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不說香港，而談中國和世界。反正很少讀者會看我這類文章。
對仍有耐性的，感謝並讓我稍作解釋。香港未來幾年政治變數比過往更為複雜。
過渡構思不周的行政主導「模式」，從未有效實現，現因離任及候任頂層誠信屢受衝擊，難度再攀。
另方面，泛民黨派好不了多少，四分五裂。針對政府才暫顯「團結」，街頭行動往往就爭選票而互相攻擊。
香港政治好像進入「泛神」（pantheism）時代，希臘式或中國滿天神佛式。
眾團隊之間欠缺維繫信仰、理念或利益分享。各自為政，各就己謀。
我想起歷史學家評論1814-1815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那句譏諷「雋語」：「上帝全為大家，每個人靠自己」（God
for us all. Each for his own.）。
又或英國酒吧常掛的告示：「我們信任上帝，凡人請付現金」（In God we trust. Everybody pays cash.）。
只是想起，我屬無神論者；香港趨向但仍未抵達低谷。風光背後多屬短期行為。長遠，大家都將死掉。體制不易死掉，且看殘局如何收拾。宙斯或玉皇大帝會否發威？若然用何方式？又將引起什麼反響？
再語
此外，回歸十年前後我已寫了不少文章。經濟方面主張特區須保持獨特優勢，莫令香港變成中國的「另一城市」；也強烈批評政府的市場及融合取向。政治上1980年代我是民主回歸派的其中主將；其後於一國兩制下提出因勢利導；但無反對起義或革命，若中共墮落至類似晚清景的話。（請參閱2012年5月6日《星期日生活》我的〈與歷史存在式對話——兼論處理局部均衡〉。）
可惜，這種經濟傾向「本地特色」（類似大歐洲內的小國如瑞士、芬蘭、丹麥等）政治卻着眼「不對稱博弈」的觀點，知心者寥寥。
閱歷一深（或曰老而不死）是否就必然「保守化」？自問並無如此感覺。關鍵在於，仁人志士前赴後續，過往百多年成敗如何？八十後深看歷史很少，等如我輩成長時也不大理會老左及老右。這沒問題，除非你想鼓吹真正起義和革命，堅持和準備付出代價。
近年發生什麼，令我注意力從香港移向中國、經濟發展理論，以及資本主義長期波動？主要是因為歷史及地緣政經巨大而迅速的變遷。
中國呀中國！
清末中國近乎潰散。共產黨的出現、冒起與掌權根本由「窮發展」驅動，意識形態為輔。誰相信毛澤東曾研讀馬克思？它屢犯錯誤罪過，但國民黨會否令大陸百姓受較輕痛楚？「二二八」應如何與「六四」比較？幾年前我到高雄在紀念館內沉思，出來仰首長空。
老毛的問題乃過分自信，乘勝追擊，想造新人。「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鄧小平將之制約，重出後「平反」文革並容許短暫「北京之春」。魏京生、王希哲勇往直前。我的朋友劉山青受了十年牢獄之災，吳仲賢兄被迫假裝特務逃離。
八十年代經濟改革背違傳統社會主義計劃，傾向市場化，唯缺規範，民怨載道。繼而過程曲折，八九民運初時口號乃「反通脹、反官倒」。四月部分變成爭取自由民主。中共黨內分裂；悲劇收場。
發展的政經教訓：蘇冷中熱
「窮發展」弔詭如下：沒有集權及犧牲，追趕甚或超越頗難成事；算作上一代對年輕的貢獻吧。但是，集權產生貪腐機會甚高。毛澤東的構想，是超越「領導—官僚—群眾」三層制，由英明領袖直接動員群眾，破除官僚枷鎖。領導若反對如此創新革命意念亦遭殃，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年輕紅衛兵到處挑戰權威和傳統。
中共這種跨階級式變革，跟蘇聯史太林的科層暴力，差異甚大。我教書時經常說，蘇聯社會主義是「冷性」的，中共卻屬「熱類」，群眾運動乃重要燃料。
我今年三月在《星期日生活》的文章〈自由、集權與社會民主〉把落後經濟的政權分化為（1）「掠奪性」（predatory
states），（2）「堅強性」（hard states）和（3）「屈從性」（weak states）。蘇共和中共都肯定列為「堅強性」。
不過，兩國改革過程迥異。中國先經改而慢政改；蘇聯兩方面都拖延。戈爾巴喬夫六四前到訪北京，據報道他說再來這群領導人將面目全非。結果他自己先躬身離場。
戈爾巴喬夫看出當時中國的矛盾，繼後悲劇近乎俄羅斯式，可避免但越了某些門檻就無法制止。六四若無鄧小平下令，怎會發生血腥後果。六四自應「平反」，為受害者伸張正義。不過，由誰搞「平反」？意義何在？就算「平反」又意味什麼後果？
