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梁振英先生只是由六百八十九個選委選出，儘管梁先生只是在中聯辦力撐下上場，但他自當選後一直擺出手握大權的強勢姿態，誰都不放在眼裏。前兩天，立法會再就「西九門」醜聞傳召梁振英作供；沒有申報利益，涉嫌有利益衝突及輸送的梁先生沒有半點歉意愧色，沒有承認半點錯漏失誤，仍然以一貫不記得、不知道之類的泛詞推卸責任，又把問題推在一個不知名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的職員身上，讓調查的立法會議員難以順利展開工作。更讓人側目的是，梁先生在過程中不住教導、指點議員該怎樣工作，該如何搜證，彷彿他是「主控官」、是調查者，議員才是受調查的人。這種反客為主、目中無人的態度充份反映他對立法會及議員的輕蔑與不尊重。
備受他強勢、專權衝擊的當然不單是立法會，已成跛腳鴨的現屆特區政府在梁先生的專擅下更是寸步難行，成了「臘鴨」政府，只能掛在架上任憑北風吹乾（ hang out to dry），動彈不得，任憑處置。研究多年、諮詢多時的焚化處理垃圾計劃只因為梁振英沒有明確支持，沒有點頭默許就被打回頭，要重新部署及計劃，平白浪費時間及資源。
當然，最典型的例子還是雙非嬰問題。他在毫無預警下突然自行宣佈取消在港出生內地嬰兒的香港居留權，又單方面把私家醫院非本地嬰兒的分娩配額減至零，令特區政府面目無光，陣腳大亂，負責政策的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先生更要即時「跪低接旨」，任由梁先生發落，把原來的政策一筆勾消。不少人對梁先生的強勢作風予以肯定，認為他既為香港解決一個大難題，也表現出新領袖的「有為」。
梁先生的在雙非嬰問題上的「突襲」其實不是甚麼強勢管治，沒有實質解決問題，隨時只是「空口講白話」。從法律及政治現實來說，在港出生內地嬰兒的香港居留權是沒有疑問的，是不可能由特首說句話就取消的。《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說得很清楚，香港永久居民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終審法院在審理居港權案件時同樣確立這個原則。在港出生的內地嬰兒完全合乎這樣的定義，他們的居港權是確定的，是不可能隨意褫奪的，不管梁振英先生說甚麼、做甚麼都不可能改變這樣的情況。換言之，他跟現任特首曾蔭權一樣，只能透過修改《基本法》或尋求人大釋法解決問題。要修改《基本法》程序非常繁複，既要立法會大多數通過又要特首同意，還得人大全體大會表決批准，需時可能長達兩、三年。這跟梁先生明年解決雙非嬰問題的承諾將有極大距離。更何況北京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已明言不贊成修改《基本法》處理問題，對京官俯首聽命的梁振英怎會冒險闖關呢？
剩下來的工具是尋求人大常委會釋法。這條路也不易走。應該看到，《基本法》條文寫得如此清晰，要改變解釋等同扭曲法律條文的意思與精神，等同否定沿用的普通法制度及解釋，這對法治的衝擊極大，對終審法院及司法制度權威的損害甚深，甚至足以動搖國際社會及商界對香港法律制度的信心。香港法律界、政團、公民社會肯定會對無理釋法大力抗爭，形成巨大社會震盪。這樣下來，釋法大有機會一拖再拖三拖，久久不能成事，令雙非嬰問題難以根治。
修改《基本法》行不通，釋法又阻力重重，梁振英根本沒有甚麼特別板斧解決雙非問題，他的強政、強勢隨時變成「空頭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