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筆者在本欄文章〈「德治民主主義」的千年詛咒〉中，介紹到日本歷史學者與那霸潤對「中國化日本」的分析。所謂的「中國化」是指中國自宋朝以來，比西方先行經濟自由化，一邊解除貴族身分制，設科舉，貨幣經濟滲透，而另外一邊則行政治集權化，權力盡可能集中到皇帝與官僚之中。相反，西方制度，則首重法律。經濟自由化的同時，商人也透過議會與法律，限制權力的過分集中。也因此，西方代議民主政制與資本主義一起發展，互相制衡。
與那霸潤認為「德治民主主義」最危險的地方是「道德的政治化」。最近筆者觀察到本地報章對候任政治領袖的評價，其實都是這種「德治政治」的思維。與那霸潤這樣說：
「自宋朝滅始，皇朝更替，但『德治』的系統沒有怎麼變。皇帝在任何時候，門面上都必須說『我比任何人都有仁德』，然後背後怎麼做都沒有所謂。到共產政權，這個道德牌匾還是得放在上面。」
「一千年來，中國人已經習慣了這種理想與現實的鴻溝。譬如現在要是說『中國共產黨是為實現平等社會的理想政黨』的話，大概沒有人會認真相信。最多可能會認為『啊，大不了皇朝變更一下而已』（笑）。」
如果要問，香港什麼時候真正回歸中國了呢？大概這就是對這種「德治政治」中國化思維再沒有任何警惕的時候。最近在香港，就不斷出現這種對所謂「德治」的期待。譬如以「民意」、「廉潔」、「六四情懷」，作為評價一個政治人物的標準。可是，民意調查的「民意」什麼時候，會取代了經過代議政制的議會所代表的「民意」呢？要是為政者體現到仁義道德的話，立刻謝主隆恩；要是他不對六四表達同情，則是麻木不仁，媒體與評論恰如以前宮中群臣一樣飲泣嗚咽，「皇上呀！請收回成命呀！」，然後拿儒家經典出來抱頭痛哭。
這種「道德的政治化」，除了令真正的政治過程變得不可見，與那霸潤先生認為，更糟糕的是一種「沒有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出現。西方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並行，舉凡是利益，都可透過協商與交換，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他認為「道德的政治化」最大的問題是道德只能100%對或錯，而不是利益分配可以有5:5、6:4的妥協與利益交換。一個掌握道德的政治集權者，可以架空法律，並對政治異議者作出「道德譴責」。這類無視法律與議會制度的道德攻擊，譬如罵拉布的人拖慢全人類發展，最近在報章相當常見。
實質政治利益分配
神奇的是，這種「德治民主主義」，畢竟是一場掛覑道德羊頭（「民意」），內裏還是分狗肉的實質政治利益分配過程，也就是透過爭取各種權力，而進行利益分配的遊戲。在政治沒有自由的情，某些人還是可以有錢一起賺。「德治民主主義」的政治領導者，不斷聲稱自己是道德與民意最高顯現的所在，透過科舉召集一班認同皇帝的官員（很像最近某種遴選），把不認同自己的人都打成道德敵人。名目上可能變了，但透過「道德的政治化」把愚民矇騙的「德治民主主義」，可是一千年也沒有改變過。
參考與資料引用：
與那霸潤訪問，〈在中國化的日本，我們應該如何生存下去？〉，《kotoba》2012年夏號，頁2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