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驚悉李子誦社長乘鶴歸去，與世長辭。一時間，萬般思緒，湧上心頭。這位我跟隨了40年的百歲報人，一生交織覑對家國情懷的愛與怨、對民族興衰的情與慕、對新聞事業的喜與悲。他坐過國民黨的牢，也受過現政府的壓力，都是因言獲罪，但他仍然秉持中國知識分子的氣節風骨，以言報國，立言警世，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撫今思昔，心浪潮高，我有話要說。
1972年，我剛剛進入《文匯報》，一位上穿內衣背心、下穿唐裝布褲（沒有褲帶，只靠摺疊借力拉緊褲頭）的老人家吸引了我。那時候，報社內沒有冷氣，大家汗流浹背，這位老人家開玩笑地說：「我們只能『坦白』到這個地步了（即不能再脫去背心，真的赤膊上陣，肉帛相見）。」他就是李老總、後來成為社長的李子誦。
我當時是一頭初生之犢，不知天高地厚，竟然跟李老總競談詩詞歌賦，有時甚至爭論一番，有一次還在公開的學習會上指他的某個字讀音有誤。他沒有動怒，事後還引經據典，私下糾正我的錯處。那時候，我根本不可能領會到他的溫柔敦厚：君子責善，也要照顧對方的情面，他做到了，而我卻一派刺蝟本色。
「集體休息事件」
直至1973年，國內掀起「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我才感受到李老總剛柔並濟、揮灑自如的功力。運動方起，大有摧枯拉朽之勢，有人建議他改名，因為「子誦」之名，大有歌頌孔子之意。李老總談笑用兵地說：「《商報》的領導人名叫張學孔，豈不是他更要改名？」後來，李老總還在學習會上引導我們如何認識和辨別孔子學說的好壞，不能一面倒緊跟形勢。我開始有所感悟，逐漸收斂鬥爭鋒芒，在學習會上說：「孔子有些主張是值得批判的，例如『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但他提倡的仁義道德，有何值得批判之處呢？」結果，一些人認為我思想不純，「劉夫子保孔夫子」，我被人謔稱「夫子」，就是這樣來的。
李老總後來升為社長，對《文匯報》的貢獻和對我們的磨練更多。在新聞自由方面，曾發生「集體休息事件」。1980年代初，赤柬領袖經香港逃亡到北京，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李菊生還親往機場打點，我們也參與了採訪，但事後一聲令下，不准報道。我們幾經爭取，這則新聞才能簡單見報，但當時的老總卻冠以「據某某電台消息」，而不敢說是自己採訪的。我們大惑不解，第二天就進行「集體休息」，實際就是罷工，後來還前往新華社，請有關負責人解說因由。此事在左派機構內也算是一樁大事，但李社長由始至終沒有責怪我們，還多番勸慰。後來金堯如老總重返《文匯報》，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文匯報》有希望了，因為有你們這批後生仔。」
建立駐外辦事處
在報社發展方面，李社長和金老總也屢創新猷，建樹甚多，其中較突出的有兩項。一是建立駐外辦事處，香港傳媒也可以國際化，建立廣泛的信息渠道和聯繫網絡。後來，程翔夫婦建立駐京辦，麥華章夫婦建立駐歐辦，我後來也長駐歐辦工作，此後報社繼續派人駐美，又在內地建立多個辦事處，都是李社長和金老總開創的先河。可是，當時他們卻被批評「不務正業」。
二是趁開放改革之風，創造更好的經濟條件。李社長和金老總的思路很清晰：「有了獨立的經濟，才能有獨立的報格，才能體驗獨立的人格。」否則，只有向北京伸手，什麼事情都只能跟風。後來，《文匯報》搞貿易公司、公關公司、旅行社，還有已建立的廣告公司，連我們駐歐辦事處也自負盈虧，以盈利的部分支持報社的其他發展。這種做法創傳統左報之先，後來內地傳媒也有同樣做法，可謂互相促進，彼此相長。這對今天的左派機構和政黨，以至香港整體，也應有啟示作用，否則只能做應聲蟲。
創辦《當代》 提十六字真言
到了「六四」前後，李社長和金老總的歷練更令他們發揮了報界良心的關鍵作用。那時候，我已長駐北京3年，李社長跟我說：「你要努力求真求實，只要你發回來的消息是真的，我們就敢登。」在這樣一個大時代、大動盪的風雲歲月，報社的信任成了一大鞭策動力，我能說一聲「害怕」嗎？
在報社刊登「痛心疾首」的開天窗社論之前，李社長也請同事跟我打招呼，請我在京小心，可知他已預見這一舉動將會招致官方的強烈不滿，甚至有所行動。後來，《文匯報》同寅還刊登反對北京處事手法的聲明，但李社長請同事跟我說：不會把我的名字放進去，因為要注意我的安全。他事事注意別人的安全，而自己卻勇於承擔責任和風險，其後「痛心疾首」的社論被追究，他和金老總共同承擔了種種壓力，為的是避免其他參與者也受到打壓，保住了這些人士可以繼續留港的機會。
「六四」之後，李社長領導一批離開報社的員工創辦《當代》雜誌，提出「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的十六字真言，繼續發出木鐸之聲和諫諍之言。那時候，我白天在《當代》義務工作，晚上在《文匯報》坐冷板苐，「享受社會主義優越性」（收公家的錢，做自己要做的事）。我之所以有此信念，皆因李社長和金老總經常說：在體制內也可以有所堅持，做到問心無愧。
三點值得後人深思
回顧李社長和金老總的一生，有三點值得後人深思。其一，他們敢於獨立思考，雖然過去也有盲從的時候，但卻不斷尋求清醒，煥發良知。這一點對今天的傳播界（包括傳媒的經營者和領導層）來說尤其重要。今天不少傳媒的老闆，重經濟而輕言責；須知道經濟固然重要，但獨念經濟而忽略了新聞界的天職，不斷自我制約，隱惡姑息，只會失衡累事，更可能誤了整個國家民族。
其二，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他們也敢於堅持為民喉舌，在「六四」期間如是，「六四」之後被貶斥也如是。即使後來北京派人游說，李社長也不為所動。與此同時，他也堅持上面提到的「十六字真言」。在《當代》期間，李社長經常說，對中國的成績（例如經濟建設、社會變化）還是應該多報道的，對於政治的落後，可以繼續批評。這種方針後來還引起小小的誤解，北京一些人士說：李子誦可能在轉ɜ。但這個願望當然還是落空了。
其三，李社長長期採取的是好言相勸，理性爭取的方法，不求名利，所以不會嘩眾取寵，而能產生細水長流的作用。這令我想到，不同的人可以因應自己的條件，發揮不同的作用，最後殊途同歸，而毋須一切都要用硬碰硬撞的方法解決。
「六四」後被「停止留用」
李社長的言傳身教，理應得到各方的理解。可惜，他在「六四」之後還是被「停止留用」，當時還傳言「他要起義，要在《信報》刊登廣告，準備出售《文匯報》」，官方急急出手把他趕走。其實，官方收錯消息，李社長當時要刊登的，正是他辭職的廣告，而不是「出賣《文匯報》」。有關方面可有弄清楚就採取行動呢？事後又有沒有公開道歉呢？今天新華社短短30多字有關李社長逝世的新聞，有否對他敢於犯顏逆諫、愛國為民的氣節給予肯定呢？
縱觀李社長的一生，愛國是主要的，但愛國熱情不應被利用，更不應被濫用。知識分子和老百姓渴望中國富強而開明，一代一代的進行接力賽，但中國何時才能結出開明的果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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