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30日星期六

曾澍基:七一談中國與世界不論香港



七一不說香港,而談中國和世界。反正很少讀者會看我這類文章。

對仍有耐性的,感謝並讓我稍作解釋。香港未來幾年政治變數比過往更為複雜。

過渡構思不周的行政主導「模式」,從未有效實現,現因離任及候任頂層誠信屢受衝擊,難度再攀。

另方面,泛民黨派好不了多少,四分五裂。針對政府才暫顯「團結」,街頭行動往往就爭選票而互相攻擊。

香港政治好像進入「泛神」(pantheism)時代,希臘式或中國滿天神佛式。

眾團隊之間欠缺維繫信仰、理念或利益分享。各自為政,各就己謀。

我想起歷史學家評論1814-1815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那句譏諷「雋語」:「上帝全為大家,每個人靠自己」(God for us all. Each for his own.)。

又或英國酒吧常掛的告示:「我們信任上帝,凡人請付現金」(In God we trust. Everybody pays cash.)。

只是想起,我屬無神論者;香港趨向但仍未抵達低谷。風光背後多屬短期行為。長遠,大家都將死掉。體制不易死掉,且看殘局如何收拾。宙斯或玉皇大帝會否發威?若然用何方式?又將引起什麼反響?

再語

此外,回歸十年前後我已寫了不少文章。經濟方面主張特區須保持獨特優勢,莫令香港變成中國的「另一城市」;也強烈批評政府的市場及融合取向。政治上1980年代我是民主回歸派的其中主將;其後於一國兩制下提出因勢利導;但無反對起義或革命,若中共墮落至類似晚清景的話。(請參閱201256日《星期日生活》我的〈與歷史存在式對話——兼論處理局部均衡〉。)

可惜,這種經濟傾向「本地特色」(類似大歐洲內的小國如瑞士、芬蘭、丹麥等)政治卻着眼「不對稱博弈」的觀點,知心者寥寥。

閱歷一深(或曰老而不死)是否就必然「保守化」?自問並無如此感覺。關鍵在於,仁人志士前赴後續,過往百多年成敗如何?八十後深看歷史很少,等如我輩成長時也不大理會老左及老右。這沒問題,除非你想鼓吹真正起義和革命,堅持和準備付出代價。

近年發生什麼,令我注意力從香港移向中國、經濟發展理論,以及資本主義長期波動?主要是因為歷史及地緣政經巨大而迅速的變遷。

中國呀中國!

清末中國近乎潰散。共產黨的出現、冒起與掌權根本由「窮發展」驅動,意識形態為輔。誰相信毛澤東曾研讀馬克思?它屢犯錯誤罪過,但國民黨會否令大陸百姓受較輕痛楚?「二二八」應如何與「六四」比較?幾年前我到高雄在紀念館內沉思,出來仰首長空。

老毛的問題乃過分自信,乘勝追擊,想造新人。「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鄧小平將之制約,重出後「平反」文革並容許短暫「北京之春」。魏京生、王希哲勇往直前。我的朋友劉山青受了十年牢獄之災,吳仲賢兄被迫假裝特務逃離。

八十年代經濟改革背違傳統社會主義計劃,傾向市場化,唯缺規範,民怨載道。繼而過程曲折,八九民運初時口號乃「反通脹、反官倒」。四月部分變成爭取自由民主。中共黨內分裂;悲劇收場。

發展的政經教訓:蘇冷中熱

「窮發展」弔詭如下:沒有集權及犧牲,追趕甚或超越頗難成事;算作上一代對年輕的貢獻吧。但是,集權產生貪腐機會甚高。毛澤東的構想,是超越「領導—官僚—群眾」三層制,由英明領袖直接動員群眾,破除官僚枷鎖。領導若反對如此創新革命意念亦遭殃,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年輕紅衛兵到處挑戰權威和傳統。

中共這種跨階級式變革,跟蘇聯史太林的科層暴力,差異甚大。我教書時經常說,蘇聯社會主義是「冷性」的,中共卻屬「熱類」,群眾運動乃重要燃料。

我今年三月在《星期日生活》的文章〈自由、集權與社會民主〉把落後經濟的政權分化為(1)「掠奪性」(predatory states),(2)「堅強性」(hard states)和(3)「屈從性」(weak states)。蘇共和中共都肯定列為「堅強性」。

不過,兩國改革過程迥異。中國先經改而慢政改;蘇聯兩方面都拖延。戈爾巴喬夫六四前到訪北京,據報道他說再來這群領導人將面目全非。結果他自己先躬身離場。

戈爾巴喬夫看出當時中國的矛盾,繼後悲劇近乎俄羅斯式,可避免但越了某些門檻就無法制止。六四若無鄧小平下令,怎會發生血腥後果。六四自應「平反」,為受害者伸張正義。不過,由誰搞「平反」?意義何在?就算「平反」又意味什麼後果?

