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清華大學在深圳成立「港澳研究中心」，若干內地學者、法律專家出席開幕儀式，並趁機向7月1日就職的下屆特區政府予以忠告。
與會內地學者林泰認為，特區政府的行政主導近年受到損害，行政主導與三權分立成此消彼長之勢，是「倒退」，具體「罪證」是「一個公民告一下，大橋能推遲三個月」。本港司法機關容許公民提出司法覆核，導致大型機建項目延遲上馬，窒礙行政主導的運作，他們認為是錯誤之舉。
身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及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顧問委員會主任的朱育誠更直言，港人治港的前提是「一國」，而不是「兩制」，認為「一國」應該凌駕「兩制」之上。言下之意是，香港市民不應忘記《基本法》所謂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只可在北京政府對香港的授權範圍下發生。
含糊模式 影響特區
對於內地官員學者類似的口脗，香港市民早已不感陌生。問題是，他們近年愈來愈高調，儼然中央政府代言人。朱育誠在會上坦言：「有些事由學者來說，在港澳的反應會比總是政府出頭要好。」顯示北京政府似乎樂於以這種含糊的模式影響香港特區的施政。
另一方面，香港社會的不同階層、公務員以至專業人士，自回歸後紛紛獲邀前往內地學府研習「國情教育」，夕陽政府也急忙在落任前敲定推行國民教育。說不定，內地官員學者贈予港人的「智慧之言」，於不久將來會變成管治現實。
我們若仔細研究《基本法》的內容，不難發現前述官員學者的言論，完全扭曲了《基本法》所訂定的憲制框架、政治架構，以及當中所保障的核心價值──法治精神。
法庭的仲裁權力，是普通法制度的重要支柱。至於司法覆核，並非如部分內地學者所言，任由法官凌駕政府的權力，並癱瘓它的功能。已故法官Lord Bingham在其著作The Rule of Law中說：「司法覆核的意義，是讓法官審視行政機關的措施是否合法」。司法覆核的大前提是行政機關的一舉一動都不能違法。這個大前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推翻，否則就不符合法治精神了。
「捍衞」中央 無視法理
所以，當法官運用權力去確保政府部門、公營機構或官員守法，是履行職責，沒有僭越職權範圍，反而確保了有關機構及人士在政策和管治方面的認受性。法官只是本着法治精神，履行他們的憲制責任。
對三權分立作出批評的人，是因為他們相信權力的來源只可以有一個，「一國」必須凌駕於「兩制」之上。
其實，有關想法並無法理基礎，更不符合《基本法》。試想想，事事講求「一國」而置「兩制」於不顧，那麼「兩制」便缺乏實質內容，也變得沒有意義。《基本法》容許實行「兩制」，就賦予了本港的資本主義和回歸前既有制度的合法性。
對特區施政指指點點的人，他們以捍衞中央利益者自居，所作的批評從不在乎真實的條文，只會鑽空子自由發揮。
朱育誠身繫港澳政策研究的重責，一言而天下安，一句「梁振英應該發揮狼性」，對候任特首固然有欠尊重，同時也透露了中央治港理念的玄機。梁振英自然對來自高層的「中央提示」有所領會，證諸他近日對立法會的強勢批評言論，信乎？疑乎？
郭榮鏗
公共專業聯盟
紀曉風: 金針集 : 政治助理分拆化身「普羅米修斯」
港台新聞報道，現屆政府政治助理的任期下月底屆滿，9名政助中，傳5人很大機會不留任，該5人分別是陳智遠、伍潔鏇、楊哲安、蔡少綿及葉根銓。報道又引述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指當年政府聘請政助時只着重履歷，並無認真物色有志從政的人，加上政府換屆，兩任特首屬意的人不同，難免有人會離開，筆者就歸納一個客觀效果，正是擴大問責制無法建立政治人才庫。
根據2007年 10月發表的《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報告書》，在第21頁3.17段中，列舉了五個關於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的構想，其中第二項便是「培育政治人才的
