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年與同事陳順馨負責一門課，關於當代中國，所以對我來說，閱讀錢理群的新著《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另一種歷史書寫》，是一種責任。錢理群在內地學界已經成為國寶級人物，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訓練出來的第一代文學研究者，他的現代文學學問，培育了好幾代知識人，大家都尊稱他為錢老。他個人經歷了共和國成長，特別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如反右、文革等等，也目睹鄧小平年代至今的政經變化，他近年著作，如《拒絕遺忘——「1957年學」的研究筆記》等，都包含了不少個人經歷。
我一手捧着錢老上下兩大冊的書，共70萬字，心中不斷想，該如何讀呢？我提出這個問題，不是因為書的篇幅長，而是它造成的各種解讀，可能比這本書本身更重要。
這書在香港的書店裏，可能不過是另一套禁書，而且不算熱門，相比晚了幾個月面世的傅高義《鄧小平時代》中譯本，銷情差很多。在自由行遊客眼中，鄧小平更吸引。香港寸金尺土，書店老闆很快便把錢老一書束之高閣，混在一堆反共禁書中。但在香港以外的華人知識界，則視這本書的出版為盛事，出版地台北有不少人閱讀與討論，尤其因為內容是錢老幾年前在台灣交通大學的授課內容。在內地，這本禁書很早便被掃描成電子檔，到處流傳，以錢老在中國學術及知識界的地位，以及他近年有點靠近自由派的異議性格，卻又與新左派有種種關係，這書自然成為熱話。
詮釋民主社會主義過時又頑固
錢老的書名有點冗長，但我以為內有玄機。首先，書名令我想起美國左翼史家邁斯勒（Maurice Meisner）的《毛澤東及後毛澤東的中國》。錢老與邁斯勒有一個共同點﹕對社會主義的關懷。不過，錢老對毛澤東少了一般西方左派對毛澤東的浪漫幻想，多了許多對毛澤東中國的親身體驗，他這樣描述自己與毛的關係﹕「一方面，我是毛澤東時代所塑造的，毛澤東文化已滲透到我的血肉及靈魂中，這種毛澤東時代的印記永遠改變不了，無論如何掙扎、自省、批判，我都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另方面，我更是個毛澤東時代自覺的反叛者。」對自由派而言，錢老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詮釋與堅持既過時又頑固；近年喜歡全面復興毛澤東遺產的毛左，又或者選擇挪用毛語言及思維的新左派及同路人，大概會對錢老對毛澤東及其時代的種種批判，感到不是味兒，例如，鄧小平以後的走資與新自由主義，違背毛主席的革命理想，怎麼會是「後」毛澤東時代？
這本書大概會讓不少人感到消化不良，書不是食物，消化不良可能正是它的價值。消化不良的原因，除了因為錢老難以被歸類外，也因為無法以正規學術規範去看待他這本作品。你說是思想史嘛，錢老又加了許多自己的經歷進去，尤其是建國初期及50年代，讀起來像小說或回憶錄，他連自己小時候擔當過《三毛流浪記》的小演員也寫進去了。書讀起來像歷史，也像人物傳記，例如他描述沈從文如何服膺在中共治下的一段實在精彩，但是，他選擇人物的標準是什麼？你說是歷史著作，他的史學方法是什麼，甚至他的研究對象是毛澤東本人？還是毛澤東思想？一時也不易捉摸。
正如著名現代中國歷史學者陳永發曾指出，錢老這書要承載的東西太多了。書的副標題是「另一種歷史書寫」，「另一種」其實正是錢老自己獨有的，無法把它與其他學術文類比較。根據錢老自己的回想，此書已籌備了25年，是發自內心的研究衝動。首先是他在文革後對毛澤東的疑惑，接着是1989年的夏天，他端着70年代毛澤東和蒙哥馬利元帥的講話，以及鄧小平於6月4日向中央軍委的講話，發現他們的觀念、思維、行為及語言驚人相似，故此，更逼令他研究毛文化與語言。而且，這種驚人相似，貫穿了他的生命，尤其是反右至文革期間，他承認自己是毛澤東的追隨者，因此，2009年，他在交大上課的講題便是「我和共和國、毛澤東六十年」。
書中指出，中共在建國不足10年之內，結束了「共同執政」的新民主主義時期，在反右運動中，把大批曾投身支持中共的民主黨派及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從而建立了「五七體制」，確立自上而下黨書記的絕對權力，即我們說的「一黨專政」。這是往後一切政治運動的核心，不管文革時毛澤東如何鼓動紅衛兵翻天覆地，但是，由毛這個紅太陽最高點往下，各級的黨領導始終才是核心。而鄧小平的「六四體制」，則在鎮壓1989年民主運動後而形成，雖然鄧剔除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治國方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他堅守的共產黨領導，不過是繼承及強化「五七體制」。在錢老眼中，由黨所領導的富國強兵之路，不許異見，犧牲勞動者的利益，毛與鄧是沒有本質上差別的。
「兩個體制說」有不少瑕疵
從政治學角度去看，錢理群的「兩個體制說」有不少瑕疵，例如，中共的利益分配制度，以及侍從關係的轉變，似乎不是兩個體制可以說明；而1998年後，隨着鎮壓法輪功以及錢在書提及的90年代「北京之春」，中共建立起龐大的國內安全保衛系統及維穩工作，全天候監視遍及全國，達至不受控制（陳光誠與李旺陽是冰山一角），也似乎說明了一些錢老未有論及的體制轉變。
不過，錢的最終目的不是提供政治學解釋，而是點出批判思想的可能，因此，他筆下不止有毛澤東及中共，還有許多我姑且名之為「民間思想及異見者」的人。例如，他花了不少筆墨談反右時的顧准與林希翎，又用了一整章談文革的知青，包括陳爾晉、王希哲以及他的學生杜應國，他們成為文革後民主牆運動的健將；他不止談89前的思想啟蒙運動中的北京及上海知識分子，還包括他在貴州安順的朋友，亦頗為詳細描述了為人忽略的1998「北京之春」，即徐文立等出獄後爭辦獨立工會及組反對黨。這一道線索十分有趣，讓我想起八十年代有香港大學生編過一本名叫《民主中華》的文集，內有不少這些異見者的文章。
