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2日星期六

張鳴:踩着三個雞蛋跳舞的老兵——讀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




早就聽說傅高義(Ezra F. Vogel)先生在為鄧小平寫傳,這樣一位國際漢學界泰斗,寫的又是當今中國最著名的人物,理所當然會為人所關注,想這部著作早點問世,先睹為快的,恐怕不止是學界中人。然而,先生的《鄧小平時代》英文版問世之後,雖然不乏好評,但爭議也不小。如我這樣的土包子,英文版倒未必不能讀,但耗神費力太多,幸好,《鄧小平時代》中文版即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得友人之惠,我拿到了這部由馮克利先生翻譯的大作。

雖然,《鄧小平時代》是一部學術著作,但卻是一部能讓人一口氣讀完的書。一如既往,傅高義先生的著述,平實,紮實,立論堅實,同時又引人入勝。不可否認,雖然傳主三起三落的經歷頗為傳奇,但鄧本人卻不像毛澤東一樣,具有那麼強烈的戲劇色彩,所以,給鄧寫傳,很少能討好。應該說,傅高義的這部巨著卻平中出奇,讓人看得津津有味。

傅高義先生在中文版的序言中,回應批評者批評的時候說,「盡量理解鄧小平為什麼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個研究鄧小平的學者的職責。」也就是說,他的工作,是努力找出鄧小平行為的邏輯,而非一味地加以道德評判。無疑,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已經抓住了他想要抓住的東西。

我注意到,傅高義的書中多次提到,鄧小平反覆強調自己的身分,是一個老兵,一個軍人,甚至開玩笑說,自己是一個丘八。我們知道,丘八在鄧年輕的時代,是個貶義詞,是人們罵大兵的話,當然,有的大兵也會用來自嘲。比如,五四運動的時候,上街攔阻學生的軍警,就會說,「我們是丘八,而你們是丘九,比我們大一輩兒,求求你們回家去吧」。而一個跟鄧小平有過職業關係的軍閥馮玉祥,也自稱自己的詩是丘八詩。

在人們的印象中,鄧小平雖然也有過指揮作戰的經歷,但人們更多地感覺他其實是一個文官。筆挺的戎裝,似乎跟他相當的不搭。以至於說起他那段看起來還挺輝煌的戰爭經歷,人們也往往只把他視為一個「政委」,一個思想動員工作者,而將戰爭的業績,更多地歸結到他的搭檔,著名的軍事家劉伯承身上。但是鄧本人,卻更樂意說自己的本色是個軍人。顯然,人們日常的認知,跟鄧自己對自己的評價,有了很大的反差。

最愛讀金庸的老兵

說起來,中共具有文官形象的高級幹部,大多具有幾分文人甚至儒者氣質,而且出身多半是學生。但是,鄧小平卻不愛讀書,留法勤工儉學期間,大家都知道,他們都沒進學校讀書,但蔡和森、鄭超麟這樣的人,至少馬列經典著作,還是會讀幾本的。鄧小平雖然有「油印博士」的美稱,卻不愛讀書,只喜歡打撲克。所以鄭超麟回憶說,當年他動不動就教育年紀小的鄧小平,要多讀點書。然而,一直到晚年,人們都大張旗鼓地闡釋有鄧小平理論了,但真正的鄧小平,最愛讀的,居然是金庸的武俠小說。在那個我們都只能讀粗陋盜版的年代,鄧小平卻能讀到金庸親自送的精緻正版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依碧鴛」。我曾開玩笑地對某些鄧小平理論專家說,鄧小平其實不知道鄧小平理論是什麼,你們知道。應該說,鄧小平的自我感知很準,他就是一個老兵。

見血太多意志無比堅強

二戰和二戰之前的世界,是一個烽火連天的世界。那個時代的禍害是大兵,那個時代的英雄,也是大兵。從那個時代混出來的牛人,有幾個不是帶過兵打過仗的人呢?一手攻克天京掃平太平天國的曾家老九(曾國荃),說他一生快意之事,就是殺人如麻,花錢如水。連那個喜歡跟文人詩酒唱和的徐樹錚,都感到「以殺止殺」是一件得意的事情。殺人,對於老兵來說,不算什麼。不是說他們個個嗜血成性,而是說他們見識了太多血,神經和意志,非尋常人可比。

