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4日星期一

劉銳紹﹕一生愛國善言勸 敢難龍麟為民呼 ——悼念李子誦社長



511日,驚悉李子誦社長乘鶴歸去,與世長辭。一時間,萬般思緒,湧上心頭。這位我跟隨了40年的百歲報人,一生交織覑對家國情懷的愛與怨、對民族興衰的情與慕、對新聞事業的喜與悲。他坐過國民黨的牢,也受過現政府的壓力,都是因言獲罪,但他仍然秉持中國知識分子的氣節風骨,以言報國,立言警世,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撫今思昔,心浪潮高,我有話要說。

1972年,我剛剛進入《文匯報》,一位上穿內衣背心、下穿唐裝布褲(沒有褲帶,只靠摺疊借力拉緊褲頭)的老人家吸引了我。那時候,報社內沒有冷氣,大家汗流浹背,這位老人家開玩笑地說:「我們只能『坦白』到這個地步了(即不能再脫去背心,真的赤膊上陣,肉帛相見)。」他就是李老總、後來成為社長的李子誦。

我當時是一頭初生之犢,不知天高地厚,竟然跟李老總競談詩詞歌賦,有時甚至爭論一番,有一次還在公開的學習會上指他的某個字讀音有誤。他沒有動怒,事後還引經據典,私下糾正我的錯處。那時候,我根本不可能領會到他的溫柔敦厚:君子責善,也要照顧對方的情面,他做到了,而我卻一派刺蝟本色。

「集體休息事件」

直至1973年,國內掀起「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我才感受到李老總剛柔並濟、揮灑自如的功力。運動方起,大有摧枯拉朽之勢,有人建議他改名,因為「子誦」之名,大有歌頌孔子之意。李老總談笑用兵地說:「《商報》的領導人名叫張學孔,豈不是他更要改名?」後來,李老總還在學習會上引導我們如何認識和辨別孔子學說的好壞,不能一面倒緊跟形勢。我開始有所感悟,逐漸收斂鬥爭鋒芒,在學習會上說:「孔子有些主張是值得批判的,例如『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但他提倡的仁義道德,有何值得批判之處呢?」結果,一些人認為我思想不純,「劉夫子保孔夫子」,我被人謔稱「夫子」,就是這樣來的。

李老總後來升為社長,對《文匯報》的貢獻和對我們的磨練更多。在新聞自由方面,曾發生「集體休息事件」。1980年代初,赤柬領袖經香港逃亡到北京,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李菊生還親往機場打點,我們也參與了採訪,但事後一聲令下,不准報道。我們幾經爭取,這則新聞才能簡單見報,但當時的老總卻冠以「據某某電台消息」,而不敢說是自己採訪的。我們大惑不解,第二天就進行「集體休息」,實際就是罷工,後來還前往新華社,請有關負責人解說因由。此事在左派機構內也算是一樁大事,但李社長由始至終沒有責怪我們,還多番勸慰。後來金堯如老總重返《文匯報》,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文匯報》有希望了,因為有你們這批後生仔。」

建立駐外辦事處

在報社發展方面,李社長和金老總也屢創新猷,建樹甚多,其中較突出的有兩項。一是建立駐外辦事處,香港傳媒也可以國際化,建立廣泛的信息渠道和聯繫網絡。後來,程翔夫婦建立駐京辦,麥華章夫婦建立駐歐辦,我後來也長駐歐辦工作,此後報社繼續派人駐美,又在內地建立多個辦事處,都是李社長和金老總開創的先河。可是,當時他們卻被批評「不務正業」。

二是趁開放改革之風,創造更好的經濟條件。李社長和金老總的思路很清晰:「有了獨立的經濟,才能有獨立的報格,才能體驗獨立的人格。」否則,只有向北京伸手,什麼事情都只能跟風。後來,《文匯報》搞貿易公司、公關公司、旅行社,還有已建立的廣告公司,連我們駐歐辦事處也自負盈虧,以盈利的部分支持報社的其他發展。這種做法創傳統左報之先,後來內地傳媒也有同樣做法,可謂互相促進,彼此相長。這對今天的左派機構和政黨,以至香港整體,也應有啟示作用,否則只能做應聲蟲。

