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們怎樣定義「知識分子」，所指的大致是在文化上從事創造、傳揚和實踐他們的價值和理念的優秀人物。也憑着他們對人文主義的信仰，關懷時政；面對權勢，也敢於對國家和社會伸張公義。
今天海峽兩岸分治，加上港澳特區，三方面的文化差異和政治理念的衝突極大。一黨專政的大陸專權而貪腐，苦無出路；民主自由的台灣遭統獨撕裂，執政的亦近於顢
頇無能；香港給北京搞得「一國兩制」走樣變形，日漸大陸化的結果，將會失去法治和自由的寶貴價值。展望中華民族的前景，自從兩岸分治六十多年以來，從沒有 像今天那樣，中國需要海內外的知識分子承擔特別重大的社會參與和言責。
龍應台是這十多年來華人文化界最走紅的人物，本文不在評論她的著作。她趁在兩岸關係和解的氛圍下，以曾嫁給一個德國人、打着帶有國際視野的台灣知識分子的身份，非常聰明地在不同的政治板塊之間鑽營，游走於兩岸三地，睥睨政界、學界和出版界。
常向領導人發公開信
龍應台初入文壇，姿態出位，因而成名極速。她好以公開信發給國家元首以拉高身份，打響知名度。先擺出嚴詞詰問執政者的姿態，然後低空掠過，不着邊際，懂得討
人歡喜。她對兩岸三地政府涉及的人權、民主和廉能等議題，如果避不了的話，則表面言詞犀利，實際上大多是假動作。她絕不會得罪任何黨派的權貴，把自己閃躲 到最安全之處，每次出手，都作精準的政治計算。
1984年，她針對台灣社會的失序失德和環境污染，發表了〈中國人，為什麼你不生氣？〉，一 炮而紅。文末說「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社會，人是有權生氣的」——既然肯定台灣的「法治上軌道」，當然大受蔣經國的賞識；之後她又寫不同的公開信給總統李登
輝等高層，自然得到摸頭和派糖，知名度打得更響亮。
2006年，北京《冰點》雜誌因為發表她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遭官方查禁。她以公 開信發給中共主席胡錦濤：〈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結果在大陸聲名大噪。我們難以確定她常掛在嘴邊的「文明」是何所指，既然她以「我」與胡對話，恐怕只是
為自己打抱不平。之後，她發表了〈注視一個古都的蛻變：我看北京奧運〉，以極度溢美之詞為北京奧運添采，往後與大陸的關係還用說嗎？
龍應台雖居港多年，可能帶着「德意志文明」的腦袋，對香港的認識，卻無異於一般台灣人對香港的刻版印象，極為膚淺，那是偏見、傲慢和不用心之故。香港是一個擁有
特別城市文化的大都會，單就她批評的「中環價值」而言，她有用心去了解或懂得中環由港、英、美結合而成的世界級的細膩商業文化嗎？懂得在香港的中外商業世 家的倫理和營商智慧嗎？百多年來由英國、香港和嶺南文化薈聚，所產生具有香港特色的公共行政、傳媒、建築、影劇、消閒和飲食等文化，學問大矣哉！
龍 應台在離港惜別會上，就香港人被指為很現實和太重功利之說，不以為然。可是她的看法卻十分無稽，她說居港八年認識的朋友中，很多都是理想主義者。大家不知
道的原因，是香港人「不太會講故事，不會解釋心裏的感受」所致。這類不知所云的言語邏輯，還有像「美麗的權利」、「從南方視野去詮釋中華文化，歷史肯定要 改寫」之類，在她的語錄中隨處可見。
中港台用同一個標準
由台灣來港的文化界人士，除了龍應台，還有施叔青、余 光中等人，大抵都是過客。施叔青居港十七年，在《香港三部曲》所寫的香港和香港人，實在非常之「隔」，失實得恐怕連韓素音寫的《生死戀》和Richard Mason寫的《蘇絲黃的世界》這兩部以香港為背景的荷里活電影都不如。
相反，像高居學術殿堂的金耀基和翁松燃，以至影星林青霞，他們放開成見，完全投入香港的生活，懂得欣賞香港文化獨特和優勝之處，已經和我們一樣是香港人而不是過客了。
龍應台到港不久，為了顯示她是公共知識分子，只為文批判過「中環價值」、「西九是誰的西九？」、「誰的添馬艦？」這些二三線的本地議題，也曾在保衞皇后碼頭事件亮過相而已。
余杰在中大與龍應台曾有過一次不大愉快的對話。龍應台在講座中給「知識分子」定義為「批判現實，獨立特行，體現社會良心的一群人」。余杰問她，只敢批判香港
和台灣的時政，對大陸卻不敢哼聲，是否使用雙重標準？其實，余杰的提問搞錯了，她對中、港、台用的都是同一個標準，那就是不會得罪權貴的原則。
作者為資深傳媒人，現任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出版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