錢推崇這些民間知識分子，但卻少提及當代知識分子，這中間有一個極大的反差，無論是所謂自由派或新左，幾乎都不在錢的「民間視野」之中。因此，我大膽地提出我自己的解讀（或誤讀），錢的書寫隱含着對當代中國思想狀的不滿，在他眼裏，太多知識分子似乎都不夠「民間」，即使著作等身終日爭吵，但與社會政治變動好像無關。他們對建國以來中共體制的批判與反思，不是欠缺（例如不少只沉迷反西方及幻想毛遺產的新左），就是缺乏了切身在地的反思（例如部分自由派為了批判中共，而盲目崇拜美國）。由此，不難理解，為何錢老在批判一黨專政時像個自由派，可是，他卻認同民主社會主義，因為，他在意的認同，不是當代中國左右派的標籤。我懷疑，他比較認同的，是他筆下屬於「社會民主黨人」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亦是他在書中所說的民間思潮。
隱含對當代中國思想狀況不滿
錢老從共和國歷史中辨認出的民間思潮，可謂血淚斑斑，當中的人物屢遭磨難，有人早已死於專政之下（如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有人坐牢多年流亡海外，有人客死異鄉，有人歸隱絕舻，能否視為有一種持續的潮流，恐怕需要不少想像。讀着此書，我不禁感到困惑與失落。這本書寫到結尾，結構開始鬆散，好像有點不知如何總結，例如他提及當代的三大民間力量——網上監督、維權運動、非政府組織，該如何接上他所說的民間思想呢？
我有點苛求了，錢老已經用他自己的學問及親身經驗，搭了一道通向未知的橋，由共和國的過去出發，伸延我們的想像力，走向不可知的未來。
導言：關於毛澤東及其時代的幾個問題
錢理群 2009年9月15日講
首先我要感謝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邀請我來講學。我這個感謝是很個人的、很帶情感的，因為我和台灣有種「血緣關係」。60 年前政權迭替，整個民族國家發生巨大的分裂及動盪的時候，我和我的父親在南京分別，他於1948
年來到台灣，我的母親以及許多兄弟姐妹則留在中國大陸。我的父親1972 年在台灣病逝，葬在陽明山上，從1948
年以後我們父子都沒有再見面。1995、2007 年我曾兩次來台灣，但都是匆匆而過，這次則有三個月的機會來講學，而且我特別選定了「我和共和國、毛澤東六十年」這樣的題目，其中隱含著我的個人目的，因為我和父親也分隔了60
年，我想透過這樣的講課，向我父親講述這60 年間我的種種經歷。因此我今天在這裡講課，在我的感覺裡，冥冥之中，有我的父親在聽我的傾訴。這是我多年的夢，今天非常感謝能有這樣一個機會來圓夢。
我還有另一個夢，就是想藉這個機會，和台灣年輕一代，進行心的交流。我這輩子都是和青年在一起，我和大陸的六代年輕人都保持了密切的精神聯繫。首先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出生，即文革、紅衛兵、知青一代；然後是六十至七十年代出生，在大陸稱為「六四」一代；最後是八十年代出生，以及九十年代出生的，大陸稱為「八○後」、「九○後」一代，這樣從四十年代後直到九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六代人都和我有深切的精神交往，我自己也以此自豪。現在我來到台灣，不知是否能藉此講課機會，和台灣年輕一代建立心靈溝通以及思想交流。這是我的熱切期待，同時又不免有些擔心和緊張，因為和大陸青年對話，我很有經驗，但和台灣青年對話，我就沒有把握了。
來台灣，和台灣青年講什麼呢？我和陳光興教授及許多朋友反覆討論，最後決定以兩個人為主題：魯迅（1881-1936）、毛澤東（1893-1976）。所以開了兩門課，一門是星期二晚上（即今天）以毛澤東為主題，另一門則是星期四在清華大學向大學生講魯迅。為什麼選這兩個人來介紹？這與我的理念有關，我曾提出一個概念：「二十世紀中國經驗」，強調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重要意義。當前中國，無論大陸還是台灣，都有許多問題，在面對這些問題時，需要尋找精神、思想資源，大陸學界的主流主張是兩條途徑，或者向西方尋找，或者向古代中國尋找。我認為這兩個方面的資源確實都很重要，但中間缺了在我看來極重要的東西，即二十世紀的中國經驗（當然也包括台灣經驗）。這樣的經驗和我們最為貼近，但在大陸卻是被忽視的，我想在台灣可能更為欠缺。要理解二十世紀中國經驗，就要從三個人入手：孫中山（1866-1925）、毛澤東、魯迅（有些人認為胡適〔1891-1962〕也很重要）。總之，這幾個特別人物身上，集中體現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經驗，從其入手，有助於我們具體把握二十世紀經驗，來面對今天我們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在台灣，大家對孫中山已非常熟悉，但對毛澤東、魯迅則是陌生而不了解的，這與五十年代後，冷戰將兩岸隔絕的情勢有關。而毛澤東、魯迅在大陸則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無論評價是正面或負面的、喜歡與否，都是不可忽視的存在。討論、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絕不可回避這兩位人物。
我要講這兩位人物，除了因為他們的重要地位外，也有我個人的因素。我在年輕時代，一直在他們的影響下成長，他們是我的兩位精神導師。因此，我需要透過學術研究，來清理他們兩位和我的關係。我的魯迅研究在某方面來說，即是我和魯迅關係的一種自我清理，這些研究成果已經發表，有些朋友也已經讀過；毛澤東的研究，則一直處於混沌狀態，從未公開過，或者只公布了一小部分。我很早就想進行毛澤東研究。1986 年初，我寫了《心靈的探尋》的〈後記〉，認為基本上已經清理完畢與魯迅的關係後，就想開始著手清理和毛澤東的關係，也曾幾度嘗試進行，但最終還是擱置。為什麼這麼漫長的時間始終沒有進行？根本的原因在於我無法清理自己和毛澤東的關係，這太複雜、太糾纏了，而且我始終沒找到自己的價值立場，不知道該如何評價毛澤東。
