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清晨讀報，候任特首梁振英周五被記者問到「六四至今未平反有何看法」時沒作回應，「快步踏上政府私家車外出午膳」。到了周六下午，香港電台即時新聞網頁報道，「候任特首梁振英出席地區論壇後見記者，他兩度被問及六四問題時回應，六四問題最近已談了很多，沒有補充」。競選特首期間，梁振英也遇過類似提問，記得在電視上看到的回應是三番四次說「沒有新補充」。我不記得近期梁振英有沒有就六四事件說過些什麼，「沒有新補充」這句話因何而來，令人納罕。前兩天，我在facebook上看到一張帖子，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一則聲明﹕
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
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向文匯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
梁振英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這個聲明裏的「梁振英」，很可能是我們七月一日之後的新特首梁振英；也就是說，由於梁振英一直沒有公開回應六四事件，他所說的「沒有新補充」，是不是對這個聲明的「沒有新補充」？當然，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這個刊登聲明的「梁振英」不是今天風頭甚勁的候任特首。或者說，連當事人也許忘了某年某月曾經刊登聲明，這不奇怪，十年前的事亦不一定人人記得，在記憶的沉澱過程裏總會有著遺忘，哪怕是刻意的遺忘。
六四二十三周年，我看著二十周年再版的《人民不會忘記》，書題蒼勁的毛筆字是舊友手筆，還記得他在燠熱夜裏在毛紙上寫字的情景。刻骨銘心的事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六四已經成為香港特首的原罪，而且這一發展趨勢是愈來愈「沒話可說」。到七月一日，十五年間三名特首，董建華是曾經回應六四事件的，他的六四「包袱論」要香港巿民放下六四，云云。曾蔭權也回應過六四，「我明白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事件發生之後，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有客觀的評價……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這也是我現在的看法」。董曾都表了態，梁卻一言不發，不置一詞。有人說，這題目是難以開口評論，也有人認為連表態都沒有，不敢面對社會。我卻在這些嘮叨講話和拒絕評論之間找到一個共通點﹕機會主義的成分多得駭人。
機會主義成分多得駭人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前後正值我的認識中國政治啟蒙，也是中國政治翻天的年代。父親是工會鐵桿成員，天天拿報紙讀「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社會主義祖國一天一天好起來」，可是家裏老是三天兩頭把花生油寄回大陸親友處，看母親把舊衣服用白布包起，用毛筆寫上地址到郵局寄回老家。在那腥紅的年代，工會裏沒有人質疑偉大祖國出了什麼事。年輕的朋友也許不知道，那些年左毒氾濫，一角錢一份的香港《文匯報》是用簡體字印行的。一九七六年初是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工會天天開會學習中央指示，一個幾百人的工會的「中央最高指示」其實是幾份左報的新聞，內容八九不離十是狠批翻案風，或是狠批唯生產力論，早些時則是學習《反杜林論》。對於一個剛上中學的少年來說，這些字我都認得，說的內容一句都不懂。只是聽父親說，工會批判起來，有人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鬥垮鬥臭走資派。
同年十月的一個星期五下午，我一身汗水從學校跑到亞皆老街洗衣街交界，報紙檔的《工商晚報》頭版斗大標題是江青張春橋被捕。那時還沒有「四人幫」這個名詞。變化是從那天傍晚開始，工會沉寂下來，學習會馬虎交差，人人心裏激盪不已——北京出了什麼事？大半個月後，北京上海廣州都有幾十萬以至上百萬人上街慶祝打倒四人幫，工會的學習會重新展開。今次是狠批四人幫，再有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聲震天批評四人幫禍國殃民，把毛主席的紅旗玷污了。這些人包括幾個月前也是涕淚交零的那幾位，不知就裏的，往往容易把他們誤認在文化大革命吃盡苦頭的一群，殊不知這幾號人半年前才要把毛主席的革命推行到底，要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江山。
