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7日星期日

馬傑偉﹕六四七一 本土認同的關鍵事件




今年是六四23周年、七一遊行9周年。過去分析六四七一的文章汗牛充棟。印象中,我在本欄也寫過幾篇。六四20周年期間,有關書籍湧現。資深新聞工作者陳潤芝的《六四20》還得了獎。然而,關於六四七一的學術著作不多。李立㗖、陳韜文兩位,多年追蹤研究,進行現場問卷調查,跟進焦點小組訪談,輔以各種媒體分析,去年出版《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Routledge, 2011),是第一本面向國際的七一研究,詳論這個本土事件的特殊性與普遍性。他倆亦於去年發表論文〈香港不能忘記六四之謎〉,並進一步開展六四集體記憶的研究,更詳盡的專書指日可待。我作為本土研究的超級粉絲,喜見兩位超越普及評論,耐心調研,不單有助港人深思,亦提供海外學者對照。

思考港人集體行為的因由

六四與七一,是香港罕有大事。在中國內地,政府機器奮力清洗集體記憶,當年六四巨浪,幾乎被新一代遺忘,而在台灣、澳門、美加,每年紀念活動亦只是零星落索。唯獨香港,維園集會持之以恆,1990年代集會人數下降後回穩,近年再大幅上升,更加入年輕一代,成功「移植」集體記憶,讓當年沒有親身經歷事件的90後,重新發現驚天動地的六四屠城,究竟是怎樣的歷史大事。陳李兩位,就是要思考港人這個集體行為的因由。

六四之後是七一,2003年數十萬人上街,及後每年七一,均有數萬人接續爭取民主改革,按二人的調查,市民訴求雖多元,但總體上是要求普選,期望香港早日實現民主政制。港人也許身在山中不見山,六四七一如此長年累月的大型活動,社會破壞性低,信念堅強,連年相傳,成為香港認同的核心事件,可說是世界罕見。我簡述一下兩位學者朋友研究所得,也許有助參與六四七一市民,進一步了解這兩個互相呼應的社會行動。

「關鍵事件」概念

貫通六四七一,陳李借用學者Suzanne Staggenborg「關鍵事件」概念作出分析。什麼是「關鍵事件」?——社會事件戲劇性爆發,突然改變了公眾與精英對社會現實的詮釋。關鍵不單是重要,重大事件不一定都化作關鍵事件,它必須在短時間內打破定見,令公眾對社情有新的感悟,才算得上關鍵事件。六四的關鍵突破,在於殖民香港本是疏離國族,港人赫然驚覺與中國同胞(尤其是示威學生們)血脈相連,對專權不義的鎮壓行為深惡痛絕,此一負面看法歷久不散,直到今天還是港人對中央政權的難解心結。而七一作為關鍵突破,在於不民主制度下的港人,深感無奈,卻突然在幾十萬人的壯大行動之中,重拾「人民力量」的期望。到今天,香港人深刻體會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中央操控、民主維艱等重重憂慮,但認命之餘,200371日的遊行,卻隱然透露人民力量或有改變困局的可能。而事實上2003七一之後,中方縱不情願,亦不能不默許六四七一為香港自由的「裝飾」,甚至承認民意中有政治、政治不得不顧民意,近年更主動爭奪民意。因此,從學理視之,1989年六四、2003年七一,兩件均為改變現實理解的關鍵母體,化作集體記憶,成為難以磨滅的烙印。

李陳兩位的另一個歸納,是兩次關鍵事件之後,成功轉為每年仲夏的慣性周年活動,令運動得以更新發展。(原為ritualistic protests,可譯作禮儀式示威。「禮儀」為人類學概念,指向重複運作的行為,以保育某種集體信念與價值。)兩次關鍵事件,其深入民心、其記憶之深刻,令後來的慣性活動生生不息。什麼因素令慣性得以延續呢?兩位學者指出5項因素﹕

慣性得以延續的5項因素

1. 改變維艱、路途仍遠。平反六四阻力重重,七一普選訴求仍是可望不可即。如此困惑,激發年年堅持。禮儀式周年集會,不單是回憶過去,也是爭取不一樣的未來。

2. 香港特區以至中央政府,雖然不願見六四維園的萬點燭光,亦不願見回歸大好日子萬人示威贈興,但仍不想撕破一國兩制的衣冠,容許六四七一的表達自由。

3. 支聯會與民陣,持續修橋駁路,令周年活動有個平台。當然,兩位學者強調,主辦單位只屬組織性質,每年人流不絕,主要是市民的自我動員(self-mobilization)以及政治上互相扶持的社會網絡(politically supportive social network)。他們發現,參與示威者,其家庭與朋儕均有相近的政治取態,有助支持參加者持續參與。

