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安康孕婦馮建梅懷孕七個多月，被當地計生部門強制墮胎，已成人形的死嬰照片在網上公布後激起眾怒，其實是由於當事人無法交四萬元罰款。當地政府迫於壓力處理相關人員，深層問題是制度殺人。
在被強行抬上車送到醫院引產時，馮建梅感到腹中胎兒的掙扎，或許，這個七個月大的生命也已經有預感了。「以前孩子特別安靜，那幾天胎動特別疼」，回憶起那個小生命的最後幾天，躺在病床上的馮建梅悲痛不已。
這本應是馮建梅的第二個女兒。為了保衛這個幼小的「計劃外生命」，這位二十三歲的年輕母親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馮建梅是內蒙古人，十六歲時與在內蒙打工、大她七歲的陝西小夥鄧吉元相識。兩情相悅的二人很快就定下了終身大事。一份官方文件顯示，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二人正式登記結婚，結婚證上的馮建梅生於一九八五年。鄧吉元也證實，妻子馮建梅出生於一九八九年，婚後一直生活在陝西省安康市曾家鎮漁坪村三組。
二零零六年一月，馮建梅生下了第一個女兒。妹妹鄧吉彩說，哥哥嫂子從來沒有重男輕女的思想。但去年意外地再次懷孕，還是給這個家庭帶來很多期待。「婆婆身體不好，得了癌症，在南京治病，聽到懷孕的消息挺高興」。
但對曾家鎮政府來說，這是一次「政策外懷孕」，馮建梅是內蒙古非農業戶口，按當地規定，不符合當地生育二胎政策，應當「依法終止妊娠」。
從今年五月三十日開始，鎮坪縣的計劃生育部門工作人員開始對「懷二胎」的馮建梅「盯梢」，開始是在曾家鎮，守在馮建梅居住的出租屋內，後來隨著馮建梅一起轉移到鄧吉元的姑母家中。
三十多人四班盯梢
據鄧吉元的姑父劉德雲講，共有三十名工作人員，分四班守在他家，每班五六個人。馮建梅住在家中的一個房間，這五六個人中，總有一兩位守在馮的房間內對其「做工作」，勸馮引產，另外幾個就在外面的房間裏抽煙、喝酒、打牌。
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三十六個小時，馮建梅一直在房間裏沒有進食。到六月一日，趁工作人員喝酒的空檔，馮建梅藉口吃飯，從姑父家廚房旁的側門逃出。曾家鎮位於層繍的山巒間，馮建梅就在附近山上的草木裏藏身一整天，晚上才躲進漁坪村的一位朋友家中。本以為可以安穩地睡個好覺，卻還是被四處搜尋她的計生人員堵在了朋友家的床底下。
「第二天一早，計生站的人就給我們打電話說，讓我們一個小時內打四萬塊錢（約六千二百五十美元），就放我嫂子走，要不就強制人流」，鄧吉元的妹妹鄧吉采在QQ空間裏這樣寫下，「我們讓計生站的人給我們多一點時間，給一天時間我們湊錢他們都不肯」。
六月二日，挺著肚子的馮建梅被計生人員強行 「抬著手、架著腿」，送上了去往縣醫院的車。
「我爸一聽急了，心臟病突發，差點……等我爸醒來趕到我們縣醫院，結果他們騙我爸說不給嫂子人流了」，鄧吉彩寫道。「可事實是他們把我爸包圍起來不讓我爸接近我嫂子，趁這個時候（他們）把我嫂子頭蒙著，帶我嫂子做人流手術。」
六月二日下午，在陝西省安康市鎮坪縣醫院的換藥室裏，七個月身孕的馮建梅被強行注射了流產針。四日凌晨，一名已成人形的死嬰被引產。當被某網站記者問到﹕「孩子是幾點掉下來的？」她一度流淚無言，丈夫勸記者，那些太過刺激的問題還是不要問了。
社會撫養費與計生財政
鄧家需要繳納的四萬元，是討價還價後的結果。在接受《華商報》採訪時，他曾說這是「押金」，但為何是「押金」，他解釋不清。鎮坪縣計生部門人員解釋，因馮建梅是非農戶口，需將戶口遷至居住地，轉為農業戶口才能生二胎，四萬元是保證金，戶口遷移後會退還。若馮建梅一直不遷戶口，「押金」不退，也就變成眾人理解的「罰款」——社會撫養費了。