中國政治最容易培養兩頭蛇，文革之後有個詞很妙：騎牆派，一個人騎在高牆上兩邊盡收眼底，這邊風光獨好就倒過來這邊，一到風雲色變就倒向另一頭。對於至今不渝的極左派，我總覺得他們有政治信仰的自由，改革開放都三十幾年，他們要信毛澤東那套是他們的事。就等於今天美國共產黨那樣，又或是七十年代末的日本共產黨一樣的充滿毛派色彩，他們篤信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世界，沒有壞心腸，只是相信。英國倫敦海德公園在我勾留的時日裏，每逢星期日都去看人演說，有個英共老頭，站在肥皂箱上，前頭貼英共機關報《星晨報》（The Morning Star），大談共產主義；當時是戴卓爾夫人民望最高峰期，半左派的工黨連混都沒法混下去，何英共。老頭的聽者寥寥，他卻口沫橫飛，不能自已，沉醉在共產主義世界大同。日共機關報《赤旗報》是另一類，一九七九年中共出兵越南，《赤旗報》認為北京是帝國主義者，於是派人到越南採訪，記者高野功在戰地被子彈擊中身亡。英共早於一九九一年隨蘇共解體，日共也失去了安保鬥爭年代耀目的光彩，儘管在國會還有幾個議席，但與宮本顯治當委員長時相比，今天日共只是邊緣小黨，但仍是挺直腰板的小黨。
不談六四早已料到
梁振英不談六四早就料到，很簡單，他在中國政治這一塊只能規行矩步。這不是與他得到或得不到中聯辦的支持有關，而是從根本上他不是曾鈺成那種。中共一貫以「用」和「信」交替處理港事，曾鈺成的是「信」，他的忠誠不會因為一件事兩件事產生根本變化，這就是劉賓雁《第二種忠誠》主人翁陳世忠的那種「向親愛的黨獻出我一顆僅存的赤誠之心」，所以曾鈺成可以講「關於六四，我曾公開說過，很清晰的，當年政府當然是做錯，否則就不會死人」仍然獲得充分信任。梁振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聲明說過，但至今沒有再完整置喙，除了他小心翼翼，更多的是不存在中共足以信膺的第二種忠誠。
中共近十年全力塗改六四史實，包括「經濟發展優次論」——以經濟成就高於一切來矮化六四衝擊；有「中國人權進步論」——中國人民普遍能吃飽飯，證諸今天比以前好，以此蓋過六四屠殺；有一種「西方和平演變論」——六四後曾經盛行，但當鄧小平的孫子也是美國人之後便漸次銷聲；最下三濫但也最常見的是「理性討論、客觀分析論」，把一件人人都知道都看過的事實，以所謂再討論來分拆剖開，以枝節小疵圖推翻大局。香港一些人對此很熱中，但都無法扭轉形勢，徒變小丑。
諸多法寶俱無作用，因為事實太真實亦太血腥，完全與人們理解的「愛民如子」的中共背道而馳。我在寫這篇周記前，到YouTube上找了一大批和六四有關的錄像，再把相關的評論快讀一遍。我猜，可能要待親眼目睹六四的一代全部死清光、YouTube被中共中央宣傳部收購，指鹿為馬的伎倆才能有操作空間。
人的大腦其實有好多空間，可以永遠儲存大量記憶，創立相對論的愛因斯坦也只用了十分之一的大腦，所謂遺忘歷史之說，非但經不起科學的測試，更經不起道德的考驗。
午夜夢迴的不能忘懷
說忘記了六四，人們會明白不是由於大腦記憶體塞滿的緣故，而是刻意的忘懷。二十三年來的六月四日晚上都是維園燭光遍地，我每次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總會想一個命題﹕二十三年前在愛丁堡廣場上、在快活谷的人群裏、在蜿蜒港島北怡和街軒尼詩道上的成千上萬示威民眾裏，這些人今天怎樣——是繼續走上這條路？是假意忘記當年種種？是刻意抹黑民主運動？香港是自由社會，不可能強制不容抹去那腥紅久了後轉為暗黑的血記憶，一些人有他們忘記的自由，也有撒謊以轉移視線的自由。我只是想問，六四深夜午夜夢迴，輾轉反側不能成眠的那幾十分鐘，你們真的沒有想起那年那月揮拳疾呼「打倒法西斯」麼？真的沒有想起年輕的身體在五十噸的坦克下壓成肉泥的景象麼？
回憶是永遠抹不去的。
黎佩芬: 六四未完
大家都知道Tank
Man王維林的故事。二十三年前，幾個新聞攝影師拍下他擋坦克的驚世照片後，從此下落不明；其中一個猜測是，他本人並不知道自己成了世人眼中的英雄。際此周年祭前夕，網絡在流傳一張沒有王維林與坦克的照片，它是捷克藝術家一系列視像作品之一。或者可以如是想像：如果沒有六四，沒有坦克輾人，沒有開槍，中國、香港，以至世界，會有什麼不一樣？可以肯定的是，方政可以保住一雙腿，很多人不會死，丁子霖應該是個祖母了。再往下想，中國貪官也許不會多成這樣，劉曉波不用坐牢，陳光誠不用出走——如果，歷史沒有轉彎。
可悲的是，這些年來，不斷有人試圖抹去歷史，一就是否定一切曾經發生，一就是為開槍的政權開脫，也有人，反正就信了。兩年前在美國哈佛大學開展課程，系統將六四史實轉化成知識教授的何曉清博士，在課程進入第二年，遇到好些「反正就信了」的同學，讓她猛醒﹕六四沒有結束，而是一個結束的開始。
至於安裕從facebook摘下那個下屆特首當年幾乎泣血的聲明，大概亦是「件事未完」的一個例證。可在今年，一個喊了二十三年的口號，竟傳出有望成真，是耶非耶！北風說得對，估鈬㎡氣。
感謝「藝術初體驗」班底包括楊秀卓老師和中二、中三同學，提供今期「六四23周年」專題系列版面的插畫，像楊sir說的，不論如何，薪火將會一直傳下去，因為，忘不得。維園見。
楊秀卓: 那年那夜
〈瘋女人〉
中國，一個殺死自己兒子的父親，
這一夜，又凌辱了他的女兒，
中國，中國，一口活的棺材，
我白白地陪葬了你幾千萬年，
我的雙乳，變成了我自己的墳墓，
全身長滿了像霉菌一樣的苔蘚。
