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核心價值」不應是對英國統治的浪漫化想像，而應與中國變革緊密相關。
第一頁總是梁振英，而最後一頁照例是薄熙來。他們的樣子與氣質有幾分相似，都比同齡人顯著的年輕、英俊，也都有掩飾不住的野心，都散發著一種權謀感。當然，他們的命運大異其趣，一個正在興起，另一個迅速墜落。但誰都知道，他們身後被一股更強大的、謎一樣的力量左右，此刻，他們可能被它推向頂峰，下一刻，就可能跌入谷底。
香港特首選舉那一週，我恰好住在灣仔，每早起來讀《蘋果日報》。我尚說不清，這份報紙對於香港的深層影響。街頭兇殺、澳門最新妓女的價格與李怡的政治評論，就這樣被結合在一起。勇敢無懼的民主聲音自然重要，但倘若你把讀者都引入了一種全方位的煽情快感中時，也可能摧毀一些更根本與重要的東西。民主不僅是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對抗與制衡，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個人價值與尊嚴的確認。一個擁有細微的感受力、對生命與世界複雜性有著充滿理解的社區，才可能建立一個我們期待的民主體制。
這城市氣氛熱烈，那些曾感慨香港人是徹頭徹尾的「經濟動物」的外來者、習慣使用「政治冷感」標籤的學者們，一定會因此刻的景象而深感意外。激進派的立法會議員們公開叫罵，校園裏張貼政治海報，抗議、遊行接連不斷，媒體則陣營分明、言辭激烈……
這座曾經的財富之城，也變作了抗議之城。似乎是對昔日「經濟動物」的報復，人們不斷走上街頭、表達民主主張。這既是長久壓抑的政治能量的發作，也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經濟挫敗感的發洩。整個城市既被挫敗感包圍，又充滿了對這挫敗的反抗慾望。這挫敗感是多方位的，一些是表面的，一些則來於更深層的原因。這是世界上最富有與開放的城市之一，這裏有最勤奮與靈活的人民，他們卻發現自己始終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在英國人統治的時代，他們交出了政治權利，以換取經濟成功與個人安全。但回歸中國已經十五年，他們卻發現一切最終要來自北京的確認，而且這一切還日趨惡化。七百萬香港人的命運不僅被一千二百人的小圈子所代表，就連這一千二百人都讓人失望透頂，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連假裝的獨立意志都不願表現。北京的影響力則不加掩飾地滲透過來，它要把一位人們普遍認定的「地下黨員」推到權力中心。香港人用「溫水煮蛙」來形容逐漸喪失的香港獨特性，如今這溫水明顯熱起來。在香港一百七十年歷史中，它還是第一次面對一個如此強大的中國，它的強大是如此的令人不安。
比起北京赤裸裸的政治干涉、內地經濟崛起後帶來的陸港摩擦，香港也面臨著更深層的挑戰。像世界很多地區一樣，香港受困於越來越加劇的貧富差距、社會流動性的降低，還有身份意識的危機。它既與香港長久的經濟、社會結構有關，也與全球環境密切聯繫，它們也是三十年來不受節制的經濟全球化的後果。但由於政治合法性的問題，這些危機被混雜到一起，人們沒興趣作逐個分析與理解，而把它們都化作統一的政治憤怒，令所有的社會與經濟困境，都演變成政治危機。
尋求普選自然重要，它也是這個城市最重要的短期目標。但香港人也發現，他們的命運越來越和大陸聯繫在一起。《蘋果日報》第一頁的梁振英與最後一頁的薄熙來並非毫無關聯。三十年前，鄧小平「馬照跑，舞照跳」曾給予很多香港人以信心。那時，深圳河兩旁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香港人自身的意識是建立在「我與內地不同」，人們主要的期待，也不過是維持現有生活的不變。
但現在，大陸的生活「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而香港人也早已意識到鄧小平的許諾背後是對香港人的一種多麼強大的矮化——香港的內容可比跳舞、跑馬要複雜與精細得多，人們也同樣需要很多別的東西來賦予個人以尊嚴與價值。幾年來，「核心價值」的討論在香港社會再度興起。它不應該、也不可能回到「獅子山下」，更不該是對英國人統治的浪漫化想像。它應該是對香港主體性的大膽設想，而這種主體性不是封閉的，而是必然與中國的變革緊密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