中國經驗罕見

19881991的中蘇驚變,打破沉鬱局面。其後演化卻反映歷史的可怕延續慣性。蘇聯分散後經葉利欽到普京,理論上是「議會民主」,真實程度高嗎?

大陸後六四不搞這套,政改慢步,經改向前。「槍聲一響,黃金萬」,欠規範的市場經濟,帶來超常效果。1978-2011,中國GDP平均年增長率9%以上,歷史鮮見,就算考慮極低起步點。發展理論有所謂「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或無可逆轉性(irreversibility)。衝過分叉路口,就只向左或右,車輛後鏡記憶化作塵封。

1978年,中國經濟近乎爛攤子,三十多年後躍升至美國也顧忌對手。現時又上天潛海,不能不說有點像奇蹟/怪胎。更意料外的是:政治以至社會體制改革滯後,竟可持續甚或惡化。

2004年,我寫過篇感想:「The super power and the super power-to-be」(http://www.sktsang.com/RF/Superpower-to-be.pdf),提出中國大概被世界「寵壞」的假說,對胡溫領導層「和諧社會」目標抱點寄望。如今,2012年,只剩下連串失望。

中國13億人口,克服幾百年衰敗,談何容易。我不是中共同路人,但未機械地反共/抗共,它歷史任務完畢而失去壟斷地位,我仍存在的話,只會留意。

中國經濟增長近乎直速:由零至100公里少於10秒。中共的領導層就歷史急劇變遷,驚喜與私利交纏!它忘卻或無暇拆掉過時的地方權力架構,養出大批省縣之下貪腐弄權者。人口太多,官僚比例更多。不作政治改革而推行市場自由,後果愈來愈嚴重:引致分配不勻,財富靠權力轉移。中央朝代轉換鬥爭時,管他基層濫權。

近十年的政治,跟「和諧社會」口號形成諷刺。情與社會民主的「應然目標」距離正在拉遠。

「強國」欺弱民

胡溫任內的「強國」,對待弱民缺乏系統扶持。反而中央以集財權來超英趕美,飛太空探深海。半理不理地容許繁雜的地方政體,利用經濟自由化來濫取苛索、玩忽職守。於這種表面勁勢、唯缺完整統治理念、加高層內爭、垂直多方失控的局面下,基層群眾忍無可忍地「造反」,幾乎完全預料得到。弱民不過在權責未界定環境下,進行自我基本保衛。

維權人士英雄或悲劇式對抗,更削減此一背離社會民主的模糊「制度」的認受性。中共並非晚清,也過了極地反撲時期。它會否更新?如何能被內因扣外力而「擊倒」?有無中間途徑?各類歷史航向對中國民眾的代價和得益……回想二三百年,思念沉重,唯須承擔。

身分危機

身分危機,乃香港知識分子最大難題,左中右皆然。世界人?中國人?香港人?自我定位隨便,可做什麼而符合位置才重要,令身心平衡。你到法語/西班牙語區、埃及樂蜀、巴里島、或者約翰尼斯堡,聲稱是「世界人」,當地反應一就不懂,若懂避開竊笑則屬幸運。

現實頗簡單:先進資本主義並未能靠通訊科技來磨平世界。語言、文化、傳統、習俗的多元幸運地仍然持續。為何不可?從生態角度,多元是存活基本條件;人類政社經發展也一樣。

民眾的理想——行為差距細得多,產生矛盾該歸另類。自作聰明的高尖知分走向偏鋒,精神變異比例便偏高。著名例子隨手皆是:尼采、梵高……至於香港某些知分「疑似失常」個案,於傳媒普及、造秀流行的情勢下,真假難料。

未來難料

人生易老天難老。自我於某些時刻的選擇多屬存在主義式,對他人難以產生興趣。不過,若引發宏觀效應,或遠超個體所能控制。革命家付出嚴酷代價,繼而變作暴政成員,歷史例子太多。微薄卻反抗壓迫的人士,受折磨災劫亦難計算。環顧歷史、世界、中國。慨嘆不已……

且舉兩首詩詞: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閣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毛澤東)

魯迅、毛澤東的個人悲感仍存檔案價值。返過來,特區、中國、世界、歷史……

中共只會向前,跟美國博弈,因為後路不多,除非它相信社會民主,若它放慢甚或停油,可能就如戈爾巴喬夫六四前所說,領導人將面目全非。

從地緣政經角度看,這屬超過百年一遇的危險和機會。資本主義長波下浪、二十一世紀資源爭奪所引發區域軍事衝突,或然率上升。會否開始於南海?名曲《血染的風采》原本關於那次戰爭?

真不想,唯歷史無情。此所以我集中談大陸、世界而非自顧不暇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