中國大陸對毛澤東的態度是涇渭分明的，一部分人認為他是民族英雄，另一部分人認為他是民族罪人，我自己恰好無法如此旗幟鮮明地來評價毛澤東。因為我既不能回避毛澤東給整個民族帶來的災難，這些災難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但內心深處，我又擺脫不了毛澤東對我的吸引力。所以研究始終無法進行，直到這次赴台前，才把原先零零碎碎的東西翻出來，但面對這麼龐雜的材料，我也不知該從何著手。所以我是帶著矛盾與困惑來和各位講毛澤東，我的講述也將充滿矛盾和一片混亂。這與我對魯迅的研究不同，我跟魯迅的關係也很複雜，但讀我的著作可看出，我的立場很鮮明。這種矛盾和混亂反映了我內心的真實，但這是否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對此我並無把握。因此，這次講課，我希望將一個歷史在場者的種種觀察、感受，和以後的反思與研究，都如實告訴諸位，希望能引起諸位的研究興趣，然後你們中或許有些人就會自己去研究毛澤東。我這次準備的上課材料，也選錄了部分毛澤東的著作，我猜想在座諸位可能從未讀過。我非常好奇諸位讀了毛澤東著作後，會有什麼反應？不知道是否有人會因此對毛澤東感興趣進而去研究他。當你們去研究毛澤東，得到自己的結論時，我的任務就完成了。我希望那時你們可以把我今天講的一切都忘掉，我的講課是一座橋梁，希望各位最後能「過河拆橋」，自己在研究毛澤東時，即可把我的講述拋棄掉。這門課最大的期待就是諸位能「過河拆橋」——以上算是開場白。
下面我想講四個問題。
一、我和毛澤東、毛澤東時代的關係
大概這是一個歷史巧合。我於1939 年1 月出生在重慶；而毛澤東1939年春在延安確立了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過去大家誤以為是1935 年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近年來中共黨史專家的研究在這方面有新的突破。在此順便介紹一本書：何方（1922-）寫的《黨史筆記》，在香港出版。何方是張聞天（1900-1976）的祕書，算是歷史的當事人，根據他很具說服力的研究，1935
年的遵義會議，只是確定了毛澤東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特別是軍事指揮層面，但總書記仍然是張聞天，並非如後來的人所說只是掛名的，至少在1939
年以前，張聞天在總書記的位置上是有實際領導權的，毛澤東只是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真正確立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是在1938
年下半年，這年7 月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Mikhailov，1882-1949，保加利亞）代表共產國際，對當時在莫斯科準備回國的王稼祥（1906-1974）下了口頭指示：「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並傳達了斯大林（Joseph Stalin，又譯史達林，1878-1953，蘇聯）的指示：要宣傳各國黨自己的領袖，並樹立他們的權威。這表明，是共產國際任命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王稼祥在9
月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傳達這個指示，10 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第一次代表中央政治局做政治報告，按中共規矩，做政治報告的多為領袖人物，毛澤東既然做了政治報告，代表他當時已有領袖資格、地位。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概念，強調「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這可以說是第一次舉起了毛澤東自己的理論旗幟，以後，它不僅成為毛澤東進行黨內鬥爭，主要是反對以王明（1904-1974）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的主要理論武器，而且也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注入了民族主義的活力」，「更有助於改變『中共乃外來觀念之產物』這一在當時頗為流行的觀念，而大益於中共在中國社會的生根」——對毛澤東個人而言，則是為他確立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不僅是組織上的領袖，更是思想上的領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至1939
年春，毛澤東已經實際上成為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因此，我們可以說，1939 年春中國共產黨開始進入毛澤東時代，我恰好於此時出生。十年後，1949
年，我10 歲時，毛澤東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毛澤東時代。直到1976