毛澤東曾說,鄧小平開了一家鋼鐵公司。鄧的意志,的確像鋼鐵一樣,這其實就是軍人的意志,身經百戰的軍人的意志。這樣的意志,曾經讓有鐵娘子之稱的戴卓爾夫人,差點在記者面前,失神失足摔了跟頭。這樣的意志,也讓比鄧更強的政治強人毛澤東,雖然對黨內同志毫無情義,但卻也要讓他三分,兩次拿下,兩次都留有分寸,保留鄧的黨籍。至於鄧的同僚、部下,就更是對這個鋼鐵公司印象深刻。說要你做替罪羊,你就得做,說要拿下你,就會拿下。在鄧小平最後的輝煌,南巡之際,在電視裏,人們看覑鄧小平熱情洋溢地跟楊尚昆敘交情,但是過了沒多久,楊氏兄弟就從權力的頂峰滾落。

沒「鋼鐵公司」開放改革難實現

這樣的鋼鐵公司,只有在碰上美國人的時候,會打折扣。中美建交談判,美國就是在武器售台問題上不讓步,最後,兩國還是建交了。因為,中美建交,是開放的大局。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對美國日本開放,對歐洲開放。不開放,改革則無從談起。甚至,1979年的對越動武,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對美國送的「大禮」(據說是李慎之的建議)。

開放,是鄧小平後半生事業中的大局。即使六四之後,整個國家向左轉,鄧小平選擇總書記,還是首先想找一個沿海開放城市來的人,以示儘管鎮壓發生了,開放的格局不變。如果說,毛澤東的業績,是創建了一個共產黨的國家,那麼,鄧小平足以讓人記得住的事業,就是改革開放,如果沒有了改革開放,鄧小平就會跟他眾多的同事一樣,被淹沒在毛的陰影裏。而開放,則是改革的前提。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在經歷了多年毛式的極權主義統治之後,如果沒有鄧小平這樣的人物,即使能夠啟動,也步履維艱。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比當年晚清的維新還難。畢竟,晚清不管多麼落後,市場還是存在的。做生意的人,不會被視為洪水猛獸。而改革之初的中國,讓農民自己種地,讓人們自由經商,都是大逆不道的背叛行為。一個年廣久賣瓜子發了點小財,居然會鋃鐺入獄,得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親自批示,才能暫時放出來。廣東、福建僅僅做了一點市場化的改革,領導人的頭上就烏雲翻滾,做檢討還是小事,項南等人還因此丟了烏紗帽。在一個女孩子穿樣式新一點裙子、男孩子穿條牛仔褲都會當成資產階級思想捱批的時代,改革開放的艱難,絕非今天的年輕人所能想像的。

傅高義先生將改革之初一系列中國領導人的出訪,比喻為日本明治時代的岩倉使團出遊歐美。然而,當年的岩倉使團回國,就做出了市場化改革的規劃,但是此番走出國門的中國領導人,卻只看到了人家精美的器物,先進的技術。也就是說,改革之初的多數中國領導人,即使走出了國門,其見識,也就是洋務運動初期洋務派的水平。儘管說,有文革的反面刺激,但是真正推動改革,沒有鄧小平和他的鋼鐵公司,估計也難。

三個雞蛋﹕改革開放黨領導政局

然而,即使像鄧小平這樣具有堅強意志的強人,推動改革事業,也必須維持政局的平衡。我們不知道,主持晚清新政的慈禧太后,在保中國還是保大清之間,有沒有做出最後的抉擇,如果她晚死幾年,會不會像後來的少年權貴一樣,在保中國和保大清出現碰撞的時候,選擇後者。鄧小平也一樣,他沒有在黨的事業和國家命運面前,做過選擇。也許,在他看來,兩者沒有矛盾。抗戰時的閻錫山,說他是在三個雞蛋上跳舞的人,一個老蔣,一個是共產黨,一個是日本人,哪個雞蛋都不能踩破。而改革中的鄧小平,實際上也是在三個雞蛋上跳舞,一個是改革開放事業,一個黨的領導,一個是政局。三個也都不能踩破。改革和黨的領導不必解釋,所謂政局,實際上就是三種平衡,一是陳雲的鳥籠經濟和市場化改革的平衡,一個是前台年紀較輕的操盤者和後台元老的平衡,還有意識形態中,左和右的平衡。有哪個平衡被打破,在鄧小平看來,政局就亂了。