4. 多年下來,兩個活動均有忠實擁躉。調查及焦點訪談中,這些忠實參與者,六四均是他們生活故事中不可磨滅的深刻經歷。這些基本hard core成員,成為每年活動的支柱。

5. 而這批死硬派,多年來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價值觀,一方面防止當局找到鎮壓的藉口,另一方面孕育出一種港式的溫文抗爭秩序,可說是全世界社會行動最溫文者,亦成了港式示威的獨特標記。

民主運動的路線之爭

兩人的論述,數據未包括最新發展。社民連、人民力量近來的進取路線,在書中後記略有提及。也許香港民主運動的路線之爭,已出現新的臨界關頭。其一是,保持港式溫文,周年重複六四七一的禮儀,保住記憶、穩守價值、累積認同,時機一到,或可破局立新。其二是,放棄「卡拉OK」式社會行動,不甘於溫文的周而復始,作出較有推逼力的行動,比如佔領馬路樞紐、公民抗命、入冊明志,以喚起醒覺,圖把「儀式」示威,催化新一輪的關鍵改變。今年仲夏,六四七一,泛民分裂,新政出台,西環進一步介入特區,六四精神領袖司徒華先生已逝,泛民議員垂垂老矣,新世代精兵蓄勢待發,民主路線,走到十字街頭。

愚見以為,六四宜溫文,正直良心為準。七一不妨百家爭鳴,「溫文」與「進取」路線,作實驗性的辯證相容。陳李以符號學觀之,六四「文本」較封閉,難作自由詮釋。當權者屠殺平民百姓,是非清楚。已故馬力先生指坦克輪帶下的肉醬不一定是人,曾蔭權指中國富強、香港受惠、六四不消提,偏紅大學生指六四鎮壓換來中國盛世是英明決定,凡此種種偷換是非公義之說,均被輿論強力批判。香港資訊開放,六四難有另類詮釋。六四晚會堅守記憶,讓青年人、內地人參與,靜待平反的一天,已是功德無量,不宜走激進路線。對比而言,七一較開放,在民主普選的母題下,訴求多樣,不同社群有不同詮釋。是否單以溫文「儀式」表表態就作交代?還是有更進取更創意的爭取?溫文與進取,是否可以互不攻訐、兼容並進?

 
林天悟:勿讓第四權淪喪

下周一便是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維園的燭光肯定會風雨不改地點亮。此際正是特區管治班底換屆的春夏之交,時代變革在即,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看來在 未來五年、更大可能在未來十年,將會受到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到底是更加靠向一國,抑或堅持守住兩制的防線?觀乎近日接觸的記者反應,悲觀看法似乎佔大多 數。

傳媒之所以稱為社會的第四權,在於發放的資訊經過篩選、核實,報道內容對群眾具有公信力,從而達到監察政府的職能。傳媒一旦淪為政權的 喉舌,縱使仍然能夠經營,甚至悶聲發大財,但已難取信於民眾,逐漸受到唾棄,變成對社會可有可無的「建制派媒體」,就算是一門賺錢的生意,公信力早已淪 喪。

傳媒風骨 歷歷在目

遙遙回看八九六四,那年頭傳媒風骨錚錚,帶動六百萬香港人(當時人口)聲援學運,香港的記者拚命往北京天安門跑,大有不惜灑汗濺血的豪情。當時,記者是備受社會尊崇的職業,那股熱情感動了許多年輕人立志入行,不少人如今已成為業界的中流砥柱。

上周六翻閱《信報》,看到《文匯報》前副總編輯程翔的訪問,內容免不了談及《文匯報》「痛心疾首」的社評。程翔明確地說,那是另一位副總編輯曾敏之出的點 子,社長李子誦和總編輯金堯如支持,再經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拍板;他在訪問中強調:「《文匯報》是有紀律的,社論開天窗這般大事沒可能不經上頭 (新華社)拍板,張浚生批准這社論,是一剎那閃現人性。」然而,廣場上血與汗迅速洗刷乾淨,經濟起飛,人性只是曇花一現,黨性壓倒一切。

常 聽到資深傳媒人說,左派老文人都是腰板挺直,行事做人追求光明磊落,從不掩飾自己的愛國立場,而李子誦先生一生堅持「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 不隱」,贏得左中右業界的尊重。然而,時代在轉,李社長的十六字辦報真言,雖然為「中立報道」下了最有力批著,但是,誠如才子陶傑本月16日在報章專欄所 言:「以國際新聞學標準,用這十六字來辦報紙,依然不合格」。