按陝西省二零零九年發布的《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實施辦法》，「不符合計劃生育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對夫妻雙方分別以所在地的縣級人民政府統計部門公布的縣、市、區城鎮居民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所在地的鄉鎮、農民上年人均純收入為基數，一次性徵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本人實際收入超過基數的，還應當加收超過部分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
鄧吉元是個小包工頭，每個月收入四千塊左右。最初，計生部門開價十萬元，幾經溝通，價碼才降到五萬，後來又再減到三萬。但是馮建梅的「逃跑」加重了情節，押金又漲回四萬元。
前往鎮坪縣考察的中國「計生名人」楊支柱對計劃生育政策有多年研究。楊支柱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的副教授，二零零九年因生下第二個女兒，被學校停職；今年二月，銀行凍結了他家的帳戶，從中扣除了二十四萬六百四十二元的「社會撫養費」後，他的小女兒才終於擁有了戶口，他也開始恢復了校內的工作。
楊支柱對社會撫養費這一收費項目一直存疑。在他向記者提供的一份文字材料裏寫著如下疑問：
「『社會撫養費』被認為是對社會公共投入的一種補償……在中國，孩子享受社會福利是以落戶為前提的……第二個孩子尚未落戶，如何能享受社會福利？既然不可能享受社會福利，談什麼對公共投入進行『補償』？」
對社會撫養費的爭論還不僅限於此。社會撫養費到底補償了什麼？政府對於兒童福利有多少支出？「即使解決了再授權的問題、綁架孩子戶口的問題，並按照每年的兒童福利預算分攤社會撫養費，也只是解決了社會撫養費的合法性問題，還沒有解決它的合憲性問題。公民無條件享受各項基本人權，尤其是社會經濟文化權利，是公民成年後納稅的道義基礎。」
楊支柱把社會撫養費問題剖析得頭頭是道，但是，面對「計生財政」問題，他也無能為力。據他了解，在一些邊遠山區的鄉鎮，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都來自計劃生育項目，「社會撫養費還只是其中一項，不包括其他收費」。按照中國許多地方的財政安排慣例，社會撫養費上繳財政後，會按照一定比例返還給地方，「最高的比例可能到百分之五十」。
在鄧吉元、馮建梅夫婦生活的曾家鎮，「超生」現象是很普遍的，「只要交得起罰款，生多少都沒問題。」一家三四個孩子的情況也並不罕見。如此多的二胎、多胎家庭，政府收取的這筆社會撫養費的去向成了一個謎，許多村民也不清楚，交了錢之後，自己的孩子是怎樣受到「社會」撫養的。曾家鎮計生站的工作人員向記者提供了鎮坪縣計生局一位局長的電話，稱對方負責回答有關問題，但撥過去後「對方已停機」。
計生工作一票否決制
「她們的身體是身體，我們這些農民的身體就不是身體嗎？」同為女性，鄧吉彩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計生站的那些女性工作者，怎麼忍心對自己的嫂子如此殘忍下手。
更讓鄧家人難以接受的是，接到計生部門電話通知時，身在內蒙古的鄧吉元已經在籌款，而遠在南京照顧鄧母的親人又一時難以趕回陝西，鄧吉彩在博客裏說，「我們讓計生站的人給我們多一點時間，給一天時間我們湊錢他們都不肯」。
擺在鎮坪縣曾家鎮計生站工作人員面前的選擇卻很簡單：讓馮建梅把孩子生下來，或者，明年被「一票否決」。
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已在中國各地實行多年。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人事部下發《關於把計劃生育工作作為考核各級領導幹部一項重要內容的通知》，明確要求把計生工作成果作為選拔任用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的一個重要條件。
