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改善組織理性出發，看目前傳言中的改組方案，是無可無不可的。首先，梁氏政府要把文化從民政事務局分拆出去，獨立成局，這回應了社會上很多人要求推動文化建設的呼聲；而一個專責文化的局長，肯定可以有更多時間，爭取更多資源，做好這方面工作，在架構上是符合梁氏政綱的。
（編按 筆者周二（2日）〈重組所為何事 敏行毋忘深思〉一文，對候任特首提出的行政機關重組方案作出分析，今天繼續。）
不過，文人相輕，能否找到一個眾望所歸的局長，不容易。文化是意識形態的核心，政策的具體內容能否得到社會支持，也跟是否有文化局毫無關係。至於輿論界擔憂
文化局會變成宣傳部，也跟組織架構沒很大關係，如果要做的話，現存架構也能完成任務，暗地去做，也會比明目張膽地做更易成功。
至於傳言中把房屋、地政、規劃併為一局，概念上符合分工理性，因為這些政策本身是有機結合的，也是市民大眾最關切的社會矛盾；把它們集中處理，可以減省政策協調的阻力，也有助釐清政治責任，免卻未來局與局之間互相推卸。
然而，有利不等於說有絕對需要，因為建議中的副司長一職，本身已可發揮協調政策的作用。世上沒有一種特定分工模式，能永遠切合所有社會需要，副司長一職，與其硬性規定統領某某局長，不如就具體工作所需而定，不失為一有用設計。
譬 如，如未來政府工作重點是穩定樓價，提供可負擔的房屋，則可以由副司長專責一個房屋工作協調小組，統轄原來分屬各部門的規劃、土地、運輸，兼涉福利及財政
金融，因為房價影響到社會福利的多寡、政府財政和銀行體系的穩定。至於梁氏政綱中提及的優化人口政策，論牽涉之廣、影響之遠，更須高層次的統籌。
架構改動 牽動甚廣
有評論擔憂副司長會架空司長，其實自實行問責制那天起，政務司司長已被架空了。從前，政務司司長與各局長、副局長按慣例由政務職系人士出任。人既來自同一系
統、同一背景，多少有一套共同理念和語言，至少了解彼此脾性；他們出任局長前已共事數十載，又何須像今日在上班後才開始磨合？
我們不要忽略，問責制前的政務司司長乃文官系統之首，公務員有嚴格等級觀念，加上司長對局長的考勤、陞遷，縱非一言九鼎亦有極大影響力，統籌各部門的能力自然無出其右。
問責制以後，局長、司長來自五湖四海，既無共同背景以資維繫，亦乏正式黨章加以約束，正是本非同林鳥，離任各自飛。試問這種制度，又如何促進政策協調？再
者，政務官員以政府工作為終身志業，多多少少都會畢恭畢敬；問責官員多有自身本業，在政府不過工作五年，成與不成，都要籌謀退路。前者背水斷橋，後者各有 打算，除非專心從政，否則何者會更一心一意，和衷共濟？
以上所說，沒有深奧理論，只是基本人性，換作你我，都是一樣。制度上缺乏合作誘因， 難道最終要訴諸個人關係和善意？所謂加強統籌、溝通，豈是多開幾個督導委員會、多發幾個電郵備忘錄，或加插幾個政助副手，便能成事？過去十五年，特區政府
的高層大型會議，什麽時候見少了？政策通盤思維，卻反而愈見薄弱，足見文山會海，並非對症下藥。
我們今天總是說政策缺乏宏觀統籌，必須重視這人事制度的底因，不能抽空的看組織架構，泛泛而論。不去正視這根本問題，而只是在政府組織圖上，把框框條條搬來搬去，是沒有很大意義的。所以我認為不用對重組看得太認真、太執着。
即使改得其所，改組涉及的實際操作還是很多，包括修改法例及附則、更改上下級的統轄關係，以及橫向的工作關係、與相關非政府機構（如各委員會、法定機構和社
會團體等等）合作關係的調整，往往亦觸及公務員的輪調、個別人事關係的處理，當然還有瑣碎如辦公室搬遷以至公文信封和名片重印等行政事宜，真是不勝其煩。 總而言之，絕對不是長官一聲令下，便能水到渠成，特別是涉及人數龐大、又有諸多成規的政府機關。
我曾在政府經歷了兩、三次大型內部改組，以 上所言，雖囿於主觀經驗，幸亦非紙上談兵。對於改組，我整體觀感是負面的，每次都弄得人仰馬翻，對後來制定和執行政策，作用卻微乎其微。當然，梁氏政府不
是董、曾政府的延續，把以往一切算到新政府頭上，也有不公，所以不妨疑中留情。
認清目的 減省折騰
現在梁班子對改組一事，似乎已是箭在弦上，理由之一是，方便新政府7月1日上班後馬上開展工作。的確，如果新班子上任後半年還要重新分配工作、各局長要重新認識自己下屬和工作內容、重新劃分法定權力，也實在費時失事。
不過，相對於兵不知將、將不統兵的危險，更可能發生的，還是以上講的「將不知將」，這個就不是改組能夠改變。況且，改組必然會消耗政府內部很多人的時間精神，今次改組的幅度雖然小於2002、2007年，但卻適逢政府換屆的敏感時期，跟董、曾政府於連任時改組有別。
梁氏在選舉的最後階段，經歷極大爭議而登位，不能說得到廣大市民的普遍認同，因此而急於有成，可以理解。但如匆匆開局，一旦遭逢挫敗，屆時草草收場，難免更損威信，不得不慎思而行。
總而言之，改組不一定不好，但一定要清楚為何要改，要改什麼，如何去改，絕對不能為改而改，否則只能是勞民傷財的瞎折騰。更重要的是，梁氏政府和社會各界當盡快全面檢討問責制，以配合進一步民主化的需要，着手解決決策低效的本因，而非着眼於一時形式上的改組。
至於泛民諸人，與其一反到底，何不趁機提出改制的具體建議，或可跟新政府討價還價，亦對完善體制更有裨益。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