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國的經濟增幅已經開始放緩。中國即將面臨一直以來困擾著日本、韓國和其他東亞國家的問題，經濟放緩所帶來的問題。
當然，在經濟增速放緩時，每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並不相同。
在日本，一些為了適應經濟快速增長而設立的機構，在經濟呈現較低增速的時候，他們扮演的角色使日本的經濟轉型遇到了很多困難。
回顧起來，日本人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甚至比美國做得還要好。在1975年之前，我從來沒有在日本呆滿過一整年，而在1975年我回到日本時，我發現日本在這15年間發生了太多的變化。這激勵了我完成了《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Japan
As Number One）。
我希望美國人意識到，日本在真實地增長，並且在很多方面都做得相當出色，我相信日本會增長得非常快。然而有些人沒有認真地讀過這本書，可能會本能地認為我想表達的意思是，日本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實體。
其實無論是對日本的趕超，還是中國的迅速崛起，在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當中，明智的做法應該是，學會思考如何去及時而適度地應對挑戰，而不是為此感到沮喪並在事後非常懊惱。
日本和韓國的經濟下行提供了前車之鑒。而現在，一個似乎突如其來的問題擺在我們眼前：在經濟從高增速到低增速的發展變化中，中國將如何實現轉型？
日本獨特的經驗教訓是：當年為經濟高速增長量身設計的諸多大型機構，在經濟走下坡路時，這些本來行之有效的機構卻成為低速經濟模式下製造麻煩的源頭。
觀察1975年前後的日本，人們會發現，這個國家擁有非常有效而強大的官僚機構，他們願意從全世界其他地區汲取經驗和靈感；同時，日本員工對於其所屬的日本公司有非常高的忠誠度；另外，日本擁有相當高水準的公共教育和非常低的犯罪率。在所有這些方面日本都做的相當出色。
仔細推敲起來，這些都與日本為高速增長所專門設計的系統有莫大的關係。而在日本不得不下調其增速時，其中的很多設計都變成了發展的障礙。
其中一個問題來自於「企業終身聘用制」。
我在哈佛大學的同事戈登（Andrew Gordon）研究發現，企業終身聘用制最早出現在20世紀，尤其是在二戰之後，企業希望設立相關機制，以確保員工在學會所有技能和培訓後能夠留在企業。這些企業由此設立了資歷工資，即從低薪開始，工資逐步上漲，級別越高，工資越多。這些舉措都是為了激勵員工能夠長期留在企業中。這些激勵措施不僅能留住那些接受過長時間培訓的員工，那些有業務水準與工作技能員工也會因此而忠於企業。
二戰之後，當日本經濟開始高速增長時，日本企業意識到他們要學的東西很多，而鼓勵員工掌握各種相關知識，會涉及很多商業機密，而培訓的時間和成本也水漲船高。如果員工離開公司一段時間，那麼周密的、長時間的培訓就浪費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企業推出了獨具特色的終身聘用制。
另外，日本企業與子公司的密切關係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日本企業認為，擁有忠誠的零部件生產子公司，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與子公司關係越密切，合作起來效率就越高。美國企業購買零部件時，通常由企業公佈具體規格，負責供應零部件的小企業據此競爭，在符合規格的前提下，報價最低的小企業會獲得訂單，他們生產的零部件也會被裝入大型產品。
在日本企業的眼中，母公司與零部件供應商緊密合作，母公司可以向子公司傳遞更高的零部件製造技術，並在產品需要更新換代伊始，就將這些技術傳授下去。屆時，當日本企業生產新產品的時候，會有幾家小公司競爭生產零部件，而這些小公司都與母公司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第一輪，訂單的分佈可能是公司A拿到30％的訂單，公司B拿到30％，公司C拿40％。到了下一輪，做的最好的企業的訂單會漲到45％或35％，這樣來保持調整和競爭的空間，也會帶動企業的積極性。
記得我曾經和豐田汽車公司的一位總裁談過，並且問到了有關豐田機床的事情。然後我又去找機床的負責人，我問他，你們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誰？豐田機床的負責人說，豐田公司。在豐田內部，有幾家這樣的公司，一方面，大家像生活在一個大家庭中一樣保持運轉；另一方面，家庭內部的競爭非常激烈，這也驅使他們不斷進步，並使他們之間保持著非常緊密的關係。這種特殊而密切的關係有利於提高母公司的生產效率和生產品質，同時提高子公司的生產品質。
另外一種促使企業凝聚的方式是交叉持股。一些企業按照規定購買對方的部分股份，通過購買和交叉持有股份，企業得以凝聚並保持他們之間的同盟關系。同時，企業的財務主要交由日本國際貿易與工業部（MITI）管理。在一些重大國家項目上，這些企業享有財務優先，而且其財務成本相對較低，可以使其大步前進，快速增長。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上升時期，甚至上世紀80年代這些策略都很奏效。問題在於，一旦經濟腳步放慢，採用企業終身聘用制的那些企業，即便企業利潤低下，想要擺脫老員工也絕非易事，而交叉持股也使得擺脫子公司也相當困難。
前段時間，對日本經濟頗有研究的英國社會學家多爾（Ronald Dore）向我抱怨，他強烈譴責目前的系統對於股東賦權過多。多爾認為現在的世界經濟基本上都在圍著股東轉。當人們問公司總裁，公司的目標是什麼的時候，總裁的答覆是為股東賺錢。多爾認為，相對於股東，公司員工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公司不僅僅是為股東而存在，而更多地是為了員工的健康和福利而存在。因此員工應與股東享有同樣的地位。
這些大型機構及其與員工及子公司的複雜關係，拖累了日本經濟轉型，使日本陷入停滯、處於後泡沫階段。相對日本而言，中國為快速經濟增長所設立的機構，在適應經濟放緩時並不會遇到太大的麻煩。但是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中國還未達到日本的經濟高度就已經開始放緩了。
作者為著名漢學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哈佛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