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誠黑夜逃亡成為這個星期囊括港美傳媒頭條的大事，我想不到有多少個日子中國新聞沒能在《紐約時報》上頭條，儘管上星期五《紐約時報》關於陳光誠的A1頭條是帶着譴責奧巴馬政府丟下這位維權勇士的失義之舉。殆無疑問，這是從美國總統大選的角度看陳光誠事件，共和黨羅姆尼伺機而上反撲，陳光誠事件說不定是今屆大選的轉捩點。中共想繼續與奧巴馬打交道，抑或再花四年時間熟悉一個叫羅姆尼的共和黨總統，是如何處理陳光誠的另一重考慮。
今天陳光誠事件仍是撲朔迷離，到底是他怎樣逃出天羅地網的山東東師古村重重包圍，恐怕可以寫書拍電影，但從東師古村事後拍打香港有線電視採訪車的憤怒舉動來看，大抵可以猜到由上而下的層層責難，於是把一腔怒氣放在拳頭敲打車輛身上。另一個謎團是美國是怎樣讓陳光誠進了大使館之後要他去朝陽醫院，中間與中方官員的談判究竟是怎麼回事。從這一刻看，縱然美國可以解說是陳光誠的價值不大，然而畢竟對投奔自由者的處置之道，在中國留美學生曾經可以用一孩政策取得政治庇護的年代相比，今天的美國投奔門檻似乎高了許多、許多。
陳光誠不能久留大使館或馬上飛到美國，有一種剝花生式的旁觀者解說，是美國覺得陳光誠「只是」一個生育權利的維權律師，價值不算太大。這種考量無人可以置喙，反正發出B1簽證的是美國政府，不過，我倒想知道，如果那天走進美國大使館的是艾未未或是趙連海或是譚作人，美國會否把他們都送到朝陽醫院去檢驗。今天提出這個命題，我想，沒有人能回答，哪怕是隨便猜估。對中共來說，不同政見人士遠走他鄉是最好的結果，一去永不回，像王丹那批六四鎮壓倖存者，中共想他們永遠不要回來；也有一種形神相若的，便是香港的一批民主派人士，這是另一種的流放﹕就是不給他們發回鄉證。一個人有萬般權利，其中包括回到自已的家鄉，但支聯會那些人就是沒有。
按照這樣的道理和往昔歷史，陳光誠是不可能被中共強制留在北京或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任何一點，周六晚的新聞說中共讓陳光誠出國讀書，也就是說，陳光誠可以走了，只要出入境部門批准，只要批出護照，只要不是橫加阻撓，只要不是搞小動作，陳光誠今天就能到美國或其他國家。但是，為什麼陳光誠進了美國大使館後又出來去醫院，美國一方的說法是陳光誠自願如此。我覺得，關鍵在於陳光誠進入美國大使館後，美方官員與中共方面的談判出了問題。
如何與中共打交道
與中共談判是一門學問，至少有兩部美國學者／退休外交官的專著是關於如何與中共打交道。一部是索樂文教授（Richard Solomon）寫的，他是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博士，曾是密歇根大學教授，一度是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局負責人。他在九十年代於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時，寫過一部講述中共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八四年間的談判作風闡釋。由於下筆之時檔案仍須保密，箇中內容不夠全面，直到一九九九年，檔案全面解禁，他以此匯編成書《中共談判行為：通過「老朋友」尋求利益》（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 "Old Friends")。此書一出，洛陽紙貴，成為研究中共的重要著作。
索樂文的總結是，中共高度掌控任何層次的談判，通過宴會或旅遊來調整談判步伐；談判時，透過官方媒體或友人向對方政府高層發放信息。這種安排極為巧妙，充滿中國文化裏的隱喻，連外交老手基辛格也不禁對索樂文嘆道，與中共談判，「沒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但任何事都好像自然而來，自然發生」。一九七○年初，中美在波蘭華沙密談，中共只提出一點﹕台灣是中美關係改善的障礙。僅此而已，沒有別的。到當年年底的另一輪密談，信息變成「要美軍撤出台灣」。一九七二年中美簽署的《上海公報》，有一段講到「中美關係正常化」，這便是從一九七○年華沙會談到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的核心底線——北京一心要與美國建交。雖然間中有着不能控制的因素，例如一九七四年尼克遜辭職下台，中美關係正常化一事的討論無以為繼。一九七五年，副總理鄧小平對美國傳媒說，不管有沒有事要談，都歡迎福特總統到訪北京。到了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見到外長喬冠華，問喬若是福特訪華，會不會有外交公報，喬的回應是「沒有看法」。索樂文的解讀是，如果不談中美關係正常化，福特訪華就變作白走一趟。在談判程序上，中共也有一套， Alfred D. Wilhelm, Jr.在《談判桌上的中國人》（The Chines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說，控制議程，掌握主動，是談判桌上的法寶。
泛亞派得勢 缺中國問題專家
美國這次派出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到北京談判，人選不算最好，因為坎貝爾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事實上，美國國務院和國安會的老練中國問題專家已經不多，泛亞派得勢，很多中國通的名字轉而在智庫出現，早前提及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去了布魯金斯研究所；何漢理（Harry Harding）是克林頓的中國問題智囊，如今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書，索樂文則在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擔任主席。能夠明白中共決策過程的中國通不是馬放南山便是收山歸家。駱家輝是華裔第三代，長於商業不熟政治，人們無法知道上周一連幾天的中美談判過程，但有報道說，中方出馬的是副外長崔天凱，最頻密時一天之內中美官員見三次。
有關陳光誠的談判，反映出來的是美國最高當局的決心，以及談判技巧的高下。奧巴馬政府當初要幫助陳光誠的意志欠堅決，這才出現把陳光誠送到醫院去的發展。美國曾經是有這種意志的，六四事件後，方勵之在美國大使館住了一年才出國，今次處理陳光誠是幾天都嫌長，巴不得把陳送出去。有人會問，美國是不是變了，我覺得問題是應該這樣問﹕美國為什麼露餡？如果回答是缺了中國通，只能算是答對半題，真正的原因是美國人在屋簷下，哪得不低頭。
人在屋簷下 哪得不低頭
兩國談判從來做不到絕對的對等，這次談判亦是如此，北韓核問題，伊朗核問題，美國缺了北京很難搞好，不是不能處理，但要費力得多。一九八九年方勵之的談判，中共當時幾乎為世所棄，要抓住一切機會不被甩脫球籍，所有可以和西方對話的機會都不放棄。到了一九九一年聯軍攻打伊拉克解放科威特前夕，時任外長錢其琛到紐約參加聯合國會議，美國就算如何因為六四制裁中共，也得派出國務卿貝克在酒店等錢其琛。這次談判，結果錢投下棄權票，為攻伊開亮綠燈，表面上得罪了一些對北京反霸權有期待的小國，但最大的收穫是重新回到國際舞台。
時隔二十年，時移勢易，今天的中共和二十年前的孤獨於全球以外已不一樣，說一句對民主運動的喪氣話，今天的中共底氣足，連六四後迫得游走美國和西歐之間的「東邊不亮西邊亮」都不必唱，相反是東西邊一齊來求財。美國既缺中國問題專家，不少國際事務更要中共相助或中共不阻撓，奧巴馬只盯着大選，眼低手低，陳光誠便在這批短視政客手上兜兜轉轉吃大虧。這次事件後，美國學界和外交界會出現震盪，重新評估中共的談判策略肯定是當務之急，但自身底氣的再檢視，恐怕要比評估中共策略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