有了中央的重要通知，地方也制定了實施細則。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陝西省委、陝西省政府下發了《關於實行計劃生育工作獎勵和一票否決的若干規定》，其中明文規定，計劃生育工作投入不足，各項指標排名「居全省後三名的，由省上給予黃牌警告，通報全省，黨政主要領導、分管領導、計生委主任三年內不得提拔和調動；連續三次被省上給予黃牌警告的，黨政主要領導、分管領導、計生委主任就地免職或降級使用」。
對馮建梅居住的曾家鎮領導來說，轄區內有超生孕婦，無疑是個不幸的消息：二零一零年起，曾家鎮曾因計生工作不力受到安康市連續兩年的黃牌警告。據鎮坪縣計生部門一位不願公開姓名的官員透露，若今年計生任務不能完成，縣委書記、縣長的升遷都要受到影響。
於是，在一定意義上，對馮建梅肚子裏的胎兒發動一場引產戰爭，也就成了地方官員的「政績保衛戰」。
當那張照片被放到網上後，無數網民震驚了，照片裏赤裸的幼小屍體、神情渙散、頭髮散亂的馮建梅，任何稍有悲憫之心的網民看後都在聲討：大月份強制引產，沒人性！許多人把鎮坪強制引產案與二零零三年的「孫志剛案」相提並論，認為當年孫志剛的死換來了收容制度的改革，鄧家的不幸很可能成為廢除計劃生育政策的最後一根稻草。
但對這些關注鄧氏命運的網民來說，鄧吉元可能承擔不起這樣沉重的社會角色。
網民們在新浪、騰訊微博上看到的強制引產事件當事人帳戶，包括新浪認證的「鄧吉元」，並不是由他親自管理更新，而是由表弟「阿三」在外地代發。阿三與鄧吉彩這兩個年輕人並不容易妥協。
但鄧吉元的態度，讓前來提供法律諮詢的律師張凱也感到很疑惑。張凱是一位基督徒，從法律與宗教信仰的情懷出發，從北京自費來到鎮坪縣，願為鄧家提供一些幫助。張凱希望通過此案建立一個計劃生育強制引產案的補償先例，為以後的類似案例提供賠償標準的參考。
張凱和楊支柱這兩位法律專家反覆向鄧吉元強調的一點是，這個案子如果有專家介入，幫助他與政府談判，最終得到的補償可能與鄧家單獨談判的結果有很大不同。但鄧吉元屢次回覆「再等等看」、「全家人再商量一下」。
對北京來的這位律師，鄧家人的態度很模糊。張凱和楊支柱就遭遇過兩次「烏龍」，在馮建梅的病房裏，一次是鄧家人向他們介紹，在場的一位女性是「護工」，後證實是縣婦聯工作人員；另一次，鄧家人介紹一位在場女性是鄧吉元的姐姐，後證實是鎮坪縣的一位領導。
也許鄧吉元和他父親的一生都沒有被這麼多官員集中「關心」過，一下子感到既興奮又壓力很大。縣政府已經多次派人與鄧家談話、錄口供，但談了哪些內容，鄧吉元不願向媒體透露，甚至連張凱也不知箇中細節。
「我不明白，這麼簡單的事，為什麼搞得這麼複雜呢？」在鎮坪賓館的房間裏，張凱問鄧吉元。
鄧吉元心底的憂慮是，畢竟以後一家人還要在這裏繼續生活下去，擔心與政府的關係搞僵，以後日子不好過。鄧吉元的父親也用「和諧社會」等官方話語回答過張凱，看上去，鄧家父子對當地政府懷有很大善意和信任。對這位北京來的律師，鄧吉元既感激又有些歉疚，在張凱離開前，鄧吉元執意請他吃飯表示感謝。
目前，鎮坪縣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局長江能海、曾家鎮人民政府鎮長陳抨印、曾家鎮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龍春來均被停職調查。
鄧吉元一再告訴張凱，政府會給一個「滿意、公平」的處理結果，暫不須律師介入。也是同樣的原因，在最初的幾天，鄧吉元一直拒絕接受國外媒體的採訪。在張凱、楊支柱和記者們離開前，鄧吉元先是說，十七日晚上就會有結果，後來又說，十九日一定會有結論。
調查結果遲遲未出
十九日晚，鄧吉彩氣憤地告訴記者：「週日（十七日）縣長拍著胸脯說，下週二（十九日）一定會有個結果，結果到了今天他們還說在調查，把我嫂子都氣哭了，想請律師。都怪我哥，不讓律師介入、不讓媒體採訪，現在我哥也有點後悔了。」
律師和學者已經離去，追逐時效的媒體也相繼轉移了注意力，鄧家又回到「孤軍作戰」的日子。官方「仍在調查」，鄧氏一家、關心鄧家命運的媒體、律師，以及堅信「生育權是一項基本人權」的網民，依然在等待著一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