創辦《當代》 提十六字真言

到了「六四」前後,李社長和金老總的歷練更令他們發揮了報界良心的關鍵作用。那時候,我已長駐北京3年,李社長跟我說:「你要努力求真求實,只要你發回來的消息是真的,我們就敢登。」在這樣一個大時代、大動盪的風雲歲月,報社的信任成了一大鞭策動力,我能說一聲「害怕」嗎?

在報社刊登「痛心疾首」的開天窗社論之前,李社長也請同事跟我打招呼,請我在京小心,可知他已預見這一舉動將會招致官方的強烈不滿,甚至有所行動。後來,《文匯報》同寅還刊登反對北京處事手法的聲明,但李社長請同事跟我說:不會把我的名字放進去,因為要注意我的安全。他事事注意別人的安全,而自己卻勇於承擔責任和風險,其後「痛心疾首」的社論被追究,他和金老總共同承擔了種種壓力,為的是避免其他參與者也受到打壓,保住了這些人士可以繼續留港的機會。

「六四」之後,李社長領導一批離開報社的員工創辦《當代》雜誌,提出「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的十六字真言,繼續發出木鐸之聲和諫諍之言。那時候,我白天在《當代》義務工作,晚上在《文匯報》坐冷板苐,「享受社會主義優越性」(收公家的錢,做自己要做的事)。我之所以有此信念,皆因李社長和金老總經常說:在體制內也可以有所堅持,做到問心無愧。

三點值得後人深思

回顧李社長和金老總的一生,有三點值得後人深思。其一,他們敢於獨立思考,雖然過去也有盲從的時候,但卻不斷尋求清醒,煥發良知。這一點對今天的傳播界(包括傳媒的經營者和領導層)來說尤其重要。今天不少傳媒的老闆,重經濟而輕言責;須知道經濟固然重要,但獨念經濟而忽略了新聞界的天職,不斷自我制約,隱惡姑息,只會失衡累事,更可能誤了整個國家民族。

其二,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他們也敢於堅持為民喉舌,在「六四」期間如是,「六四」之後被貶斥也如是。即使後來北京派人游說,李社長也不為所動。與此同時,他也堅持上面提到的「十六字真言」。在《當代》期間,李社長經常說,對中國的成績(例如經濟建設、社會變化)還是應該多報道的,對於政治的落後,可以繼續批評。這種方針後來還引起小小的誤解,北京一些人士說:李子誦可能在轉ɜ。但這個願望當然還是落空了。

其三,李社長長期採取的是好言相勸,理性爭取的方法,不求名利,所以不會嘩眾取寵,而能產生細水長流的作用。這令我想到,不同的人可以因應自己的條件,發揮不同的作用,最後殊途同歸,而毋須一切都要用硬碰硬撞的方法解決。

「六四」後被「停止留用」

李社長的言傳身教,理應得到各方的理解。可惜,他在「六四」之後還是被「停止留用」,當時還傳言「他要起義,要在《信報》刊登廣告,準備出售《文匯報》」,官方急急出手把他趕走。其實,官方收錯消息,李社長當時要刊登的,正是他辭職的廣告,而不是「出賣《文匯報》」。有關方面可有弄清楚就採取行動呢?事後又有沒有公開道歉呢?今天新華社短短30多字有關李社長逝世的新聞,有否對他敢於犯顏逆諫、愛國為民的氣節給予肯定呢?

縱觀李社長的一生,愛國是主要的,但愛國熱情不應被利用,更不應被濫用。知識分子和老百姓渴望中國富強而開明,一代一代的進行接力賽,但中國何時才能結出開明的果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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