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則在八十年代寫過的「歷史故事」，周日重讀，不僅有「溫故知新」之感，切入「新時代背景」，還別有一番深意，因此不妨舊事新寫。
一、中英談判決定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回歸後，筆者引漢高祖劉邦封雍齒的事跡，希望北京善待香港，使之能夠成為榜樣，讓台灣不會抗拒和大陸統一。《漢書卷四十列傳第十．張良》，有這段話：
『漢 六年，封功臣。……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天橋）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
「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 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遍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乃憂曰：「為將奈何？」（那怎麼辦呢？）良曰：「上
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先封，則 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並趕緊催促丞相御史計功封賞）。群臣罷酒，皆喜曰（高興地說）：雍齒且侯，我屬無患
矣（雍齒部被封侯，我們不擔心了）。』（引號內白話文據漢語大詞典社的《二十四史全譯本》）。
按劉邦說「雍齒與我有故怨……」，是指雍齒早 年隨劉邦打天下，驍勇善戰，立過不少軍功，惟恃功生驕，經常不聽劉邦命令，甚至在眾將面前與劉邦爭執，不但如此，還曾投靠項羽，與劉邦作對，因不受重視才
食回頭草。劉邦稱帝後，一度想誅雍齒。聽從張良之計，高祖（劉邦）六年（元前二○○年）封雍齒為什方侯（亦稱邡侯及什邡肅侯），食邑二千五百戶（參攷數 據，張良的食邑三萬戶）、位次居第五十七。
可惜，香港當不了雍齒。在經濟上中國雖然給了香港不少「援助」，但政治上不僅半點不放鬆甚且步步 進迫、愈收愈緊，憧憬民主爭取民主的港人固然不滿，已享受充分民主的台灣人，對香港模式怎會有興趣？事實正是如此，台灣在朝在野的代表性人物，已不止一次
指出香港的所謂「一國兩制」不適合用於台灣。在筆者看來，北京對香港的政治操控，等於宣布雍齒不僅未受冊封且被判了死刑！當然，中國這樣對待香港，顯示她 早不當香港為台灣的「示範單位」；但捨把香港裝飾成「招降櫥窗」，除非內地正式步向民主，其他的策略哪能打動台灣民心?!
在京港當權派全力 營造、撮合「大和解、大團結」的催迫下，去周末周日梁振英出席民建聯和工聯會的大會，從電視所見，觀眾大都相信他們已完成「利益交換」，這意味不同派系不
同既得利益階層的愛黨陣營，在分享香港這塊政經大餅上有了共識，「大和解、大團結」已基本達致。不過，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仍可藉起用「唐營」悍將而收封雍 齒效應；當若干「反對派」重量級人物紛紛在新政府發光發熱時，那些曾經全力反梁的人，既不再擔心被「夏」後算賬，還自然而然地興起可能像雍齒般獲得點甜頭
的期盼—如雍齒們般當上各級政治任命官員、行政會議成員或其他公職—「我們不擔心了！」。在這種情形下，便不會再無端對新任行政長官發惡言甚至「搞破 壞」。
這等於說封雍齒可令「大和解、大團結」有了較佳的社會基礎。當然，不可排除若有一些堅持原則不想妥協不願當雍齒的「反對派」，他們的活動傾向「偏激」，但那既不會令「基本盤」已定的「大和解大團結」受損，且可成為向國際社會展示香港「仍有爭取民主自由」的有利點綴！
二、 迄今為止，雖經胡溫鼓勵和教誨（以中國在國際貪腐排名榜上位居七十五高位，溫家寶總理訓示排名十二名的香港候任行政長官要廉潔，真是世紀大笑話），梁振英
在香港的民望會否回升，有待證明；而「唐營」中人投奔「香港營」者似亦未多見，像地鐵這樣的半「國企」刊登廣告祝賀梁氏當選的阿諛奉承（其主席想連任抑或 更上層樓？）並未成風氣，可見時機未至誘因未明朗港人的骨頭不輕（仍在待價而沽）；不過，如果真的封雍齒，情況便大大不同，料有更多希望繼續為港人服務的
政商兩界識時務分子，會一改對梁氏的態度，從敵視、驚慄，轉而成為「歌德派」、「抬轎人」。眾所周知，香港人這種求生求存本領冠絕環球。沒有梁營唐營何營 只有香港營而香港必定贏（王光亞主任語），因此轉移效忠對象，等於對香港的發展有積極貢獻，「有功家國」，何樂不為。如此這般，高度讚揚梁振英有作為有辦
事能力的人必然愈來愈多。
筆者想起《齊策》的〈鄒忌諫齊王〉：
『鄒忌脩（身高）八尺（戰國時一尺等於今之六寸四分）有餘，而 形貌昳（光艷）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
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明天）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 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
朝見威王（齊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 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當面提出批評）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
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公開譴責）於市朝（公開場合），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斷斷續續進 諫）。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內政修明不用兵而敵國畏）。』
當梁振英施展其「適度 有為」（齊威王亦「適度有為」，搞點政治改革）比如成功「勸服」公用事業機構加價不可高過通脹率令「大多數人信服」時，以言行彰顯「大和解、大團結」是自
發的，那已不是有否必要而是大勢所趨……。以梁氏的理性和精明，他當然比鄒忌和齊威王更清醒！擔憂恐懼土（港）共治港，對血液裏流着「避秦南來」基因的大 部分港人，是自然的反應，可惜，有證無證的老共治港，已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誰也阻擋不了的事，港人實應開始面對現實並做好適應的心理準備（畢竟三十五年後
香港便得「全裸」擁抱老共獨大的中國，此時不慢慢求變，更待何時）。如今大家只有希望並仿效陀山鸚鵡，在各自的崗位上盡點力，傳媒工作者更要肩負責任，不 要氣餒；老闆若要北上洽公洽商而有太多禁忌，大家可通過網絡直抒胸臆，務使土共不會變為「法律之上」的土皇帝（土共崇揚香港法治精神，還會引致北京會步向
法治的聯想）。梁氏若能做幾件令港人覺得他尊重法治的實事，「香港營」等同「香港贏」才不是一句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