進一步措施」，當中指出「除建議增設兩層政治委任官員（即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外……」，可見藉增設政治助理來培育政治人才，本就是其中一個主要目的，理想 計劃是他們可以在未來晉升成副局長甚至局長，亦因如此，希望他們是社會中的精英分子，透過「精英班」式培訓來裝備他們上路。
然而，當政治助理經歷過上任之初被批評資歷與收受薪酬不符，以及五年過去，不少政助仍如藉藉無名時，加上9人中有逾半不會留任，所謂建立人才庫，幾可宣布正式失敗。
至於梁振英，他連日來無所不用其極迫使立法會盡快通過他的「三司兩副司十四局」改組架構方案，筆者多次撰文指出，改組實可大可小。論規模，跟當日曾蔭權的改組不可同日而語；論架構，更令問責制由三層變四層，絕非梁振英口中的「很小、沒有改動」。然而，原來魔鬼不單會藏於細節，更會藏於基層。當一眾盡責的立法會議員聚焦「三司兩副司十四局」造成疊床架屋時，卻幾乎忽略改組另一部分，是把政助一職分拆，令未來的政助數目最少由數十人這數目出發。
問題卻是，如果培育政治人才庫這目的已證明無效，那擴大政助數目又所為何事？難不成想透過人數增多而「大包圍」？
筆者並發現，現時有機會留任的人選中，包括發展局政助張文韜及民政事務局政助徐英偉，張本身是大律師，獲委任前是民建聯區議員，徐就任職恒生銀行投資事務經理，同時是青年民建聯副主席，不約而同是傳統左派陣營的未來棟樑，梁振英獲傳統左派簇擁上台，是投桃報李也好，是感恩圖報也好，總之留任人士中最少一半是來自傳統左派陣營。
梁振英明知此法不可為，卻仍擴大而為之，退一萬步估計，他的如意算盤是把培育人才這概念偷換，好把這個高層管治班底的最基層部分變成第二支管治隊伍的孵化箱（incubator）。
舉例說明，女共青陳冉獲破例聘用為特首辦項目主任，十年之後，她年屆37歲，跟現時盛傳出任文代局局長的許曉暉相若，十年浸淫，屆時誰質疑她未夠格出任副局
長甚至局長？至於這些有待孵化的第二支管治隊伍，他們雖然因職位分拆而要少收一點人工，但有「阿爺」供養，甚至收取着「界外利益」，自然在所不辭（題外話，陳冉人工只得2萬多元，卻能孭起售價達3萬多元的名牌Chanel經典黑色手袋與另一Prada手袋，消費與收入是否相稱實見仁見智，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少二十來歲女生只能透過援交之類途徑，才能來一圓名牌手袋夢）。
此時此刻，筆者想到了荷里活大導演列尼史葛今年的史詩式科幻巨製《普 羅米修斯》，電影本名《異形前傳》，「普羅米修斯」是一艘巨型太空探索船的名字，劇終一幕，據說是「普羅米修斯」從外太空探索人類起源後飛返地球，船倉之內，卻是許多似乎有活物在內的蛋蛋在蠕動，異形隨時破蛋而出，這情境跟十年後管治班子終於一片紅，似乎異曲同工，只是今天孵化的非異形，而是紅軍矣。
梁美儀﹕疑似局長自賣自誇的悲哀
香港的政治生態愈來愈怪異。君不見兩名最備受爭議、被視為「未夠班」的「疑似」未來文化局長許曉暉和教育局長吳克儉，近日頻頻接受媒體訪問，大談對未來文化和教育發展路向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停自吹自擂，細說他倆與文化和教育界如何有關聯，總之一句到尾：我夠資格當局長！
最有趣的是許曉暉，文化界指她缺乏文化政策方面的經驗，結果她在電台節目吹噓自己一直高度參與文化藝術的工作，如參與新光戲院續約等。天啊，要不是劇團創辦人李居明在最後一刻出手與新光戲院業主達成協議，新光早已變成粵劇迷的集體回憶了，豈是民政事務局副局長作為值得升級的政績？可以預見，未來的文化局長，只是一名技術官僚，不具文化政策的開創前瞻思維。當年由張信剛任主席的文化委員會提出近百項推動香港文化發展的建議，希望令香港成為文化大都會的願景，恐怕繼續徒為空想。
他們兩人猶如求職者，拿覑工作履歷，四出說服「老闆」（香港市民），雖然我在相關範疇未夠班，但請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學習，或許有天我也能做出成績來。不好意思，現在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可帶領香港，制訂可促進文化創意具體政策，或推進香港教育質素的政策領航人，可沒有餘閒讓你們來慢慢學習。
候任特首梁振英常說，面對外間的競爭，香港實在沒時間再蹉跎歲月，但要是我們未來的主要官員當中，有人是力有所不逮，能力有所不及，卻因種種政治因素，勉力為之，實在是香港的悲哀。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