八九那年，這首由無名學生所寫的詩被貼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後來，導演舒琪先生在他拍的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開首時，將它以沉實的聲調朗讀出來。影片內的受訪者中有葉德嫻女士和舒琪本人，看見兩位當時年輕的模樣，感慨良多，一晃不覺已廿三年！再過些日子，我們這輩人都能以長者身分半價睇戲了。一九八八年夏天，我辭去幹了十七年的會計工作，準備揹起背囊遠走他方一年半載，打算耗盡半生積蓄後才回來，管它到時一無所有，也想一嘗浪遊自在的經歷。怎料父親患上食道癌，醫生說只可以多活九個月。由於兄長妹妹各自要搵食顧家，責任自然落在我這個無業漢身上。唯有取消計劃，留在香港陪伴父親走畢最後一程。一九八九年春，自胡耀邦逝世開始，連續幾個月，中國成為全球新聞焦點。數以萬計學生從各省蜂湧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決心為中國的前途獻上青春與激情。這段日子，我陪伴父親進出醫院覆診，接受後期的電療。三個多月來，我倆坐在電視機前見證了這一切，一同默然無語目睹學生們視死如歸的勇氣，他們以血肉之軀作工具，絕食抗議麻木不仁的政府。父親偶爾坐在身旁，目光呆滯，而且因病無法發聲，如一個啞巴。望覑他瘦弱的背影，只能一邊看，一邊搖頭，氣弱如絲，想對我說話，卻吐不出一言半語。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指學生運動是反革命動亂。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香港掛起八號強風信號。我不甘心只坐在電視機前做個旁觀者，便從石澳截的士直奔向維園涼亭參加集會。未入維園大門，經已全身濕透。置身於人群中，我索性收起雨傘，任由雨點順覑周邊的傘尖滑到頭上、肩上、背上。太多的傘子掩沒了視線，我只聽到華叔的演說。後來，我跟隨數萬人從維園遊行到跑馬地新華社門前大叫口號，當時群眾的情緒非常激動，大雨仍嘩啦嘩啦地下覑，也分不清我們臉上流的是淚水還是雨水。至今我都忘不了那個情景——互不相識的民眾同一條心到來支持北京學生，在風雨中感動覑每一個人。點點滴滴，仍在心頭。
「《沉淪的國土》脫稿時，胡耀邦去世，八九學運已展開；這一篇作品在北京團結湖的夜晚誕生時，稿箋上是確有我的淚痕的。『倘若你們沉默、中國將無聲！』我一邊嗚咽一邊寫完這文章的最後一句話。」
這是徐剛先生在他的第二十七版增訂版《沉淪的國土》裏寫的一段話。十年前，徐先生啟發了我對中國生態環境的關注，令我明白水源危機的嚴重性。這十年中國經濟飛快增長，又上太空，又有美國官員到訪求助，大國真的崛起了嗎？為什麼一個大國會怕一個失明人士陳光誠、一個老婆婆丁子霖、一個書生劉曉波、一個工人譚作人、一個作家余杰（這些人有2位被監禁、一位被監視、2位被送往美國），甚至連小小一朵「茉莉花」也怕得要命？為什麼要花數千億元維穩？全中國的水源已有50%被污染，二○一九年中國的水危機可能會令這個國家從此沒落（見《信報》1/1/2010）。我單純地想，如果當年總理李鵬願意誠懇地跟吾爾開希和王丹對話，肯聆聽學生與民眾的訴求，在經濟政治改革上有多一點長遠周詳的規劃，今天可會釀成這個局面？然而，歷史是沒有「如果」的。
〈中國孩子〉
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
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
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覑，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吸毒的媽媽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艾滋病在血液裏哈哈地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爸爸變成了一筐煤，
你別再想見到他。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
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
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
為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
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
哭了幾十年 還可做什麼
這是中國失明詩人歌手周雲蓬唱的一首歌。究竟詩人是含覑多少悲痛和心傷才能寫出這樣的一首歌？我驀然想起被毒奶粉毒害的孩子、在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工程而喪命的小學生、天真無辜的小悅悅……還有今天五千多萬農村留守兒童，他們每年也難得與父母相聚一次。七十年代看過由劉曉慶主演的《巴山夜雨》之類的電影，故事主人翁總是哭覑臉感嘆中國人是個苦難的民族，連溫家寶也說要「國難興邦」。但哭了幾十年，今天除了有人索性叫大家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做呢？為什麼苦難至今仍舊纏繞不斷，它究竟是制度上所引致的，還是人為的？而在這些當中，我們又反思了什麼？
