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日星期六

張大春:怒的藝術境界

黨禍與詩書從來無關,但是偶有意外。 趙宋開國時所定都的開封本來就是一座新城,卻非利於戰守之地。到了宋仁宗時代,就頗見群議,以為將國都遷往西京洛陽對國防較為有利。這原本是戰略考量,有 相當複雜的技術問題可以反覆辯論。范仲淹先提出了自己主張遷都的具體意見:「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善宮 室。」 可是當宋仁宗拿着范仲淹的意見給呂夷簡評論,呂沒有多說甚麼,也不準備提出是否該遷都的具體看法;因為這樣就是被他一向視為「後生宿敵」的對頭所設定的議 題牽着走了。呂夷簡只是淡然地說:「此仲淹迂闊之論也。」范仲淹於是大發議論,說了有失分寸的話:「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 

以范仲淹之老於筆翰,會用這樣不得體的修辭,着實令人費解。因為這不只是在打擊呂夷簡,更涉嫌指稱皇帝昏憒不明。世故的呂夷簡才有機會道出:「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

書法家蔡襄是同情范仲淹的,他有一首著名的〈四賢一不肖〉詩,就是拿這一政爭背景來攄憤,在王雟的《徽閣燕談錄》中還記載了一個相關的故事。

故 事要從洛陽能福寺說起。能福寺中有個出身廣信郡的和尚,能製造一種用楮樹皮和嫩竹蔴製成的紙,紙名「蓮似」(坊間誤傳成『連四』,這是不對的),「蓮似」 這種紙也分好多等級,其中最白的一款叫做「紅上」,亮麗光潔,好像脂玉一般,透着光看,顏色會漸漸變紅,過一個時辰之後,會感覺整張紙竟然向紅蓮花的花瓣 一樣,巧匠的技術真是高明得很。知名的書法家蔡襄有一次到寺中遊覽,那善製紙的僧人向他求寫一幅字、好張掛在牆上,僧人就將親手製作的「紅上」紙獻給蔡 襄,蔡襄一試就愛上了這款紙,寫個不停,於是經常到能福寺來找這僧人。

方此之前不久,時任館閣校勘的歐陽修寫了一封惹禍的信,信中指責諫官高若訥 沒有在范仲淹受呂夷簡「迫害」的過程中盡到直言仲裁的責任。在那封信裏,高若訥被指稱為一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的人,結果高若訥將這封信上奏朝廷── 所謂的告御狀者是;結果,歐陽修因而落職出京,貶逐於夷陵。

對於這件事,蔡襄非常憤怒。有一天來到能福寺,喝醉了酒,寫了一夜的字。等第二天一大 早醒來,恍恍惚惚地似乎看到一個人,也是范仲淹的好友魯宗道,魯氏神情沮喪,形貌黯然,甚麼話也沒多說,報了姓名、作個揖,就告辭了。蔡襄此際再低頭一 看:滿桌的「紅上」寫滿了字,筆跡十分陌生,卻並不像自己的法書──正是他後來發表的〈四賢一不肖〉詩。

但是蔡襄意有未愜,取了更多的紙來,用各 種臨摹仿寫的方法,甚至還將原作墊在紙底下雙鉤描塗,但是仍不能寫得相似。到中午的時候,紙都寫完了,算一算,已經寫了一百多張。可是蔡襄卻跟那擅長製紙 的僧人說:「這畢竟不是我平日練習的書體,就算是臨摹個幾千遍,也還是學不像呢!」

蔡襄寫時喝得再醉,醒時眼力也不會太差,可見那筆字是格外好的。為甚麼涉入朋黨政治的詩竟然寫得特別好?我以為是「怒」的緣故。常人總以養生睦群而勸人息怒。我看這故事是鋪陳出真正為捍衞重要價值而怒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