年毛澤東去世，我正是37 歲。10 歲至37 歲，是一個人生命中的黃金歲月，由少年至青年至中年，都生活在毛澤東統治下，我的知識結構、理念、人生道路，都在毛澤東直接影響下形成和確立。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我成了一個堅定的毛澤東主義者（不止國際上，中國內部也有一批毛澤東主義者），這意味著我是主動參加毛澤東所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這是我與其他知識分子不同之處。這反映我們生存時代的特點，我們是在革命年代成長，革命年代能把最普通、最邊緣的人物捲入歷史潮流，這在台灣大概很難體會。文革發生時我在貴州，在最邊緣的農村、最邊緣的山區，在那裡也有革命。我們這一代和歷史運動有著血肉的關係，這些歷史運動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身體、情感、心靈，我們的小我和歷史的大我糾纏在一起，這和我的學生輩以及在座諸位非常不同。我的學生後來讀了我的精神自傳，最大的感慨是，歷史對他們來說是身外的東西，是需要理解的對象，但對我們來說則不是，歷史就是自身。我們這代人和毛澤東所領導的歷史、革命，有非常糾纏的關係，每個人心裡都有著巨大的困惑，不同的知識分子有不同的困惑。革命最大的問題是會擠壓個人的自由空間，許多知識分子感受到此種擠壓，想從此束縛中擺脫出來而不得，就有了困惑。但我這樣的知識分子不同，我是主動要求參加到革命中，而不是想擺脫，但我的苦惱是沒有參加革命的資格，像魯迅〈阿Q正傳〉說的那樣：不准革命，或者是只能按照別人指揮、設計的模式去革命，當自己有其他想法、有批判意識，則不被允許，於是就產生很大困惑。我們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未必和毛澤東一致，空有自己想法，但無法讓其成為現實，進而影響歷史進程。這些困惑，對在座諸位大概都是很陌生的。但在這種受到排擠、鎮壓的情況下，我還是堅持主動投入參加革命，使得自己和毛澤東的時代以及革命歷史，發生糾纏不清的關係。在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後，我這樣堅定的毛澤東主義者面臨了重新認識毛澤東的困惑，如何走出毛澤東，這是非常艱難的過程。
我和毛澤東時代的複雜關係可分兩點來說。一方面，我是毛澤東時代所塑造的，毛澤東文化已滲透到我的血肉及靈魂中，這種毛澤東時代的印記永遠改變不了，無論如何掙扎、自省、批判，我都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另方面，我更是個毛澤東時代自覺的反叛者。我的歷史使命就是反戈一擊，對毛澤東做出同時代人所能達到的最徹底的清理和批判。既受他的影響，同時又是他的反叛者，並力圖使自己成為徹底的反叛者。當然我這樣的立場不容於後毛澤東時代，也不容於今天還迷戀毛澤東時代的那些人，兩頭不討好。因此我讀魯迅的著作會產生強烈共鳴，魯迅〈影的告別〉裡說：「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然而我不願徬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裡沉沒。〔……〕，我將在不知道時候的時候獨自遠行」。我覺得這正是我所處的地位和困境。魯迅當年也困惑於他和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複雜的糾葛。他既是這傳統文化最堅決徹底的批判者，又是傳統文化最優秀的繼承者，這種複雜關係引起我的共鳴。魯迅自稱是傳統中國最後的知識分子，說句大話，我也是毛澤東時代最後一個知識分子。我對毛澤東文化的清理和批判是一種痛苦的自我清理和自我批判，同時也是自我救贖。我已將自己和魯迅的關係清理，如果能將毛澤東的關係清理，就可以無愧見上帝，交待自己一生。魯迅〈頹敗線的顫動〉裡寫到那位「老女人」：「她在深夜中盡走，一直走到無邊的荒野；〔……〕，又於一剎那間將一切並合：眷念與決絕，愛撫與復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她於是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這也能表達我對毛澤東文化的複雜感情：既「咒詛」又「祝福」，既「決絕」又「眷念」，既「復仇」又「愛撫」。因此我對毛澤東的講述，不可能像許多人那樣快刀斬亂麻式的明快徹底，也不可能是冷靜客觀的批判，我的批判是帶著複雜感情的，這也許是種侷限，但同時也是特點。
同學們可能會注意到我前面的講述裡反覆用了兩個概念：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文化。毛澤東文化所指為何？這是我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
二、毛澤東思想、文化的幾個基本特點
毛澤東和一般人不同，我曾概括他的六個特點。第一，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德國）曾說我們不僅要解釋世界，同時還要改造世界。身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不僅是解釋世界的思想家，同時也是改造世界的行動家。馬克思主義認為理論和實踐要相結合，即是將思想家和行動家結為一體，這正是毛澤東的特點。一般說來思想家和行動家不同，兩者是有分工的。舉個簡單例子，法國大革命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瑞士）是思想家，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又譯羅伯斯比，1758-1794，法國）則扮演行動家的角色。思想和實踐之間有不同的邏輯，思想講究徹底而不妥協，但實踐則是要妥協的；思想講究超前，實踐則重視現實。如果一個人同時是思想家又是實踐家，固然有很大的優勢，但如果不能正確處理思想家與實踐家的不同邏輯，有時是會對社會造成災難的。我在《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中曾提出過一個命題：「思想的實現即思想自身以及思想者的毀滅」。盧梭的思想變成羅伯斯庇爾的專政，盧梭思想便整個變形；百科全書派的思想成為現實，即為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彼岸理想，一旦在此岸現實化即成為災難——這個問題比較複雜，這裡只能把問題提出，同學們如果有興趣，還可以私下討論——這裡我要強調的只是一點，既然毛澤東思想是轉化為直接影響人們生活、命運的實踐，那麼，我們考察、討論、研究毛澤東思想，就不能只看它的書面形態，而必須更注意其實踐形態，即從它的實際作用、效果、影響來看他的思想，看他的文字背後的實際意義。