每年五月開始，我都會對同學講述六四事件，一講便講了十七年，從未間斷。有些畢業的同學聽了七年，每年都有不同的感悟，但我最希望的是同學能學習當年天安門廣場上大學生們的道德勇氣和堅持；敢於對不公義發聲以及對實現公民社會的追求。每當我讀到有中學生在寫給總理溫家寶的信中，要求中央當局釋放趙連海、許志永、陳光誠等維權人士，都會深深被打動，想覑有一天我教出的學生裏也會有這樣關心社會、關心世界的一個。廿三年前，一群年輕人為世人展示了他們敢於承擔的勇氣和對公義的堅持，但願這份精神能一代接一代的傳下去。
做老師的，責無旁貸。
北風：（六四23周年）北京當局有意平反六四？
今年三月間，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發自北京的報道引述消息指，溫家寶近年已分別在三次中共高層秘密會議上，提議重新評估六四事件，彌補六四事件所造成的創傷。
這篇報道引起海內外的猜測，北京當局是否有意「平反六四」？
此後的一些現象也讓外界產生一定程度的樂觀解讀。三月下旬，有媒體報道說，中國互聯網的一些運營商突然對「六四」等敏感詞彙解禁。報道稱，網民可以在百度上搜索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網頁，以及「六四」事件的照片。有人猜測這是中國將放開信息管制，為政治改革及「平反六四」創造條件。
平反六四樂觀說法
「六四」紀念日前夕，貴陽多名異見人士於五月二十八日起連續兩天在市區人民廣場舉行紀念六四活動，來自維權網站「參與」網的消息說，整個過程持續約兩個小時，其間沒有受到官方的阻撓或騷擾。有媒體對此解讀成中國執政當局授意而為，為「平反六四」試探水溫。
中國的政治氣候自去年以來發生一些變化，似乎也為「平反六四」的樂觀說法提供了支持。早在二○一一年上半年，在中國中央軍委總後勤政委劉源智囊張木生發布新書《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劉源為該書長篇作序。該書及序言提出重回「新民主主義」的政治主張。二○一一年的下半年開始，北京公開關於中國未來的座談會連場召開，其中前總書記胡耀邦兒子胡德平等人異常活躍。
此後，「平反六四」等關鍵問題重新被人提起和討論。另外幾個關鍵問題包括法輪功、漢藏關係、兩岸關係等。二○一一年底，有北京傳言稱，去年大病痊癒的前總書記江澤民是愈活愈明白，想在有生之年解決兩件事件，一是作為最大受益者的「六四」事件，二是作為最大責任者的法輪功事件。會議亦稱，江澤民得到了未來接班人習近平支持。
在二○一一年底及二○一二年初，一些據稱是未來接班人智囊的外圍人士開始接觸海外的「六四」事件參與者，試圖物色有代表性可以對話的對象，為解決「六四」問題鋪路。
據了解，三種可能的方案正在被討論，包括「事件定性徹底平反，對參與者徹底平反」、「事件定性軟化，參與的人全部平反」、「事件定性不變，參與的人給予一定平反」三個選項。當中最被看好的是第二種方案。據稱，第二種方案將參照當年對待「反右」的處理，即認為「反右」是必要的，但存在「反右擴大化」，除極個別人士之外，對參與者都給予平反。同樣，相關方案將「六四」定性為一場反腐敗的愛國學生運動，但不否定鎮壓的合理性。即過程當中存在過激行為，因而採取行動是必要的。絕大多數參與者出發點都是好的，給予名譽上的完全平反和一定程度上的經濟補償。
不過從反饋情來看，尋找合適的有代表性的對話對像仍是件困難的事件。對於北京當局來說，完全平反對政權衝擊太大，未必能夠承受；如果不能完全平反，「六四」的參與者又沒有人願意為此背書。另外，近來有些聲音認為，光是「平反六四」已經不足夠。接受「平反」是仍然承認執政當局的合法性，「平反六四」不能接受，必須追究相關人士的責任。
一九八九年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陳希同在今年六四前夕出版的一本書中表白自己在「六四」事件中沒有向鄧小平謊報軍情。這本對話錄中記述，陳希同認為，當時如果處理得當，就一個人都不應該死。外界猜測，「這種現像是否顯示中共內部已經有反省當年做法的舻象。」
揣摩上意毫無意義
不少政論學者認為，在整個國家被利益集團完全綁架之後，執政者已經完全沒有能力推動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及作為具體措施的「平反六四」。在集體不負責的決策體制之下，任何人都沒有能力推動開明的政策施行，溫家寶總理十餘次談及政治改革卻無任何實質行動就是明證。
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稱﹕「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但一般民眾的反應是，溫家寶總理此前已經談了十多次政治改革，每次在講話之後揣摩上意並作出反應的人，都碰得一鼻子灰，只聽打雷，不見下雨。
