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5日星期五

李怡:急市民所急,還是急自己所急?




梁振英眼看他的架構重組要71日前在立法會闖關形勢不妙,於是他和主推手羅范椒芬訴諸媒體,二人連續在報上撰文,羅范頻頻上電視宣傳。梁振英是「急市民所急」嗎?陳方安生早已說過,梁的所有政策措施都是現有公務員體制可以做到的。因此,他是「急自己所急」,要在7.1宣誓就職時有自己的班底整整齊齊站在一起,在領導人前有面子,當然也可能擔心班子中有立法會議員面臨是否要在9月參選的問題。

縱觀他們催逼立法會的言論,理由不外以下幾點:1.架構改組小過07年,而立法會在07年只有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現在何以要在多個委員會討論?2.質疑各事務委員會討論是以「拉布」來阻撓重組。3.訴諸民意,說民調顯示有45.8%的受訪者反對以拉布阻撓重組。4,梁營喉舌《明報》社論提出:「與其七一前刁難梁振英,不如七一後監察梁班子」。

這幾點理由都非事實。首先,07年改組沒有增加新職級,這次增加了副司長職級;07年司局長只15人,這次未計政治助理,司局長32人;07年新增公務員只4人,這次新增公務員多達51人,另增41名支援人手;07年改組新增職位涉公帑約488萬元,這次重組涉公帑近7,200萬元。其次,架構重組新設兩個局,牽涉不同事務,各事務委員會中包括部份建制派議員也認為理所當然要討論。其三,立會各委員會認真討論政府改組,與早前用拉布手法阻止惡法通過,是兩回事。事實上市民支持以拉布阻惡法的比率到後來已多於反對,但政府改組不能稱之為惡法,委員會討論也不會用拉布的手法拖延,包括建制派在內的議員肯定不是要「刁難梁振英」。把委員會討論誣為拉布不符事實。因此,民調向市民提問:是否贊成立會以拉布阻改組?此問題有誤導性。若問市民是否贊成立法會須對政府改組作深入討論,民調結果會截然不同。

以梁振英打算新設的文化局及其局長人選許曉暉為例,或能說明立會各事務委員會討論的必要性。

謝安琪以為許曉暉是「先生」,羅家英錯叫「許婉暉」,這說明許曉暉當了5年副局長,拿了逾千萬薪金,公眾甚至文化界名人都不知道她是誰。在這種情形下,梁振英要擴大問責團隊,立法會當然應該把把關,問清楚這個少人認識「許生」的耗費公帑官僚隊伍,是否真有需要擴大。

以許曉暉的任命來說,她自認的文化背景,就只是常到上環文娛中心看話劇。她提出文化三大方向:增加表演場地、培育年輕藝術家和加強他們與商界聯繫,將文化帶入社區。若這是她的文化政策理念和願景,那麼她對香港文化真是可用「無知」來形容。問一下要設立文化局的梁振英或許曉暉:你們知道「文化」的含義是甚麼嗎?香港過去的文化有甚麼自己獨有的特色?文化與保育有甚麼關係?為甚麼許多香港人覺得「香港味」(實際上是代表我們生活中的文化)流失了?被「大陸的大款味」取代了?香港文化應往何處去?

從未見到梁營中人談及這些市民關心的文化問題。那麼:為甚麼要委任一個對文化無知的人,來取代原先打算委任的黃英琦?若不是這個文化白癡的「紅背景」,她在政治上可靠,又是甚麼?於是回到最基本的問題:設立文化局的目的是甚麼?會不會是變相的中宣部?

這些問題是市民關注的,也是立會有關事務委員會該問清楚的,這豈是刁難?難道等米已成炊才來監察嗎?立法會過去如何監察副局政助?                                                          

一代大師李叔同寫有許多格言,其中一句是:「緩事宜急幹,敏則有功;急事宜緩辦,忙則多錯。」政府架構重組,梁振英認為是急事,立法會部份建制派也認為是急事,縱使真是急事,但仍請「緩辦」,這是先輩智者之言。「急自己所急」的梁振英是不會理會的。末了問一句梁許二人,你們知道李叔同是誰嗎?

 
余杰 : 香港出了個「梁澤東」

薄熙來夢想當「薄澤東」,卻功虧一簣,轉眼成了階下囚。正如《紅樓夢》中〈好了歌〉所唱:「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

北京不斷向國際媒體放料,將薄熙來妖魔化成萬惡不赦的惡鬼,連策劃民航飛機爆炸這樣只有拉登才幹得出來的事情都有份。然而,看熱鬧的人們忘記了薄案的核心所在:薄為何能在短短數年間,便讓踐踏法治的打黑運動在重慶轟轟烈烈,處死數十人、下獄數千人,牽涉數萬人?

根本原因,不是薄個人的品質問題,而是中共的制度問題:沒有三權分立,沒有司法獨立,毛澤東便自詡為「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毛澤東凌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劉少奇拿憲法出來自保,卻被當作笑料。如今,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在邁向法治國家的道路上仍舉步維艱。在此土壤之下,一個薄熙來垮掉了,還會有千百個薄熙來式的野心家破土而出。

果然,重慶倒了個「薄澤東」,香港出了個「梁澤東」。近日,梁振英以候任特首之身份,先後發表三個駭人聽聞的講話,豺狼本色,暴露無遺。
梁的第一句話是:不保證「雙非」嬰兒拿到香港身份證。他在說這句話之前,不可能沒有通讀《基本法》。而《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在香港出生的中國人享有居港權。那麼,在此法律未經修改之前,梁憑甚麼「不保證」《基本法》賦予這些嬰兒的權利?儘管梁的這一表態贏得不少香港民眾支持,但民意不能高於法律,否則「多數人的暴政」照樣導致專制。正如有香港評論的質疑:「難道梁今天可以叫私院『雙非』零配額,明天又可否叫某企業不做某種生意,某大專院校停辦某些學系?梁振英博得全城掌聲的『零配額』,是否預示他的行政霸道百倍於曾蔭權?」

梁的第二句話是:立法局「不要搞政治」。他儼然成了共產黨的政法委書記,不僅將公安、法院、檢察院全都一把抓,而且將立法機構視為私囊。以美國總統號令世界的權勢,尚不敢對國會的制約說三道四,為何梁振英這個「西環國」的兒皇帝,居然敢於凌駕於立法會之上,像老子教訓兒子那樣,教議員甚麼事情該做、甚麼事情不該做?可見,在梁的眼中,立法會如同內地的人大,不過是擺擺樣子的。

梁的第三句話是:對《蘋果日報》的報道「深表遺憾」。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便是新聞自由,梁偏偏容不下新聞自由。是啊,同樣是共產黨官僚,若在內地為官,可以利用宣傳部控制媒體,耳根清淨;為何在香港為官,就不得不整天面對刺耳的批評?乾脆把香港變成內地,特首就可以當得舒服了。

「梁澤東」治理香港,維園未嘗不可能變成天安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