毛澤東的第二個特點在於他同時是個詩人，用詩人浪漫、不切實際的想法來指導中國，用詩人的邏輯、詩人的眼光來治理國家，必然造成巨大的災難。讀毛澤東著作時，會發現非常迷人，裡面充滿詩人的想像、詩人的激情、烏托邦的理想，讓人感動不已，但這些思想一旦直接變成實踐，就常常帶來災難。在毛澤東那裡，常常有一個轉換：從理論形態的浪漫主義轉換為現實實踐層面上的專制主義。當然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需要作具體的研究與描述。
其三、毛澤東又不是一般的實踐者，而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我曾比較魯迅和毛澤東，魯迅或許有其偏激的一面，但他不是國家領導人，他的偏激不會影響其他人的命運。舉個例，魯迅曾罵梁實秋是資本家的乏走狗，但梁實秋不會因魯迅罵他而遭受災難。當然我們可以說魯迅有話語權，但梁實秋也有話語權，他們可以，事實上也各自用自己的話語權批判對方，卻不會對對方造成實質上的傷害。但毛澤東不同，他掌握有巨大的政治、經濟權力，自然也擁有絕對的話語權，他的一言一行都會決定別人的命運，他的任何失誤都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
這就說到了毛澤東的第四個特點：他不是一般的國家領導人，而是個極權國家的領導人，他的權力不受監督、約束。若在民主國家有一定限制，國家領導人的失誤有糾錯的機制，災難還不至於到無可收拾的地步。而毛澤東的失誤造成的災難，要到他死後，才可能有變化。
第五，毛澤東又不同於一般極權統治者如斯大林等。一般極權統治者只管人民的身體，對異議分子、異端、反對者，至多就是送入監獄、勞改營，在肉體上予以消滅；毛澤東則要改造思想。毛澤東曾說過中國傳統有兩種人：豪傑與聖人。豪傑在某些方面如政治、經濟領域是極為傑出的人材；聖人則要影響人的思想。毛澤東對自己的定位是既要做豪傑，更要做聖人。他要對人進行精神控制，要征服人心，要影響和改造人的思想，要把專政滲透、落實到人的腦袋裡，而且還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與方法，這是極其厲害與可怕的，也是前所未有的。
最後，他所統治與改造的對象，是在全世界擁有最多人口的中國，其影響既廣大又深遠，非同小可。也就是說，毛澤東思想是在半個世紀中，支配了占地球人口1/3 的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基本思想與行為方式的。毛澤東是完全自覺地用他自己的思想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現實和中國人的心靈世界，並且按照他的思維模式建立起一整套從中央到地方最基層的社會生活組織結構。它不僅是種思想存在，更是物質、組織的存在。
這樣，毛澤東思想事實上根本地改變了大陸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情感方式、行為方式，以至語言方式，極為全面而徹底，進而在民族精神、性格、氣質上打上深深烙印，形成了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我們只能如實地稱之為「毛澤東文化」。也就是說，在中國傳統的儒道墨法……等外，中國大陸還有個毛澤東文化。當然它和中國傳統文化間有密切牽連，今天姑且先不論，但它確實是中國傳統文化之外的一種新文化。這種毛澤東文化經過長期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的灌輸，在中國大陸已經形成了民族集體無意識，新的國民性。
對於毛澤東思想改造大陸中國人、知識分子的成功與後果，絕對不能低估。記得封閉的中國開始向外部世界開放時，許多外國人接觸到久違的大陸中國人時，都大吃了一驚。他們發現，現在大陸的中國人比之他們歷史記憶中的中國人，有了很大的變化。比如中國人傳統講中庸之道，今天在大陸幾乎已經見不到了，中國人變得如此好鬥、狂熱、激烈，就是因為經過毛澤東文化的改造。當然，也有積極的變化，比如大陸中國人有了更多的自信，這也和毛澤東的影響有關。一些台灣的朋友，也包括在座的朋友，常跟我談到，有時覺得大陸同胞，有些思想行為談吐，似乎有點怪怪的，難以理解；我經常會回答說，原因當然很複雜，需要具體分析，但有一個原因，就是大陸人經過毛澤東思想文化的薰陶，你們沒有，就會覺得怪。問題在於，即便大陸年輕的一代未曾親歷過毛澤東時代，甚至未必讀過毛澤東的著作，但因為毛澤東文化已潛入到民族性格中，又沒有得到徹底清理，它的影響就會一代代傳衍下去。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今中國的掌權者與反叛者竟然在某些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情感方式、言語方式上都與毛澤東存在驚人的相似，我甚至在某些異議人士、反叛領袖那裡發現了「小毛澤東」，這其中也有正面的東西，但相當多是負面的。絕不能低估毛澤東在上一世紀連續發動的「培養接班人」、「反修防修反和平演變」教育，以及以後的紅衛兵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深遠影響，經過這些運動長期灌輸，潛移默化下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如今已經成為大陸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學術各個領域，以及反對派勢力中的實際領導力量和中堅力量，他們在思想觀念，精神氣質上所受的毛澤東文化的影響，無論正面與負面，都會對中國的現實與發展走向，產生深遠影響，在我看來，研究這樣的影響，是我們觀察當下中國許多問題的一個很好的切入口。