中國政論作者莫之許認為，民間沒必要去揣測執政者是不是有政治改革的動向，完全無現實意義。「試圖從細節中發現高層政治意圖，其根本成因是極權體制對信息的全面逐級控制，屁民無從獲得較高層級信息，只得採用索隱方式。但是，全面逐級控制的極權體制下，高層政治意圖往往最後才傳導到末端，試圖從末端逆推是徒勞的。在這個意義上，導致索隱的原因本身，也正是其徒勞無功的原因。」
因此，也絕無可能出現在高層也沒有作出決定的情下，會允許基層出現試探的情，例如授意貴陽民眾舉行紀念六四集會。即使要平反，從歷史和傳統來看，更可能的模式是「真理標準討論」及「九二南巡」時的做法一樣，先從個別媒體發表評論文章開始，其他媒體組織轉載，各地召開討論會，統一思想，然後各地方諸侯表態，中央再統一定調。事實亦證明，多名參與紀念「六四」集會的貴陽民眾，在幾天後被警方傳喚抄家甚至拘捕。
同樣，民眾局也沒必要可能透過某些「敏感詞」能否在中國網站被搜索來判斷上意。中國並沒有統一的「敏感詞」管理平台，且由於中文分詞的技術問題，任何中國的互聯網運營商都不可能窮盡所有可能的「敏感詞」組合。如果官方要實現可控的逐步放開，那也只能是從官方的新聞網站，如新華網的討論話題開始，再到國內的商業網站，如新浪、百度，最後再放開境外網站的管制。
對於執政者來講，只放風是沒有用的，一次次沒有下文的放風只能更多的傷害民眾的熱情，要有實質的動作。一般認為，從各國和平轉型的實踐來看，第一步就是放人，包括﹕一方面是釋放仍然在牢獄中的「六四」人士及其他政治犯；另一方面，讓因為「六四」及其他政治原因流亡海外的人士能夠自由進出國門。如果要「平反六四」，第一步也是放人，其他都是空談。
「平反六四」時日臨近
中國經濟已呈惡化之勢，執政當局能從民間掠奪的財富已達臨界點。就如陳平先生在其《陳平對話錄》中所言﹕「所謂中國（大陸）經濟奇蹟，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五千年農耕社會基本未開發的『自然資源紅利』；二十世紀五○年代至八○年代，三十年軍管奴隸制工業化、城市化基礎建設的『野蠻積累紅利』和『人口超生紅利』；以及近三十年經濟全球化的『全球化紅利』。輝煌的背後是三十年（二十世紀八○年代起）耗乾一切資源，二十年（二十世紀九○年代起）花光血汗積累，竭澤而漁、透支後代，時至今日，資源用光、環境污染、人口老化、外需難以為繼。」
在民間，整個社會矛盾高度尖銳並集中爆發。由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公布的報告顯示，二○一○年，中國發生了十八萬宗抗議和騷亂等群體事件，較十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中國的維穩政治已經難以為繼。二○一二年中國的維穩預算已經高達7017.63億元，超過國防預算6702.74億元。對於維穩的得益者來說，沒有敵人也要創造敵人，有了敵人就要誇大敵人，為體現維穩成效還得不斷加大整個社會的管制力度，從而又創造更多的敵人。維穩成為一個黑洞。維穩投入繼續擴大，國家不得不加大對各階層的掠奪，從而也製造了更多的不穩定，這也就是常說的「愈維愈不穩」。只有投入沒有產出的維穩，勢必將進一步侵吞整個國家在其他方面的資源與創造力。
財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二○一二年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8.4%，稅收收入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2.1%。但一季度全國財政支出24118.05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64.48億元，增長33.6%。此消彼長，執政當局能夠掠奪的財富，已經難以支持龐大的支出所需。
權力分配方面亦出現危機，薄熙來事件已經讓外界看到北京當局高層權力分配的危機。在整個國家的逆淘汰體制之下，現執政當局不僅沒有能力進行協調權力分配選出合適的人選，更是沒有能力阻止黨內的「野心人士」進入執政高層，如果不是王立軍闖館事件引爆危機，捉弄民粹的薄熙來幾乎得手。薄熙來事件亦嚴重衝擊中下層官員及民眾對體制及高層的信心。
另一方面，民間卻是暗潮湧動。在精英階層，北京公開關於中國未來的座談會連場召開。在互聯網上，近幾年興起的微博，加快了資訊流通，也從而催生權利的需求。723溫州動車相撞事故、紅十字會郭美美炫富、北京政變傳言等事件在微博平台的傳播，極度削弱了執政者的管治權威。而在二○一一年，事先被張揚的大連反PX示威，也成功通過微博組織了過萬人走上街頭。而通過微博組織的「自由光誠」運動，更是明確由維物權轉向了維人權，從維自己的權轉向維他人的權，從傳統的利益導向轉向價值導向，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意義轉折。
中國內地今年「平反六四」呼聲也遠高於往年。除貴陽多名異見人士公開紀念「六四」外，福建維權人士範燕瓊和其他冤民亦在三十日福建南平發起維權及「平反六四」集會並在街上游行。
