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儲局發布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三月十三日會議紀要，顯示無意進行更多債券購買計劃，使聯儲局推出第三輪量化寬鬆措施（QE3）的預期進 一步降溫。在消息刺激之下，加上意大利和西班牙國債收益率飆升拖累歐羅，令美元指數回升。照當前美國經濟復蘇形勢看，本月底舉行的議息決策例會，相信聯儲
局也不會有新一輪的寬鬆措施動作。
會議紀要指出，基於今年一月和二月就業市場改善速度快於去年第四季、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持續下降、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增加、製造業活動繼續擴張，使推出新一輪資產購置計劃的支持度較上次會議進一步減弱。
從這次議息例會後迄今，美國經濟復蘇步伐趨穩再得到支持。美國供應管理學會（ISM）周一公布的數據，三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由二月五十二點二，上升至五十三點四，顯示製造業擴張之勢不墜。
至於拉動美國經濟復蘇舉足輕重的消費環節，同樣處於改善路徑上。據商業部最新數據，二月份消費者支出創去年七月以來最快增速，消費開支總額約十一萬億美元，增幅為百分之零點八；個人收入也有進賬，較前一個月增加零點二個百分點。
再印證三月密歇根大學消費信心指數終值攀升至七十六點二，為去年二月以來最高水平，連串數據顯示消費情況續有改善；加上商務部對GDP的修訂數據，去年第四 季增長按年率計算實際上升百分之三，是自二○一○年第二季以來最佳的表現，相信令反對推出QE3的聯儲局「鷹派」更振振有詞。
然而，經濟增 速反覆的風險無疑也存在，其一是房地產市場「觸底」的穩定性基礎脆弱。如今抵押貸款的違約率明顯下降，但建築開支、新屋銷售仍然於低位徘徊。二月新屋開工
數量環比下跌一點一個百分點，房地產市場反覆未穩，制約了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另一方面，消費雖好轉，但就業市場依然有隱憂。
據會議紀要，部分聯儲局理事對就業市場前景有保留。按紀要透露，「儘管最近就業數據振奮人心，但也有數據讓人感到有不可忽視的風險，亦即就業改善狀況可能隨着今年時間的推移而消失」。這一點，明顯與聯儲局主席貝南奇日前在全美商業經濟協會（NABE）發表的講話口徑一致。
貝南奇認為，要進一步改善就業，便需要加快經濟增長速度，繼續維持寬鬆政策，這番話一度刺激市場對聯儲局推出QE3的預期升溫。
看深一層，目下美國失業率由去年一月百分之九，下降至今年二月百分之八點三。不過，勞動參與率依然低企，持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口趨勢整體不變，今年一月比
率從去年十二月百分之六十四，降至百分之六十三點七，便一度令人質疑失業率回落與勞動參與率下降相關。二月份雖回升至百分之六十三點九，但仍然處於相對低 位。若比率回升，失業率不易下降。
另一方面，長期失業（逾二十七周或以上）的勞動力，佔總失業人口比重自二○一○年以來，一直徘徊約四成水 平，二月為百分之四十二點六，較一九八三年經濟低沉時百分之三十九還高。可以說，勞動參與率下降、長期失業人口佔總失業量比例改善速度緩慢，難免令人對就
業市場繼續好轉產生疑慮。
很明顯，美國消費動力改善，若得到就業市場好轉支撐，則QE3出台的概率繼續弱化。照目前形勢看，從貝南奇日前講話到昨天公開的三月上旬會議紀要，以「改善失業」作為進一步推出寬鬆措施的「缺口」，令市場對QE3的幻想不滅，聯儲局也據此繼續擺弄貨幣政策的彈性。
Joseph E.
Stiglitz: 誰的世界銀行？
紐約—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金辰勇為世界銀行行長之舉受到了廣泛好評——理應如此，特別是其他提名也已昭告天下之時。金辰勇是公共衛生專家，現任達特茅斯大學校長，此前曾擔任過世界衛生組織艾滋病部門。這是一個相當好的候選人。但候選人的國籍以及提名國——不管是大是小、是窮是富——不應該在人選決定中起到任何作用。
世界銀行的11名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執行董事已經提出了兩位優秀的候選人：尼日利亞的奧孔喬-伊韋拉和哥倫比亞的奧坎波。我和這兩人都有過共事。兩人都是第一流的人才，在多個部門擔任過部長，在多邊組織擔任過要職且取得過令人稱道的表現，也擁有出色勝任所需要的外交技能和職業素養。他們懂金融和經濟、明了世界銀行的基本結構，也擁有能改善世行效率所需要的人脈。
奧孔喬-伊韋拉很了解世界銀行的內幕。奧坎波和金辰勇都是外部人士，這有利也有弊﹔但奧坎波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杰出教授對世界銀行是相當熟悉的。他以前不但是經濟和財政部長，也當過農業部長——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窮人都得依靠務農生活，這是相當重要的資歷。他在環境方面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歷，這契合世行的另一大關鍵職責。
奧孔喬-伊韋拉和奧坎波都明白國際金融機構在全球公共品供給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兩人的職業生涯中，大量心血都奉獻給了發展和完成世行消除貧困的任務。對於任何美國候選人，他們都是相當高的標杆。
需要考慮的方面很多。發展中國家仍有20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世界銀行不可能單槍匹馬解決這個問題，但需要擔起領導之責。世界銀行雖然挂著一個“銀行”的名字，但其主要職責是國際發展機構。金辰勇的專長——公共衛生——相當關鍵，世行產期以來也一直支持著該領域的創新活動。但衛生在世行的“組合”中隻是一個次要部分，而且通常隻是配合其他在醫藥領域領先的專業伙伴。
各路消息表明，美國可能會堅持要求有悖常理的選人程序，堅持世行行長人選由它確定，這樣做的唯一原因是2012是選舉年，奧巴馬的對手會將美國人不能問鼎世行行長寶座夸大為奧巴馬示弱的表現。此外，保持對該職位的控制之於美國要比獲得該職位之於新興和發展中國家更重要。
事實上，新興市場中實力較強者知道如何在現有體系中生存，並能利用現有體系。它們可以獲得一張白條，用之換取更加重要的東西。眼下，現實政治已使得行長人選指正毫無懸念，美國人將最終獲選。問題是代價多大。
如果美國堅持死握行長選擇過程控制權不放，那麼受害的將是世行自身。多年來，世界銀行的效益一直受著牽累，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是西方政府及其金融和公司部門的工具。諷刺的是，就算是從美國的長期利益出發，最優選擇也是作出唯才是舉、改善治理的承諾——不僅僅是口頭承諾，還要見諸實踐。
G20的一個預期成果是達成關於國際金融機構治理改革的協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領導人的選擇。如今，發展專家大體上都來自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畢竟，這些國家生活在發展中——因此，世界銀行行長應該出自這些國家中的一個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維持發達國家的小算盤——美國人把持世界銀行、歐洲人把持IMF——在今天看來早已落后與時代，實在令人難以理解，因為世界銀行和IMF正在日益依靠新興市場作為資金來源。
美國、國際社會和世界銀行自身一再強調改善治理的重要性，但行長任命權實際歸屬美國總統這一事實讓這一切看上去頗為可笑。
奧孔喬-伊韋拉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強有力地批評了這一問題：一切充滿了偽善。發達工業國——它們在世界銀行投票中佔據著多數——的團結度正在接受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