這種對毛澤東文化的清理和批判，就不能不是對一個時代的民族思想、精神、文化的清理和批判；而沒有此種認真、深刻的民族自我反省和批判，中國要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陰影，是根本不可能的。魯迅當年曾經說過，有這樣的國民，就必然有這樣的政府。這正是提醒我們，不根本改造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新的國民性，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毛澤東時代以另一種形式重演，不是沒有可能的。
現在，我們來討論毛澤東文化的第二個特點，談談它幾方面的關係。
首先是它和共產黨的關係，中國當局宣稱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產物，我覺得這反映了事實。毛澤東文化的創造、發展，不是毛澤東一個人所為，而有著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參與。所以研究毛澤東不能僅僅研究他一人，還必須研究同時期共產黨的其他領袖，如劉少奇（1898-1969）、周恩來（1898-1976）、鄧小平（1904-1997）、林彪（1907-1971）、陳雲（1905-1995）等。這些人與毛澤東的關係也很複雜，他們既參與了毛澤東文化的創造，但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又和毛澤東有扞格。毛澤東文化是在和他們的互動（相互合作、補充、制約和衝突）關係中形成的。
毛澤東文化不僅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包括知識分子）也參與了毛澤東文化的創造與發展，他們之中不少人是積極「抬轎子，出主意」的。不能把中國知識分子單純看作毛澤東時代的被統治者與受害者，他們同時是歷史的參與者，對發生在二十世紀中國這一段歷史，他們同樣負有自己的責任。毛澤東文化，從思想到實現，即思想的現實化，是要通過許多中介的，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幹部、黨員，以及一些知識分子在這一中介過程中的作用，絕不是消極、被動的，也必有自己的「創造性貢獻」。
值得注意的，還有毛澤東文化和群眾的關係。毛澤東文化強調群眾運動、群眾參與，利用群眾搞階級鬥爭、搞建設。群眾有不同的利益群體，這些不同群體會按照自身的利益、要求來理解毛澤東思想，所以群眾最終實踐的結果和毛澤東最初的預想會有變異，這種情形在文革時最為明顯。歷史是各個合力（毛澤東、共產黨、知識分子、群眾）的結果，雖然毛澤東是總體的推動力，但也有力猶未逮之處。這些不同力量的複雜互動才形成毛澤東文化。
我要特別提出一點，也是我的研究重點所在，即毛澤東思想和民間異端思想的關係。我這些年一直在研究共和國60 年發展中的民間思想和民間反抗運動，發現了一個極有意思的現象：這些民間異端者基本上是被毛澤東喚醒的。在毛澤東時代，民間很難接觸到其他思想，思想資源相當有限，能閱讀到的就是毛澤東的著作。但毛澤東思想自身包含一些異端成分，毛澤東說他有「猴氣」，經常號召對現行體制進行有限度的突破和反叛。對現實存有不滿或批判意識的人，就常常從他那裡得到啟發，甚至鼓勵。這樣，大陸民間的異端思想者（某種程度上包括我自己），最初的精神教父，就是毛澤東。當然，毛澤東灌輸異端思想是為了實現他自己對國家、社會，對黨更有效的控制，但這些思想一旦被民間接受，就有其自身發展邏輯，是毛澤東難以控制的。比如文革初期為破除黨官僚的迷信，提倡「懷疑一切」，這背後是有一條底線的，即毛澤東本人是不可懷疑的，但我們這些接受「懷疑一切」思想的人，將其思想邏輯貫徹到底，最終就要懷疑毛澤東。這時候，毛澤東就要對這些超越了他的底線的造反者進行鎮壓，這一點毛澤東是毫不含糊的，這就顯出了毛澤東的「虎氣」，而且必然和民間思想者產生衝突，最終這些民間思想者都成了他的反對者。這也形成了另外一種互動。
以上所說，集中到一點，就是毛澤東文化是在各種複雜關係中形成的，也只有在對這從黨內到黨外，從上到下，諸多方面的關係的具體考察中，才能把握它的複雜性和豐富性。
三、毛澤東在當代中國
魯迅說過：「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在任何社會都有這三種人，當下中國也有，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對這三種人都有影響，他們都打著毛澤東旗幟。
「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毛澤東時代的既得利益者，現在都非常懷念毛澤東。2007 年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夕，有100 多名老幹部集體上書，明確提出對鄧小平、江澤民（1926-）的批評，認為他們都背叛了毛澤東。這些老幹部主張回到毛澤東路線，還要重新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個思潮現在在大陸非常盛行，鼓吹者都是些「老左派」。
「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中國當局實行的路線，在我看來是延續了洋務運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即以毛澤東思想、文化、體制為體，毛澤東時代建立的不受約束、限制、監督的一黨專政的絕對權力，這是當下中國統治者的生命線，他們絕不會放棄毛澤東建立的一黨專政的體制。具體來說，有三點是絕不會動搖的。首先絕不會給老百姓言論、結社、出版自由，可以有所鬆動，但絕不開禁。尤其是結社，共產黨必須是「唯一者」。1949 年國民黨之所以垮得那麼快（實則今天共產黨的腐敗絕不在當年國民黨之下），就是因為有共產黨這樣的反對派組織存在，人們不滿國民黨，就會選擇共產黨。而現在人們無論對現實有多不滿，都沒有寄託對象，只能寄望共產黨的改革。其次，黨控制軍隊，黨指揮槍，軍隊絕不實行國家化，這也是毛澤東定下的鐵的原則。第三，黨的授權制，權力必須由黨授與，不可實行選舉由老百姓來授與權力。這三點是絕不會動搖的。在不動這三條毛澤東文化的核心原則前提下，會有很大的彈性，這就是「西學為用」，西方的諸多技術、管理理念、經驗，以至體制，都可以大量主動積極吸取。當然這同時也放棄了一些毛澤東的原則。比如毛澤東以階級鬥爭治國，當局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折騰」，不搞群眾性的大規模階級鬥爭。這條方針極有效，是中國能快速崛起的重要保證。其次，不搞毛澤東的經濟浪漫主義（但有時也搞一些，不是完全不搞）。經濟浪漫主義要點有二：發展要快，以及用群眾運動方式搞經濟。這兩條現在基本被當局放棄，但有時也腦子發熱，要搞點躍進。第三是放棄政治浪漫主義，包括毛澤東的烏托邦理想，社會平等的一些理念。今天所奉行的是「毛學為體，西學為用」路線，這確實給中國帶來發展，但同時也帶來許多嚴重問題，都是毛澤東不願意看到的。
