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禍與詩書從來無關，但是偶有意外。
趙宋開國時所定都的開封本來就是一座新城，卻非利於戰守之地。到了宋仁宗時代，就頗見群議，以為將國都遷往西京洛陽對國防較為有利。這原本是戰略考量，有
相當複雜的技術問題可以反覆辯論。范仲淹先提出了自己主張遷都的具體意見：「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善宮
室。」
可是當宋仁宗拿着范仲淹的意見給呂夷簡評論，呂沒有多說甚麼，也不準備提出是否該遷都的具體看法；因為這樣就是被他一向視為「後生宿敵」的對頭所設定的議
題牽着走了。呂夷簡只是淡然地說：「此仲淹迂闊之論也。」范仲淹於是大發議論，說了有失分寸的話：「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
以范仲淹之老於筆翰，會用這樣不得體的修辭，着實令人費解。因為這不只是在打擊呂夷簡，更涉嫌指稱皇帝昏憒不明。世故的呂夷簡才有機會道出：「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
書法家蔡襄是同情范仲淹的，他有一首著名的〈四賢一不肖〉詩，就是拿這一政爭背景來攄憤，在王雟的《徽閣燕談錄》中還記載了一個相關的故事。
故 事要從洛陽能福寺說起。能福寺中有個出身廣信郡的和尚，能製造一種用楮樹皮和嫩竹蔴製成的紙，紙名「蓮似」（坊間誤傳成『連四』，這是不對的），「蓮似」 這種紙也分好多等級，其中最白的一款叫做「紅上」，亮麗光潔，好像脂玉一般，透着光看，顏色會漸漸變紅，過一個時辰之後，會感覺整張紙竟然向紅蓮花的花瓣 一樣，巧匠的技術真是高明得很。知名的書法家蔡襄有一次到寺中遊覽，那善製紙的僧人向他求寫一幅字、好張掛在牆上，僧人就將親手製作的「紅上」紙獻給蔡 襄，蔡襄一試就愛上了這款紙，寫個不停，於是經常到能福寺來找這僧人。
方此之前不久，時任館閣校勘的歐陽修寫了一封惹禍的信，信中指責諫官高若訥 沒有在范仲淹受呂夷簡「迫害」的過程中盡到直言仲裁的責任。在那封信裏，高若訥被指稱為一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的人，結果高若訥將這封信上奏朝廷── 所謂的告御狀者是；結果，歐陽修因而落職出京，貶逐於夷陵。
對於這件事，蔡襄非常憤怒。有一天來到能福寺，喝醉了酒，寫了一夜的字。等第二天一大 早醒來，恍恍惚惚地似乎看到一個人，也是范仲淹的好友魯宗道，魯氏神情沮喪，形貌黯然，甚麼話也沒多說，報了姓名、作個揖，就告辭了。蔡襄此際再低頭一 看：滿桌的「紅上」寫滿了字，筆跡十分陌生，卻並不像自己的法書──正是他後來發表的〈四賢一不肖〉詩。
但是蔡襄意有未愜，取了更多的紙來，用各 種臨摹仿寫的方法，甚至還將原作墊在紙底下雙鉤描塗，但是仍不能寫得相似。到中午的時候，紙都寫完了，算一算，已經寫了一百多張。可是蔡襄卻跟那擅長製紙 的僧人說：「這畢竟不是我平日練習的書體，就算是臨摹個幾千遍，也還是學不像呢！」
蔡襄寫時喝得再醉，醒時眼力也不會太差，可見那筆字是格外好的。為甚麼涉入朋黨政治的詩竟然寫得特別好？我以為是「怒」的緣故。常人總以養生睦群而勸人息怒。我看這故事是鋪陳出真正為捍衞重要價值而怒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