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議員問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女士，中聯辦有沒有介入政府改組問題，包括人事任命。羅太只肯把問題記錄在案，不願正面回答，又指問題已超出委員會職權範圍。議員的問題其實有點笨，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本來就是中聯辦一手扶持上台的人，他當選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西環謝票，感謝中聯辦領導幫忙。現在他要為下屆政府的人事安排作部署，組他的「班子」，梁先生怎能不找「政治主人」、領導商量商量而自把自為呢？
不過，梁振英先生對中聯辦言聽計從是件只能做不能說的事，羅太作為梁先生的大內總管，自然只能把問題記錄在案，不可能作甚麼回應，也不想在立法會有甚麼討論。今次梁振英的改組建議除了人事安排上疑點重重，令人有這樣那樣的顧慮和擔心外，新架構本身的各種臃腫、不協調及缺失同樣令人難以安心。
儘管羅太已出席過好幾次立法會的小組會議及公聽會，儘管梁振英先生在多個不同場合催促議員盡快通過改組建議，但不管是梁候任特首還是羅「大內總管」，都沒能解釋清楚增設兩位副司長究竟有何原因、有何作用；他倆更沒有明言把政府高層架構從簡單的三層變成四層有甚麼好處。
現時特首─司長─局長的三層架構權責分明清楚，特首掌管全局，兩位司長協調重大決策及跨政策局事務，局長則制訂、執行具體政策範疇，並就政策過失或錯誤承擔政治責任。但在增設兩個副司長後，兩位司長形同被削權，部份原來由他們協調的政策局將改由副司長負責。這兩位副司長究竟是獨立運作還是要向司長交代負責誰也說不準。假如兩位副司長不用向司長負責交代，可以自行協調手上的政策事務，那局長頭上便形成四頭馬車互不從屬的格局，弄得不好隨時變成四個山頭，各有盤算利益，令政策協調更不暢順。
若副司長仍要向司長交代及負責，各政策局事務經過副司長辦公室協調一番後還要在司長辦公室總其成，那麼來往的公文、電郵只會更多，協調會議的數目及時間將會大增，制訂、執行及協調政策的效率登時大幅下降。像這樣的改組，除了可以為梁特首多安插幾個自己人或作政治酬庸外，還有甚麼好處呢？
改組後的施政效率固然是個疑問，新架構更會令權責變得更不分明，令問責制變相走回頭路，變成集體不負責制。梁候任特首建議的四層架構變相把政策的焦點放在協調上，放在不同政策局的合作及互補上。表面上看這樣可以避免各政策局單打獨鬥，各自為政。但實際上這種集體協調推動政策的做法讓政策更缺乏焦點，甚至無法確定是由哪個政策局負責，只能由幾個局長加司長或副司長認頭。這樣下來，政策的失誤變成集體失誤，要由集體負責。可是誰都知道，集體負責等同集體不負責。不管議會及公眾都難以再揪出問題元兇，都難以追究個別官員的政治責任。當政治問責制變成政治卸責制時，對香港有甚麼好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