「未曾闊氣的要革新」，所有利益受害者想改革，也都利用毛澤東。現在有兩種力量把希望寄託在毛澤東身上。一是民間底層的反抗，特別是工人。毛澤東時代工人地位非常高，當時女生挑對象，首先是解放軍，其次就是工人。當時高級工匠的工資和教授差不多，當然工人生活也不好，但在表面看來是平等的，差距不大。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工人利益受損，大量失業、下崗。工人在反抗時，沒有資源（這也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他們沒有提供工人反抗的批判資源），只能打著毛澤東的旗幟。近年來稍有變化，法制觀念進來後，工人也逐漸開始用法律來維權，但毛澤東思想在一開始是很重要的資源。毛澤東在中國民間社會被神化得非常厲害，許多計程車上掛毛澤東神像，以為可以避邪。我做過一點考察，中國那麼多帝王將相，哪些可以成神，哪些不行。諸葛亮、關公成了神，但秦始皇、漢武帝、劉備沒有。成神的條件有二，要有超凡的智慧，或者有驅邪的神力，而毛澤東則兩者兼備。另一股推崇毛澤東的力量是一些知識分子，近年來有毛化的傾向，例如有知識分子鼓吹「新三統」，主張以「毛澤東＋鄧小平＋孔夫子」來建立新的國家意識形態，這些知識分子有國師心態，「新三統」就是他們獻給當局的「治安策」。近年中國經濟崛起後，要加強中國的軟實力，能夠輸出到國外的，除了孔夫子外，就是毛澤東了。在當前的國家主義思潮中，毛澤東地位非常突出，在一部分年輕人中間也很有影響，還有要成立「毛澤東主義黨」的。
這裡，我還想向大家介紹我和我的學生輩中一部分年輕學者在面對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時，認識上的一些差異和分歧。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如何回顧那段革命歷史〉的文章，裡面談到，八十年代的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界有過兩個失誤，一方面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時代持完全否定的態度，另一方面，對毛澤東思想文化又沒有進行認真的清理和科學的批判。這使得我的學生輩對毛澤東時代、革命都非常陌生，九十年代以來面對現實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化的問題，他們中有些人就試圖重新回歸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試驗，希望從那個革命時代找尋一些可作為當前時代批判的資源，在我看來，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我的學生輩年輕學者，在這點上有相同亦有不同。我也同樣主張從毛澤東時代吸取合理因素作批判資源，但我認為重要前提是必須對毛澤東思想文化先作徹底的批判和清理，然後才有可能搶救出其中合理的內核。我最重要的理由是，這不是一個方法、態度的問題，而是一個現實政治的問題：毛澤東思想文化許多部分仍在今天延續著，並在中國現實的一黨專政的體制中實際發生作用。如果我們一味將毛澤東思想文化、毛澤東時代理想化，甚至美化，就有可能有意無意地認同毛澤東所遺留下來的最重要的「遺產」：中國現行的一黨專政體制。這就從根本上失去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批判立場。如果不加以科學地清理和批判，就有可能將毛澤東思想文化中的毒瘤也當作寶貝接受、繼承下來，就很可能帶來重大災難。而且對我來說，這樣一些毒瘤已經內化為我自己內心的毒氣，因此，我必須堅守「在批判和清理毛澤東思想文化的過程中進行自我清理」的基本立場。但我的學生則認為錢老師不必成天在那裡反省、懺悔。他們突然發現老師那裡有很多好的東西，而且認為這些好東西是毛澤東帶來的，這也的確部分符合事實。主要原因在於我們面對的問題不一樣，我的問題仍在要努力擺脫毛澤東帶來的影響，不僅是歷史的，更是現實的；他們的問題則是對毛澤東時代完全陌生、一片空白，所以要重新尋回其中的合理因素，師生意見因此有所不同。但我對他們所說的「代價論」最為反感，他們也同意毛澤東時代有許多問題，但認為這些都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我每次聽到代價論，就很動感情，他們真的知道代價是什麼嗎？死了幾百萬幾千萬人啊。在我看來，即使只死一個人也不行，何況是幾千萬人，能夠用代價輕易了結嗎？他們未曾親歷過那個時代，覺得自己可以客觀看待，人死了就死了唄。這涉及到另一個大問題，即人的生命，在我看來這是最重要的。我有許多痛苦的記憶，學生就批評我老是沉浸在個人記憶當中，不能從其中擺脫出來。但我還是要提醒年輕的學者：總結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有一個最大教訓，就是大家用未加反思的西方現代性來思考中國的問題，以為西方現代化道路就是中國的發展方向，結果出現了巨大的迷誤。我們現在切不可再用未加反思的毛澤東思想文化，來應對當下的中國現實，這也可能帶來巨大的迷誤和災難。
四、毛澤東對世界的影響