對於執政者來說，現在是經濟死胡同和政治僵局雙面夾擊，「維穩政治」難以為繼，時日無多。問題不在於他們要不要改，而是如何改，剩下的時間還夠不夠。是由執政者自己親手結束共產黨的統治（主動轉型），還是等民眾葬送共產黨。現在還在台上以及下台的執政者能否逃過清算？
「平反六四」的主動權在民間。揣摩上意毫無意義，等待「頂層設計」亦是鏡花水月，唯有繼續啟蒙、喚醒、凝聚，形成壓力，以壓促變。整個國家的維穩力量看似無窮，但具體到一個地方一個領域能夠調動的維穩力量卻是有限的，就如能像廣東烏坎的村民那樣凝聚力量展示力量，執政者就不得不權衡武力鎮壓的後果，民眾正當的需求才有可能爭取到手。維穩力量與民眾力量此消彼長，臨界點出現，巨變亦即將來臨。
黃宇軒：（六四23周年）消失的王維林與四部坦克
自從過去幾年各式社群媒體（social media）逐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核心元素，一切歷史記憶好像多了一重集體流通與再生的載體：每年五月左右，總有有心人分享林林總總的片段、記錄片與文字，重構六四現場。小時候就知道，家裏影音櫃裏放覑十來盒只標記覑日子的錄影帶。我猜許多香港人家裏也有那樣一個角落，角落之外的其他錄影帶逐漸變了VCD、DVD、Blue-ray，而那些錄影帶還在，大概後來成為了在YouTube上流通影像的源頭。保留住他們的人當年也未必想像到，後來的人可以這樣方便地尋回記憶、拿取記憶。口耳相傳，已成了屏幕相傳，一切媒介，都共同組成記憶的生態。
那些廣為流傳的影像與文字，大多都屬紀實類型，透過重述與回顧，來加固記憶的實體。今年香港終於有了六四紀念館，但在那之前，一座虛擬的紀念館彷彿一直在被築造，「展品」散落各處卻又連成一體。博物館與美術館都是現代國家講述與傳達歷史最有力的體制，每一塊碎片加起來連成連貫的敘事空間。這樣理解的話，透過「分享」與「讚好」，以及許多伺服器、電腦與屏幕聚集的片段，莫不是一所在流徙（exile）的紀念館，逛畢博物館那一翼，走進美術館，會見到婁燁的電影《頤和園》、會見到黃子華在舞台上談六四、會聽到六四歌曲的合輯；對，都是由香港歌手樂隊創作與演唱的。去年曾讓許多觀者落淚，由高登網友獨立製作的三分鐘動畫，用似是泥膠娃娃但面孔一片空白褪去五官的人物，重演那個春夏之交的每一幕。三分鐘竟配對上六十年代的膾炙人口的一曲Sound
of Silence，讓Simon & Garfunkel的民謠添上厚重的新意義。
《北京，1989》
六四有它自身的文化史及藝術史，與上述由聲畫流通而成的社群虛擬美術館平行的，有一直在社會存在的實體藝術品與文化事件。為香港人熟悉的幾件雕塑，新舊民主女神像、國殤之柱、自由戰士等都把回應歷史與記憶的政治，寄放在幾個圖標（icon）之上，而戲劇、行為藝術、聲音工作坊、各式當代藝術等多年來不間斷地接力在「重述」的方法之外，尋找談論六四的方則。如果說，記憶與遺忘的政治是回應六四的藝術創作必須處理的核心主題，那今年不斷在網絡空間被廣傳的一張照片，定當是虛擬美術館歷來最重要的「館藏」了。
那是一張經加工而成的數碼照片，將1989年6月5日在長安街上的王維林及他所面對的四部坦克車，從原有的照片中刪去，讓畫面看似空空如也，只剩下行車路上的指示線條、淺灰的道路與畫面左上角的樹影。被挪用加工的照片，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影像之一，在西方這幅照片被稱為「Tank
Man」，在香港大概沒有多少歷史照片比它更深烙人心。六四二十周年前夕，《紐約時報》曾特別以這一影像作專題，訪問四位同時在北京不同角落拍下那一瞬間的攝影師，記下這張往後象徵一切挺身反抗壓制行為的照片背後的剎那操作。眾所周知，王維林在那瞬間過後至今下落不明，過去幾年在網絡上流傳他在坦克前不願退讓的影片讓人分外悲痛。
 |
| 捷克視覺藝術家Pavel Maria Smejkal創作計劃Fatescapes中的其中一幅作品 |
捷克視覺藝術家Pavel
Maria Smejkal選擇了這張最廣為世人認知的照片（見封面圖），放在他的創作計劃Fatescapes時，也許沒法完全預料它非常殊異的特質，會讓它從那系列照片之中分割開來。Fatescapes計劃是用數碼方法，將著名歷史照片中的主要人與物移除。這系列照片原來探索的自是著名歷史照片的意義與它們視覺再現的本質，然而六四的歷史的傳達在二十三年後依然受不可思議的高度限制這一背景，卻正好讓空空如也的長安街超越了照片系列本身的主題，自身成了具高度批判性的影像。
當然讓人好奇的是，若這張「改圖」近日在微博或其他傳訊管道出現，大陸現存的審查員的指引與思想會如何應對？王維林站在坦克前的照片，雖然總是被視為史上最著名的影像，但十億以上的人口可能無法將它認出來。Smejkal這張觀念藝術作，可說把六四於香港人而言至關重要的政治意涵，輕輕轉化成一張以「減法」完成的數碼二次創作圖片。在Fatescape中這張僅名為《北京，1989》的照片，所說的其實是由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悼念集會擴散開去、二十三年來關於守衛記憶的故事。《北京，1989》這張作品，根本是放在無數香港市民家中的陳年錄影帶的另一個形態。
何曉清: （六四23周年）在哈佛教六四有什麼難
