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選舉距今不足3個月，坊間消息傳來，倘若選管會繼續容許調查機構把票站調查私底下用作選舉工程，部分參選人士會杯葛票站調查。若是，則會是梁振英特首任內的一次敗筆。
8年前，筆者撰文指出，「為了絕對保持中立，筆者從來不會在投票結束前，把結果通傳給參選人士」，這個承諾至今沒有改變。不過，根據筆者當年的觀察，在立法會選舉時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還包括幾個有明顯背景的機構，合共派出接近2000人在超過300個票站進行調查。而在選舉過後，亦有參選政黨公開承認曾經進行票站調查。
筆者當時寫道：「筆者從不反對政黨或其他機構進行票站調查……筆者反對的，是調查機構以不誠實的手法套取選民的意見，秘秘密密地用作選舉工程……如果個別參選人士能夠透過某些渠道，取得這些寶貴的資訊……選管會定下來禁止發放票站預測的指引，是不是變得毫無意義？」
3項原則
多年來，筆者不斷強調，票站調查以至一般民意調查的規管，應該根據3項原則制訂：（1）政府愈少監管愈好；（2）資訊流通愈暢順愈好；（3）專業守則愈早制訂愈好。按照這些原則，筆者曾經多次向歷任選舉管理委員會提出建議，修改選舉指引，但都不得要領。
筆者曾經向選管會提問：「他朝有日，如果某某機構基於社會公義和資訊自由的考慮，明確聲明會進行票站調查，並且會在投票期間全程向所有候選人私底下免費提供票站調查資料，選管會是否視作違規處理？」選管會至今沒有回答。
筆者透過虛構例子要求選管會明確指出，倘若票站調查機構沒有在投票結束前透過傳媒公布票站調查結果，但就容許候選人私底下使用票站調查資料制訂當日的選舉工程，是否屬於違規？
筆者強調，所有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都應該遵從國際指引，在調查時明確說明調查的目的和用途。筆者建議選管會在選舉活動指引之中，引入下列文字：「票站調查人員需要告知接受調查的選民，調查所得資料會否用作選舉工程」。筆者認為，這是在愈少政府監管愈好的情下，最能尊重調查業界專業發展的方法。
具體而論，筆者建議選管會修改《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第15.3段，及「票站調查承諾書」中的相關條文，變成：「投票是保密的……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員必須尊重選民不願受到打擾的權利和意欲，又應在進行票站調查前，明確告知接受調查的選民，票站調查所得資料會否用作選舉工程，及（間線文字為新增部分）告知接受調查的選民參與票站調查，純屬自願。」
事實上，世界民意研究學會年在2006年就對選舉票站調查發出指引，專業規範票站調查的道德操守和發放標準，而筆者亦多次向有關人士推介。本月14至16日，世界民研學會破天荒在香港舉行周年大會，當中有專題討論票站調查的發展，包括票站調查的民主作用、操作情、媒體報道和專業操守等。專題討論由美國民意研究學會主持，包括不少業界翹楚。
筆者希望，討論過後，香港的學者專家、政界人士以至政府官員，都能夠以廣闊的國際視野和胸襟，審視票站調查在本地的發展，解決纏繞我們10多年的票站調查爭議。
作者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