中國經驗罕見
1988至1991的中蘇驚變，打破沉鬱局面。其後演化卻反映歷史的可怕延續慣性。蘇聯分散後經葉利欽到普京，理論上是「議會民主」，真實程度高嗎？
大陸後六四不搞這套，政改慢步，經改向前。「槍聲一響，黃金萬⒂」，欠規範的市場經濟，帶來超常效果。1978-2011，中國GDP平均年增長率9%以上，歷史鮮見，就算考慮極低起步點。發展理論有所謂「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或無可逆轉性（irreversibility）。衝過分叉路口，就只向左或右，車輛後鏡記憶化作塵封。
1978年，中國經濟近乎爛攤子，三十多年後躍升至美國也顧忌對手。現時又上天潛海，不能不說有點像奇蹟／怪胎。更意料外的是：政治以至社會體制改革滯後，竟可持續甚或惡化。
2004年，我寫過篇感想：「The super power and the super power-to-be」（http://www.sktsang.com/RF/Superpower-to-be.pdf），提出中國大概被世界「寵壞」的假說，對胡溫領導層「和諧社會」目標抱點寄望。如今，2012年，只剩下連串失望。
中國13億人口，克服幾百年衰敗，談何容易。我不是中共同路人，但未機械地反共／抗共，它歷史任務完畢而失去壟斷地位，我仍存在的話，只會留意。
中國經濟增長近乎直速：由零至100公里少於10秒。中共的領導層就歷史急劇變遷，驚喜與私利交纏！它忘卻或無暇拆掉過時的地方權力架構，養出大批省縣之下貪腐弄權者。人口太多，官僚比例更多。不作政治改革而推行市場自由，後果愈來愈嚴重：引致分配不勻，財富靠權力轉移。中央朝代轉換鬥爭時，管他基層濫權。
近十年的政治，跟「和諧社會」口號形成諷刺。情與社會民主的「應然目標」距離正在拉遠。
「強國」欺弱民
胡溫任內的「強國」，對待弱民缺乏系統扶持。反而中央以集財權來超英趕美，飛太空探深海。半理不理地容許繁雜的地方政體，利用經濟自由化來濫取苛索、玩忽職守。於這種表面勁勢、唯缺完整統治理念、加高層內爭、垂直多方失控的局面下，基層群眾忍無可忍地「造反」，幾乎完全預料得到。弱民不過在權責未界定環境下，進行自我基本保衛。
維權人士英雄或悲劇式對抗，更削減此一背離社會民主的模糊「制度」的認受性。中共並非晚清，也過了極地反撲時期。它會否更新？如何能被內因扣外力而「擊倒」？有無中間途徑？各類歷史航向對中國民眾的代價和得益……回想二三百年，思念沉重，唯須承擔。
身分危機
身分危機，乃香港知識分子最大難題，左中右皆然。世界人？中國人？香港人？自我定位隨便，可做什麼而符合位置才重要，令身心平衡。你到法語／西班牙語區、埃及樂蜀、巴里島、或者約翰尼斯堡，聲稱是「世界人」，當地反應一就不懂，若懂避開竊笑則屬幸運。
現實頗簡單：先進資本主義並未能靠通訊科技來磨平世界。語言、文化、傳統、習俗的多元幸運地仍然持續。為何不可？從生態角度，多元是存活基本條件；人類政社經發展也一樣。
民眾的理想——行為差距細得多，產生矛盾該歸另類。自作聰明的高尖知分走向偏鋒，精神變異比例便偏高。著名例子隨手皆是：尼采、梵高……至於香港某些知分「疑似失常」個案，於傳媒普及、造秀流行的情勢下，真假難料。
未來難料
人生易老天難老。自我於某些時刻的選擇多屬存在主義式，對他人難以產生興趣。不過，若引發宏觀效應，或遠超個體所能控制。革命家付出嚴酷代價，繼而變作暴政成員，歷史例子太多。微薄卻反抗壓迫的人士，受折磨災劫亦難計算。環顧歷史、世界、中國。慨嘆不已……
且舉兩首詩詞：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閣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毛澤東）
魯迅、毛澤東的個人悲感仍存檔案價值。返過來，特區、中國、世界、歷史……
中共只會向前，跟美國博弈，因為後路不多，除非它相信社會民主，若它放慢甚或停油，可能就如戈爾巴喬夫六四前所說，領導人將面目全非。
從地緣政經角度看，這屬超過百年一遇的危險和機會。資本主義長波下浪、二十一世紀資源爭奪所引發區域軍事衝突，或然率上升。會否開始於南海？名曲《血染的風采》原本關於那次戰爭？
真不想，唯歷史無情。此所以我集中談大陸、世界而非自顧不暇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