這也與二十世紀中國的地位、影響有關。整個世界在二十世紀有三大事件，一是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之後延續而來的韓戰、越戰、以色列阿拉伯戰爭等；二是民族國家的興起，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擺脫宗主國而獨立；三是共產運動的興起、發展、危機、改革。在這三大事件裡，中國都扮演重要角色。第一點，除了一戰之外，後來的二戰、韓戰、越戰都與中國有密切關係；第二點，中國也是二十世紀民族國家的典型；第三點，在共產運動中，中國所經歷的變革亦具舉足輕重地位。中國在二十世紀歷史上有其獨特的重要地位，而這樣的中國有半個世紀是在毛澤東領導與影響下的，這表明毛澤東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二十世紀世界性的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討論二十世紀的世界問題時，毛澤東是不可忽略的存在，至於如何評價則是另一個問題。
毛澤東本人除了是個民族主義者外，也有超越國界的人類關懷。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超越國界的國際思潮。毛澤東自述他自年輕時，所思考討論的就是人類、世界、宇宙、人性的大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面對工業文明所產生的各種矛盾，這是二十世紀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毛澤東對此提出一個烏托邦的理想，如何避免西方工業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有學者概括為「非西方的現代化道路」。這種非西方現代化的想像的利弊得失日後會討論，但提出這點，就已對世界產生影響。西方國家的一些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不滿時，毛澤東就對他們產生吸引力，所以西方至今天還有毛派存在。我可以理解他們對毛澤東的嚮往，我是過來人；但也因為是過來人，所以我知道其中會帶來的問題。這些西方毛派的問題在於，毛澤東是將烏托邦主義與專制主義膠合在一起的，他們卻將烏托邦主義凸顯出來，而有意無意地淡化、忽略他的專制主義。我覺得這些西方毛派之所以會有這些天真的想法，也與我們沒有將毛澤東思想做徹底清理有關。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這是一分歷史責任。
我曾在韓國一次演講中提及，二十世紀世界曾有兩個神話，一是西方神話，二是共產主義神話，至世紀末，這兩個神話都逐漸破滅。我作出這樣的判斷，是在1995 年，現在從2009
年回過頭來看，就更清楚了。蘇聯、東歐的瓦解、中國的天安門事件，這些都暴露了社會主義的問題；今天的世界金融危機也將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呈現出來。或許這正是一個歷史的時機，使我們有可能超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文化，尋找更合理的第三種文化。我們現在應該總結二十世紀的世界經驗，包括中國經驗，當然也包括台灣經驗。我們是否可能在此基礎上重新建立一種新的批判思想？台灣所處的地位或許更加有利，兩邊都有所接觸，對某些問題可能看得更清楚。這也是我這次來台灣講學的一個重要動機，希望能與台灣的學界一起討論如何在總結二十世紀中國、世界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一種對歷史與現實具有闡釋力的批判理論，這是當下重要的思想文化學術課題。而建立的基礎在相互了解，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剩下一點時間，談談我對這門課的講述方法的設想，這其實也內含著一種研究方法。我試圖建立一個三維的講述空間，上層的毛澤東空間，中層的知識分子空間，底層的我和民間思想者、普通民眾的空間，從三者之間的互動中來講述這段歷史。這是出於對當下的歷史敘述的反思：「只有歷史事件而無人，或者有歷史偉人（大人物）而無普通人（小人物），有群體的政治而無個體的心靈世界」。針對歷史敘述的這些重大缺失，我想把毛澤東的故事，知識分子的故事，民間思想者的故事，普通民眾的故事，以及我的故事，放在同一時空下來講述，不僅敘述歷史過程，而且盡可能揭示歷史當事人的心靈世界，講毛澤東的內心矛盾，更講在毛澤東的極權體制下人的心靈傷害、思想迷誤、精神掙扎，以及背後所隱含的人文問題。
我的另一個反省和關注點，在於研究者的身分、定位。大陸的學界常將歷史學者視為歷史的審判者和所謂歷史規律的闡述者，這背後有一個對研究對象作政治的、歷史的、道德的審判的衝動，還有一個歷史決定論，以及本質主義的歷史觀。這都是我所不取的，我想把自己定位為歷史的敘述者。我關心的問題有二，一是歷史人物在特定歷史條件和情境下為何做出這樣那樣的特定選擇？他是按照什麼樣的思維邏輯，在一種什麼樣的心理、情感狀態下，做出這樣的歷史抉擇的？二是這樣的歷史抉擇造成了什麼樣的歷史當事人未必預料到的後果？所以我對自己的要求也有二，一是要有同情的理解，二是要正視後果。我希望這樣能產生一種悲憫的情懷，把毛澤東處理成一個歷史的悲劇人物。因此，我的任務主要是講故事，作歷史的敘述；當然這不代表完全沒有觀點，在組織故事的過程中，自然是有觀點的，但不更多做批判或總結，而以敘述、講故事為主。在敘述中我希望能夠有盡可能多的歷史細節，能夠有多一點歷史的具體性和可感性。我想，這樣的敘述方式，可能也更適合諸位，因為我要講述的這段歷史對諸位是完全陌生的。在某種意義上，諸位來到這裡，就是聽我講故事，我希望藉由這些故事幫助大家了解共和國的歷史，逐漸進入那特定的歷史情境中，觸摸歷史人物的心靈世界，多少有點歷史感覺，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今天的課算是一個「導言」，就講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