陶傑在文章裏說:「問題出在『有喜報喜,有善必揚』這八個字。政府有什麼『政 績』,……若是事實,只須報道。譬如殖民地時代,東區走廊落成,海洋公園揭幕,不必理會是喜訊還是憂聞,報紙三兩百字報道,從不用頭版,更不必用一篇社論 拍馬屁。但相反,政府政策出錯,報紙必將鞭伐,換言之,報紙的功能,不必代政府『報喜』與『揚善』,但政府有問題,都必須大幅重點報憂與伐惡」。

為民做事 政府本分

在 此強調,筆者認同陶傑所言並無折損李社長之意,皆因傳媒的監察權力,源頭不是來自「中立」,而是來自對當權者的「鞭伐」。管治機關坐擁龐大的公共財產,掌 握統治和分配資源的權利,香港政府還奉行高薪養廉政策(近年經常出現高薪養貪——貪薪金,也貪權),薪金福利名列世界前茅,特首薪酬高過美國統總奧巴馬; 而香港人出名溫馴易管治,過去的遊行示威從未演變成暴動(未來則難說)。

在這樣有利的管治環境下,幹實事只是公僕應盡的本分,做得好何須放大褒獎?惟回歸以來,政府施政失誤處處,追究問責亦是合理不過,何況政府從來不缺人脈和宣傳渠道,民辦的媒體若仍然甘心為當權者附和唱好,那就是等於放棄第四權。

因此,當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撰文交給傳媒刊登時,如何處理就成為報館的表態時刻。須知道,身為一個地方的候任首長,從他當選那一刻到任期完結為止,都不可能 有「個人意見」,也談不上「言論自由」,因為其一言一行都與港人的福祉有關,否則曾蔭權接受富豪朋友「私人款待」,就不會掀起軒然大波了。

梁振英的文章由六份報章同日刊登,分別是《明報》、《晴報》、《新報》、《文匯》、《大公》、《商報》,內容質問立法會議員以拉布阻礙新政府改組,對市民有什麼好處?指市民對新政府有期望,應該讓新政府團隊齊整地在71日全體就任。

這篇「未來行政長官」稿件,被當成特稿或來論處,以「無添加」方式直接出街,報章版面成為官方通告的傳聲筒,許多行家均質疑是否妥當,為什麼不是當新聞去報 道,然後加上學者議員的評論?關乎行政長官的看法,為什麼不是由政府新聞處公告?只給個別傳媒,抑或所有傳媒都收到?是不是屬於有稿費的「投稿」方式?為 何選擇用這種方式發聲?期望喜歡指點傳媒的候任特首辦高人公開回答。

擴大班子 有責查明

行家談論得最多的「公信報」,該報號稱本港中文報章之中公信第一,但特首選舉期間,政界人士公開質疑它是「挺梁派」,縱使報社多次發表社論否認,但仍未能讓外界釋疑,如今又刊登一篇官樣文章,往後將更難「洗底」。

更大的爭議來自「公信報」翌日的社論:〈與其七一前為難梁振英 不如七一後監察梁班子〉,調子跟梁營同出一轍,指立法會應先通過新政府改組議案,日後再觀察官員表現;標題上「為難」一詞是負面用語,有責難阻礙者、斥責 阻礙無理之意。該篇社論在面書和討論區廣泛流傳,反應滿是痛心和失望,認為跟梁的文章互相呼應,報館內部亦有不同意見。

本欄曾經寫過,社論 關乎報社的立場,下筆前必須由高層人員討論和擬定內容,再由特定人選執筆,絕不是個人意見欄目。如今立法會內各黨派尚且對新班子滿是疑竇,除了新增大量職 位、涉及逾七千萬元公帑外,當中會否有政治酬庸?人選是否恰當?過去問責制令市民大失信心,政府推出前都大談先讓人選上任,然後再「聽其言、觀其行」,然 後呢?

答案是,職位不斷增加,局長不行?就請團隊幫忙,團隊不行?就找顧問,顧問不行?再換……。七一後有沒有新管治班子都好,香港也不會變天,但改組成五司十四局後,肯定易請難送,面對一個不由人民授權的新政府,哪間傳媒充當抬轎者,都是等於斷送第四權的幫兇,何必呢!

痛心,是因為仍心存希望;正如六四的燭光不滅,代表人心不死,傳媒同業,請慎思之。

傳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