按：哈佛大學東方語言與文明系何曉清博士自兩年前開設六四課程，去年秋季開始課程加碼，由原來一個學期一科增設至兩科，兩班學生修畢課程後，今年春季共同組織了「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研討會宣讀期末論文，來自哈佛不同學系的資深中國問題研究教授全程參與，普林斯頓大學的國學大師余英時教授為學生寫賀辭。六四課程的課堂照片連續兩年成為哈佛新生課程總目錄的封面，何曉清也連續兩年獲頒哈佛傑出教學獎；一切看似順遂無虞，實則，這第二年裏，她面臨種種挑戰。於今年六四周年前夕，她將經驗整理總結和分享，一次過回答關注這個課程的一些疑問。
 |
| 哈佛學生整理天安門資料集的箱子，見證六四證物。 |
問：可否分享一下在哈佛教授六四的心得？有了第一年的經驗，第二年是否教得更得心應手？
答﹕按常理說，應該是這樣的——開新課是最難的，教過一次有經驗就應該相對容易了。不過，因為六四事件的記憶在過去二十多年在國內被有系統地刻意抹殺和篡改，還原這一歷史事件真相總是困難重重。事實上，第二年教學遇到的挑戰比我想像中還要多。
真相與偏見
問﹕為什麼？第二年有什麼變化？
答﹕第一年我教的六四課是新生課程（Freshman Seminar），也就是說只對哈佛新生開放，其他年級的學生無法報讀。但去年秋季哈佛一個學期就開了兩門六四課——一門是新生課程，一門是中國歷史課。這樣一來，哈佛任何學系的本科生研究生都可以報讀。一個學期開同樣題目的兩門課在哈佛是不尋常的，系裏也很支持這門課。一般來說，系裏喜歡開大課，吸引更多學生，不過大家覺得六四這樣的題目需要深入討論，因此決定六四歷史課也應該像之前的六四新生課程那樣以研討課（seminar）的方式進行——與大課（lecture）不一樣，研討課是有名額限制的。我利用暑假對閱讀內容和課程安排作了一些調整，包括安排每堂課開始前先播放一段與該周閱讀主題相關的短片。這些短片多是港人製作，從《自由花》到去年新製作的卡通《寂靜之聲》（Sound
of Silence）。萬事俱備，只等開學。
開學第一周，一位學生在臨近下課的時候既慶幸又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差點就決定不上這門課了，幸好沒有聽別人的勸告。他接着解釋說：負責義務接待他的（host family）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告訴他不要上哈佛的天安門課，因為這堂課教的是「有偏見的歷史」（biased
history），並堅持要幫他填表另選一門課。這位來自歐洲的學生覺得自己意願不被尊重，決定先來聽一下課。話音未落，另外一個中國學生也說他是頂着壓力來上課的，他的另一位朋友就因為壓力不來了。另外，聽說一位中國學生也是因為「偏見歷史」杯葛我們的課。她說一看那「坦克人」（Tank
Man）的海報，而不是「暴徒」打士兵的照片，就決意不選這門課。這些「偏見歷史」的說法和「頂着壓力」的感覺對我來說是不陌生的，但是對於班上其他剛剛從中學考進哈佛的美國孩子來說，這些傳言既充滿神秘感又有點不可思議。
同學們這樣的情緒開學沒多久又加深了。起源是我們班上的一個E同學聽到一個中國學生議論我們的課——該名中國學生在眾人面前宣稱她之前上過我們的天安門課，但覺得教的不是真實的歷史，就把課dropped了。E同學是一位特別有正義感的美國女孩子，她在課堂上問我﹕我們這門課一直是「爆滿」的，是不是？到底去年有沒有人中途dropped課的？我回答說﹕是爆滿的，沒有一個同學中途放棄，而且全班每一個學生都在教學評估裏給了我滿分，不可能有同學對這堂課不滿——這點班上的同學是了解的，因為哈佛學生很看重教學評估，他們決定選修一門課前一定會看前一年學生是怎麼評價一門課的。E同學覺得很困惑。類似的小插曲，在開學初層出不窮，歷史課班上也有。
問﹕這些情況對教學有什麼樣的影響？
答﹕這些例子，正好說明八九民運並沒有結束於一九八九年，六四只是一個結束的開始——八九民運與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國社會密不可分。不過新生同學不一定都明白。為此，我相應調整了教案。按照原來的課程設計，前面幾個星期集中閱讀有關六四歷史的文獻資料，後面再講記憶。可是，因為同學們一開學就要面對關於六四記憶的爭議，因此歷史與記憶的討論無法再分開，而是雙線並行——一方面了解真相，另一方面回顧分析歷史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如何在官方和非官方的話語裏被記憶和解讀。當然，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公義，愛國與身分認同
問﹕可否具體講一下遇到的困難？
