鐵馬封我們、搵胡椒噴我們」。
餚饌既盡，青年與無家者各自傾談，再走到Benson前分享，女生說，有無家者身體多天不適，能否幫幫他？「我們做的有限，做得幾多得幾多。你瞓身也解決不了這些問題。但我想你們知道，社會是屬於你們。」他說，也許已答了無數次。
貧富懸殊：政府政策是罪魁禍首
社會是誰的？誰能述說社會？曾蔭權剛上載的《離任在職，百感交集》短片，對貧窮問題只有一句：「全球化帶來貧富懸殊的問題，始終沒辦法解決，積累了社會怨氣」，把貧富懸殊賴到全球化頭上，不少學者也已指出，十五年的貧窮與分化問題，罪魁禍首是政府政策。民生與政治密不可分，然而卻不是人人也能理出當中的勾連。勞苦階層營營役役，一天做十多小時，睡眠時間也欠奉，遑言論政：「窮人因為害怕社會不穩令他們的生活更差，因此被欺壓都不敢出聲；中產生活安定，但若把資源分給窮人，就覺得自己福利全無。政府就是以中國人的心態去管治中國人，令階級分化嚴重。」最好個個忙碌得瞎了眼，無知覺，政治冷感，「政府樂見這個現像，對基層就用愚民，對中產就把他們變成共犯」。
Benson就是中產，「社會愈瘋狂，貧富愈嚴重，我的利益愈大。但生活不是這樣的，生活和生存是兩回事。香港人在生存，不是生活。生活不只為錢為工作，不只為自己的利益。」與無家者為友，是因為他們能幫助港人，了解貧富懸殊的嚴重，「當你開了眼，以後看世界會完全不同」。
未上任，先甩轆
梁振英未上場，便大打基層牌，有論者預言，若梁君能安撫基層中產，改善民生問題，便能收賣民心，五年後向香港的民主自由開刀，「我覺得他解決不到，他不能一刀切搞好民生，現在看他如此甩轆，我覺得他好渣」。僭建不認、西九被遺憾、帶覑殘班上任，好不威風；未坐正，說好的港人港地已朧縮，是否落實增加生果金也是後話；萬眾期待的扶貧委員會，七一上場，委員之一鄭家純接受訪問時稱，「不知道」貧窮者定義是否指綜援戶，並說會考慮在不需要額外「拎錢」的情下，在手下的公共事業如新巴，提供點點優惠。
不用拎錢的扶貧，令人失笑。台灣的順發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年前轉型為公益企業，在保證消費者以相同低價消費同等商品時，捐出獲利的20%，予弱勢兒童的課後輔導與生活照顧服務。三年下來，捐出超過一億台幣。優惠，像皇恩浩蕩。
誰是香港人？
「香港人就是互相關心的人。」Benson說。他記得小時候，人與人，好親近。煲糖水、湊仔女，義不容辭，然而香港在二世祖政府手下，政策、道德，也淪落了。「我是畀八九十後的後生仔叫醒了。他們不是為自己，是為下一代。他們是香港的唯一希望。」話雖如此，「我不敢有小朋友，社會太敗壞了。我看不到有什麼希望，只是希望淪落得慢一點。」
他對眼前的少年笑說自己是傻佬，向他們展示友人捐贈給他轉交無家者的餅卡和購物券，告訴他們做這些事不難，可以走到社區，自己做。社工小慧說，少年都是第一次來，這次是要讓他們認識多點，「選取自己的價值觀，不是用一個政治取向來出發，而是一個人基本的素質」。能連結基層中產、各式被強權分化的人的，是愛；面對狼君，抗爭的方法是，用愛把四分正裂的社會重新黏好。
狂風暴颳的晚上，在一雙雙清澄的眼睛裏，有著香港人最原初的輪廓。
譚蕙芸：（傳媒篇）記者坐埋一條船
回歸紀念日前，香港新聞自由受壓事件「鑊鑊新鮮鑊鑊金」；先有《南華早報》縮水處理李旺陽新聞，繼而有電視台低調處理昂山素姬講話；再有《明報》被指為親梁營報章，即使揭露梁家大宅僭建依然被質疑公信力；然後《壹週刊》記者電郵被黑客盜用作攻擊民主派人士工具；
日前梁振英班子記者會，與梁關係不佳的《蘋果日報》和《星島》，連舉手問問題的機會也被剝奪；新鮮滾熱辣則數向胡錦濤大喊六四提問的記者，也被警員帶走問話。
在香港英文傳媒打滾逾十年的陳婉雯，近年轉到大學任教，一直關注香港傳媒的自由空間，她形容「六四發問被問話」事件「好過分」，她說，新聞自由的底線是記者有權發問任何問題，尤其是關於公眾利益範疇，而被訪者是公務人員的情下，別人萬萬不能告訴記者應該問什麼問題。她揚言，事件甚具挑釁性，是當權者對香港新聞自由發出的惡劣警號。
