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5日星期五

古德明: 做官者言



湖南硬漢李旺陽之死,震動了中國人心。大陸民間固然禁止哀悼,香港卻有二萬五千人蜂擁到中共駐港辦公室抗議,設靈位公祭。香港衞生局長周一嶽也說:「說李旺陽自殺,無法令人信服。」

難以置信,因為一九八九年壯健如牛的李旺陽,經過二十一年刑獄,骨折筋傷,瞽目聾耳,六十歲已是食難舉碗,行難舉步,不可能走到醫院窗前,掛一匹長長白練,結一個精巧圓繯,吊頸而死。何況他吊頸竟然雙腳立地。何況醫院竟然不聞不問,靜待他妹妹前來發現兄長屍骸。

但除了周一嶽,香港名卿鉅公無不聞「李旺陽」三字而咋舌。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一天之內十一次告訴新聞界:「我不會公開評論這件事。」而周一嶽之所以例外,也不難明白。他還有十來天便要掛冠而去。

做官就不能直言論政,這是新中國的鐵律,不限於大陸以至香港,臺灣也是一樣。所以馬英九做了臺灣總統,他的六四感言就由「中共血腥鎮壓民主」變成今年所謂「希望大陸異見人士獲得好好對待」。臺灣文化部長龍應台更拒絕談六四,還解釋說:「從前,身為作家,論事可以有勇;現在,身任大政,處事則要有謀,施政不能再秉作家之見。」舊中國沒有這樣的政治理論。

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受)也。」孔子做官之道,當然不是見義無勇。

唐朝德宗年間,張延賞為相,忌名臣柳渾正直,遣人告訴他說:「相公舊德(先生德高望重),但節言於廟堂(只要朝廷上少說話),則名位可久。」柳渾笑笑說:「為吾謝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為了百姓,他寧願不要名位。這就是唐太宗倡議的「直言」(《南部新書》甲卷、《貞觀政要》卷二)。
宋朝寧宗年間,姦臣韓侂冑專政,築南園取樂,請大詩人楊萬里作記。楊萬里說:「官可棄,記不可作也。」為了守正,他寧願不做官。這就是孔子倡議的「直道而行」(《宋史》卷四三三)。

假如新中國官場有柳渾、楊萬里這類人物,李旺陽那樣的故事,決不會無日無之。只是馬英九、龍應台、梁振英之流太多了。他們「處事有謀」,所見無非中共腰間的錢,手中的刀。請不要問那把刀用來做什麼,也不要問那些錢從哪裏來,最重要的,是分我一杯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