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5日星期五

張彧暋﹕「道德的政治化」的羊頭狗肉



上一次筆者在本欄文章〈「德治民主主義」的千年詛咒〉中,介紹到日本歷史學者與那霸潤對「中國化日本」的分析。所謂的「中國化」是指中國自宋朝以來,比西方先行經濟自由化,一邊解除貴族身分制,設科舉,貨幣經濟滲透,而另外一邊則行政治集權化,權力盡可能集中到皇帝與官僚之中。相反,西方制度,則首重法律。經濟自由化的同時,商人也透過議會與法律,限制權力的過分集中。也因此,西方代議民主政制與資本主義一起發展,互相制衡。

與那霸潤認為「德治民主主義」最危險的地方是「道德的政治化」。最近筆者觀察到本地報章對候任政治領袖的評價,其實都是這種「德治政治」的思維。與那霸潤這樣說:

「自宋朝滅始,皇朝更替,但『德治』的系統沒有怎麼變。皇帝在任何時候,門面上都必須說『我比任何人都有仁德』,然後背後怎麼做都沒有所謂。到共產政權,這個道德牌匾還是得放在上面。」

「一千年來,中國人已經習慣了這種理想與現實的鴻溝。譬如現在要是說『中國共產黨是為實現平等社會的理想政黨』的話,大概沒有人會認真相信。最多可能會認為『啊,大不了皇朝變更一下而已』(笑)。」

如果要問,香港什麼時候真正回歸中國了呢?大概這就是對這種「德治政治」中國化思維再沒有任何警惕的時候。最近在香港,就不斷出現這種對所謂「德治」的期待。譬如以「民意」、「廉潔」、「六四情懷」,作為評價一個政治人物的標準。可是,民意調查的「民意」什麼時候,會取代了經過代議政制的議會所代表的「民意」呢?要是為政者體現到仁義道德的話,立刻謝主隆恩;要是他不對六四表達同情,則是麻木不仁,媒體與評論恰如以前宮中群臣一樣飲泣嗚咽,「皇上呀!請收回成命呀!」,然後拿儒家經典出來抱頭痛哭。

這種「道德的政治化」,除了令真正的政治過程變得不可見,與那霸潤先生認為,更糟糕的是一種「沒有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出現。西方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並行,舉凡是利益,都可透過協商與交換,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他認為「道德的政治化」最大的問題是道德只能100%對或錯,而不是利益分配可以有5:56:4的妥協與利益交換。一個掌握道德的政治集權者,可以架空法律,並對政治異議者作出「道德譴責」。這類無視法律與議會制度的道德攻擊,譬如罵拉布的人拖慢全人類發展,最近在報章相當常見。

實質政治利益分配

神奇的是,這種「德治民主主義」,畢竟是一場掛覑道德羊頭(「民意」),內裏還是分狗肉的實質政治利益分配過程,也就是透過爭取各種權力,而進行利益分配的遊戲。在政治沒有自由的情,某些人還是可以有錢一起賺。「德治民主主義」的政治領導者,不斷聲稱自己是道德與民意最高顯現的所在,透過科舉召集一班認同皇帝的官員(很像最近某種遴選),把不認同自己的人都打成道德敵人。名目上可能變了,但透過「道德的政治化」把愚民矇騙的「德治民主主義」,可是一千年也沒有改變過。

參考與資料引用:

與那霸潤訪問,〈在中國化的日本,我們應該如何生存下去?〉,《kotoba2012年夏號,頁2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