外國傳媒「唔得閒關心香港」
雖然梁振英特首登上了《時代雜誌》亞洲版封面，但若只寄望外國傳媒多點「關注香港」，陳形容是不切實際的。她說，國際傳媒對「香港故事」早已在九七年失去了興趣：「外國傳媒以為九七的轉變是很戲劇化的，像有人按掣一樣把香港赤化，事實是，新聞空間被蠶食是慢慢的，不是一夜之間變天。」她進一步分析，外國傳媒在九一一後根本更「唔得閒關心香港」。她說，英國廣播公司國際廣播電台BBC World Service Radio在九一一前，還有專門報道遠東聞的節目East Asia Today，但九一一之後一段時間節目暫停，因為中東和回教國家轉而成為歐美媒體新關注點。她說，在國際媒體眼中，中國新聞已把香港的新聞淹沒，香港的消息根本not
on the radar（唔入流）。
在香港出生的陳婉雯，卻不願放棄香港。雖然她曾經在駐內地期間，以自由記者身分替國際傳媒如澳洲的ABC、加拿大CBC和美國CNN擔任特約記者和主播，然而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及看懂中文字的她，雖然自小移民英國多年，依然偏愛在香港英文傳媒工作。她先後在亞洲電視英文新聞部和港台英文台工作逾十年：「我的信念是，香港的故事應該由香港人去講。」
「《南早》新聞空間已萎縮多年」
對於百年老店《南華早報》的「淪落」，曾經在《南早》工作過的陳婉雯比一般人更敏感。李旺陽被自殺新聞刊出當天，她一早上網搜查，竟只找到一篇簡訊，她留意到簡訊含有兩名記者的by-line（署名），已覺事有蹺蹊，因為一般慣例是詳盡新聞才會刊出記者姓名。之後，便爆出南早「縮水處理」的醜聞。陳婉雯形容，許多人以為《南早》一夜墮落，實情是內行人都知道《南早》裏面的新聞空間已萎縮多年，不少資深記者在過去一段時間陸續求去。「今次事件唯一的好處是，令大家關注了香港英文傳媒的景。」
陳婉雯特別指出，外界有一誤會，指《南早》把外籍記者更換為本地或內地記者，是報章「赤化」的證據。她認為，這講法有偏差：「不是西人記者就一定是好記者，本地或內地記者就不是出色記者。」她指出，部分外籍記者來亞洲採訪卻不懂得本地語言和文化，因而被戲稱為「遊客記者」。相反，不少本地或內地記者，卻屢屢在英文傳媒爆出優秀報道。但陳特別補充，今次《南早》不獲續約的Paul Mooney是很好的記者，並不是「遊客記者」。
梁振英幾秒鐘回答一條英文問題
陳婉雯在港台英文部工作時，曾經和候任特首梁振英有「交過手」。據《壹週刊》早前報道，陳婉雯於2000年8月7日在英文《虎報》其專欄內，批評公眾人物接受本地英文媒體採訪時的態度。文中提到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只用了幾秒鐘回答一條英文問題，記者要求他說多些時，他又轉用廣東話了」。行政會議辦公室的新聞官即日發信給陳婉雯澄清，強調「梁振英並沒有不尊重英文媒體」。陳婉雯當時向《壹週刊》表示，梁振英對傳媒的說話很緊張，尤其對有可能對自己負面的消息特別留意。
團結一心捍衛新聞自由
眼看梁振英快要上台，陳婉雯又看到去年李克強來港對記者的打壓，加上警務處長曾偉雄的「黑影論」，和這陣子本地傳媒的自我審查和被外界干預的連串事件，她更覺得未來香港的整體新聞自由大環境令人擔憂。陳婉雯認為，記者可以多一點交換在工作上遇到阻撓的經驗，讓大家透過集體力量提升業界的整體工作氣氛：「前線記者一定要多一點分享自己遇到的事，對各種關於新聞自由的威脅必須保持警覺性，而且更要有種團結心。記者雖然是互相競爭的對手，但大家其實坐埋一條船。若果新聞自由受損害，對整個行業也不會好過」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