答﹕大概因為想證明我們這門課不是有偏見的歷史，新生課程的部分同學一開始對傾向於中國官方的觀點更為包容而對批評的意見則有更多的質疑。例如，班上一位中國同學反覆強調中國現在很強大、六四已經過去西方嫉妒中國的崛起才糾纏這些問題等等，同學們也是老老實實地聽著不大爭辯。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有一天我們去燕京圖書館看天安門資料集。面對死難者的血衣，面對那些被坦克壓過連頭、手、身都無法在辨認的血肉模糊的照片，那位中國同學開始解釋中國政府是沒有辦法才鎮壓的，當時沒有更好的裝備。他說為什麼我們就不能相信政府是好意的，是為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才鎮壓等等。那一刻我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半個學期大量的史實閱讀資料分析，加上眼前血淋淋的證物，還有那一箱箱充滿希望的八九學生的照片——那些曾經如同這位哈佛中國學子一樣年輕的臉孔，依然無法讓他理解二十多年來天安門母親的苦苦等待與抗爭。我不記得自己是怎樣把資料集的最後一個箱子交還的。當我走出圖書館的時候，居然看到好幾個同學在雨中等我，陪我走回哈佛園。後來這幾位同學多次要求哈佛圖書館給他們機會不收報酬義務整理天安門資料集的箱子，他們希望六四證物重見天日而不是放在塵封的箱子裏。
問﹕那次經歷對學生有怎樣的影響？
答﹕同學們開始對關於八九後的清算、媒體宣傳、網絡控制、教科書修改、天安門母親等閱讀題目產生濃厚興趣。前面提到的那位因為別人中傷我們的課程而困惑的E同學，在哈佛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新聞和網絡審查的文章，指出言論自由的中國才有希望；班上另一位同學也在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五毛黨的文章。
當同學們讀到「愛國主義運動」的內容和修改過的教科書主題，發現裏面的論調居然如此熟悉——他們都在不同的中國學生那裏聽說過了，就愈發好奇。我開始引入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概念，同學們在這個理論框架下有效地探討教育、傳媒、網絡、同齡人、家庭等社會化的媒介（agents）在民主社會會和非民主社會裏所起的不同作用，從而分析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與政治灌輸（political indoctrination）對年輕人產生的截然不同的影響。好幾位同學在期末論文裏不同程度地探討對後八九的愛國主義教育對大陸新一代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和身分認同的影響，以及掩蓋真相的做法對今天的中國社會意味着什麼。其中一位W同學用QQ的社交網絡方式與大陸同齡人探討六四問題的論文在研討會上讓人印象深刻。多位學者表示W同學的論文無論從文獻資料到數據到分析都是研究生水平，無法想像是出自大學新生之手。W同學中學期間在中國生活過三個暑假，與班上其他一些同學在大陸生活過的同學一樣，平時談起中國總是一往情深。在美國長大的孩子都明白批評政府不等於批評國家和人民——相反，監督政府是公民的責任。W同學也是當日雨中在圖書館門口等我的其中一位，我清晰記得他當時問我﹕為什麼他們知道真相還為政府辯護？W同學大概沒有料到：他提出的那個問題，竟然被一位大陸觀眾在我們的研討會以感嘆的方式表達。
問﹕是由學生組織的研討會？
何﹕是。當時的情况是這樣的﹕在研討會第一輪小組討論上，W同學宣讀完論文後，歷史課班上一位來自香港的J同學宣讀她的關於港人的六四記憶與身分認同的關係的論文。她用自己的個人經歷說明「為何香港的年輕人會關心六四」，她用維園的燭光來回答「香港人是否愛國」。她從一個八九年後在香港出生長大的年輕人的眼光，講述她小學的歷史老師陳先生明明知道六四不是必教內容，但依然在下課後在黑板上寫上「六四」兩個字，並向當時還是小學生的J和其他小同學講六四是怎麼一回事。後來這位陳先生又帶同班上的十多個同學參加維園紀念活動。
聽完J同學的論文後，一位大陸觀眾在提問時段舉手，並表示他不是要提問，只是想談一下自己的感受。一開始我以為「偏見」大批判又來了。結果，這位朋友說他看到J同學這樣的香港年輕人對六四的關注，看到香港是中國大陸唯一可以紀念六四的地方，再想想大部分大陸年輕人不了解六四真相，非常感慨。雖然這位朋友英文說得十分費力，說話時因情緒激動而聲音一度哽咽，但他表達的擔憂我相信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聽感受到。值得欣慰的是﹕當天現場觀眾席上就有好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有批判精神、獨立思考能力、探討真相勇氣的年輕學生。J同學的論文也得到曾在諾貝爾和平獎上為劉曉波演奏《茉莉花》的音樂家張萬鈞先生的共鳴。
對那位大陸觀眾的感嘆，我自己當然也感同身受。正因為那些顛倒是非黑白的挑戰，每一個人對真相的執著、對公義的堅持才顯得更為重要。J同學的小學老師陳先生一定沒有想到：他為同學們講述「六四」的聲音有一天在哈佛燕京禮堂裏迴響。
米蘭昆德拉把人民與強權的抗爭形容為記憶與遺忘的抗爭。一九八九年，北京市民學生用血肉之軀面對機槍坦克；在八九後的二十三年裏，港人用燭光面對強權，點燃真相。維園不滅的燭光，代表着不死的民心，無權者的權力，人民的力量就算在漫長的黑夜裏，我們都不言棄。因為，明晚，維園將再次燭光點點。
 |
| 六四血衣（哈佛燕京圖書館天安門檔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