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與民主派的隔閡，是本港政事蜩螗、特區政府施政舉步維艱的主要原因。在第4任特首梁振英即將就職之際，中央若與民主派建立正常關係，將有利香港開創一個新局面。另外，5年後普選特首，就政治現實而言，中央不重新審視與民主派的關係，堅持打壓民主派，使普選淪為形式，則經由普選產生的特首，仍然欠缺認受性和公信力，將無助改善施政。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接受《明報》訪問，建議中央就普選特首，對民主派走出和解第一步，我們認為，曾鈺成的建議是解決香港政治困局的良方，值得中央參考採納。
篩走民主派 公然假普選 將引發難以承受政治後果
2017年普選特首已經確定，制訂選舉辦法和安排，是梁振英未來5年施政重點之一，他就任之後，相信很快就要聯同內地相關部門，處理此事。另外，雖然距離選舉還有5年，不過，未來一年有意問鼎特首的各方人士，都會開始試探或表明心舻，以梁振英為例，早在2008年3月北京兩會之後，已經開始參選特首的工程，普選特首的規模遠超小圈子選舉，有志者需要更早部署，所以，普選特首種種情事，很快就會擺在市民面前。
普選特首是真普選抑或假普選，只有一個檢驗標準，就是提名委員會是否有篩選機制，以排除中央不接受的人。曾鈺成認為既然搞普選，提名委員會若設立篩選機制，篩走中央不接受的特首參選人，目標針對民主派參選人的可能性最大，不過，若被篩走的人在社會獲得廣泛支持，而提名委員會因為中央不接受而不提名，他認為會引發嚴重政治後果。
以今次梁振英與唐英年之爭為例，唐英年一直是大熱門，梁振英埋頭苦幹，得到市民認同和支持，民望遠遠拋離唐英年，梁就是靠高民望頂住「勸退論」，取得參選入場券，最後勝出成為特首。可見民望所蘊含政治能量，在小圈子選舉已經不能小覷，民望在普選特首，影響力就更大了，若民望高的人不能參選特首，則市民可能抵制選舉，使得投票率甚低，屆時經由普選形式產生的特首，認受性甚低、正當性受質疑，將很難履行管治責任。
另外，若參選的民主派人士民望低落，不構成威脅，可能連低門檻也過不去，根本毋須篩走，讓這樣的參選人陪跑，只會突顯普選特首的公平公正，襯托當選特首的認受性、正當性，管治權威油然而生。若參選人不濟，門檻再低也不是問題，若參選人在社會上人氣爆燈，則無論門檻再高也擋不住，所以，這就是普選特首衍生出來的政治現實，除非不理政治後果，硬是把中央不接受的人拒諸門外，公然搞假普選，否則中央就要調整心態，重新審視與民主派的關係。
其實，民主派於社會、民生事務，與建制派分別不大，以今次特首選舉為例，參選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政綱羅列的社會民生政策，與梁振英、唐英年大同小異，若論民粹派錢，何俊仁更比不上唐英年和梁振英。例如唐英年提倡向合資格長者發放每月3000元退休津貼，派錢派得最厲害，梁振英則承諾倍加生果金，所以，擔心民主派執政會大搞福利主義，並無實據，反而建制派為籠絡民心，派錢一點也不手軟。
支聯會人士可到中聯辦洽公 六四立場並非不可踰越障礙
中央與民主派的主要分歧在政治方面，特別是對六四事件的立場南轅北轍，宛如一道巨大鴻溝，很難跨越。不過，當年共產黨和國民黨有過血海深仇，殺戮死人無數，今日基於客觀現實需要，兩黨已經一笑泯恩仇，開展密切交流溝通，經貿、金融合作日益深化；另外，連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內地當局也向他們招手，並未完全排拒溝通。香港民主派與中央隔閡的性質，若說嚴重程度超過中共與國民黨、民進黨的關係，應該沒有可能，因為兩岸現在還有軍事對峙，香港民主派只是叫叫口號而已。
因此，看不到中央和民主派有何不可和解之理，只要拿出魄力和政治智慧，相信沒有不可踰越的障礙。前年政改方案，連在支聯會有職位的民主派人士，也可以到中聯辦與副主任李剛等人商議政改方案，這是空前之舉，說明只要有政治意願和決心，則六四事件的立場，不應成為拖死香港的死結。另外，民主派中人欲問鼎特首大位，應該知道公然號召與中央對抗，也會嚇怕市民，按常理，他們會尋求與中央溝通，即使並非爭取認同，也期望降低誤解和誤會。
過去15年，中央與民主派隔閡所形成政治死結，對香港整體局面的禍害，已經毋須細表，若想香港出現新氣象，必須解開這個結。在普選特首刻日到來之際，客觀上更有動力要求中央與民主派和解，因為對立持續下去，屆時特首怎樣普選產生？這是需要回答的問題。梁振英就任特首之後，即使香港百廢待興，不過，期望他仔細思考這個問題，為自己、也為香港的良性管治和長治久安，建議中央走出和解的第一步；若這一日來臨，期望民主派會積極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