當然,在我看來,也許是局面更加複雜的緣故,鄧小平遠沒有閻錫山舞技高明,三個雞蛋雖然沒有踩碎,但破倒都是破過了。不僅前台操盤手接連兩任落馬,還發生了六四風波,中共不得不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出動軍隊開槍鎮壓和平示威的民眾,不僅讓自己的國際聲譽跌到谷底,甚至對自己以往的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深深的傷害,讓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基本上損失到了最大限度。

六四論述成敗筆

談到這兒,我不得不說,有關六四的論述,是本書的敗筆。傅高義先生把鄧小平六四前的價格闖關視為敗筆,其實並不確切。市場化的改革,價格闖關,是早晚的事。儘管引起了震盪,民眾的不滿,但這種不滿至少在當時,沒有動搖中共統治的危險,作為改革的領導者,其實正好藉此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打掉那些阻擋改革的人,迅速建立市場體制,改變政治結構。事實上,六四民眾的改革呼聲,也恰好集中這方面。正像後來趙紫陽所說的那樣,事實上只有政治強人鄧小平,有資格推動這一改革,然而,他卻按兵不動,刻意小心怕踩碎了某個雞蛋。

可惜的是,傅高義先生對此卻沒有任何批評。雖然他比較客觀地陳述了鄧小平在六四前後的作為,點明了他對六四鎮壓的責任,但卻對此沒有過多的譴責,反而強調了鄧的所謂不得已。有意無意地,還把六四鎮壓後的中國經濟20年的繁榮穩定,跟鎮壓聯繫起來。他寫道﹕「在天安門事件後的20年裏,中國人享受覑社會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蹟般的增長。小規模的抗議不計其數,領導層為發生更大抗議的可能危險而緊繃覑神經,但是中國在『六四』之後的20年裏避免了更大的騷亂。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1989年時舒適得多。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都得到了更多的國際資訊和觀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壽命也在繼續迅速提高。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上個世紀。」事實上,六四之後,中國馬上進入了嚴重的衰退,政治上的倒退,幾乎堪比晚清戊戌維新失敗後的情形。沒有招來義和團,已經萬幸。以至於鄧小平要重新啟動改革,居然需要採用「非組織手段」,自下而上的倒逼。傅高義先生所說的經濟奇蹟和繁榮,跟六四鎮壓無關,恰在於鄧小平南巡之後,局部地開放了政治,確立了市場經濟體系。

政改沒啟動繁榮帶來瘋狂貪腐

然而,即便如此,中國的政改仍然沒有啟動。連晚清那種預備立憲,諮議局的選舉都沒有,民間精英的參政,都沒有做到。所以,在經濟繁榮之後,無節制的政府擴張,瘋狂的貪腐,幾乎把經濟迅速成長帶來的民眾幸福感吞噬乾淨。被經濟高速發展激化的社會矛盾、官民矛盾、貧富矛盾,環境問題迅速惡化。中國社會結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不平衡過。精英的大規模出逃,堪比當年廣東的大逃港,而官員的瘋狂掠奪,也舻近歇斯底里。也可以說,鄧小平的改革,一方面製造了中國奇蹟,一方面也把中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危險境地。

「人民」只是抽象的符號

鄧小平跟台灣的蔣經國曾經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班同學,他們都是二戰留下來的打過仗的強人,但是,蔣經國開啟了台灣的政治改革,但同樣是強人,鄧小平卻把難題留給了後輩的庸人,平白增加了改革的風險,很大的風險。當然,在鄧小平的字典裏,沒有動搖黨領導的政改,他不是戈爾巴喬夫,更不是蔣經國。這就是鄧小平自己的局限,一直到死,他都是一個黨化的獨裁者。其實,他並沒有理解他所親手啟動的改革開放的真實意義。他自稱是人民的兒子,但這個人民的兒子對於對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卻毫不手軟。說到底,鄧小平這個共產黨的老兵,他心目中的人民,還是抽象的符號,並不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鄧小平時代》來了,在這個似乎又要重啟改革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好事。給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再一次一起走過從前,那改革歲月的從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