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30日星期一

黃澤華:香港過客龍應台



不管我們怎樣定義「知識分子」,所指的大致是在文化上從事創造、傳揚和實踐他們的價值和理念的優秀人物。也憑着他們對人文主義的信仰,關懷時政;面對權勢,也敢於對國家和社會伸張公義。

今天海峽兩岸分治,加上港澳特區,三方面的文化差異和政治理念的衝突極大。一黨專政的大陸專權而貪腐,苦無出路;民主自由的台灣遭統獨撕裂,執政的亦近於顢 頇無能;香港給北京搞得「一國兩制」走樣變形,日漸大陸化的結果,將會失去法治和自由的寶貴價值。展望中華民族的前景,自從兩岸分治六十多年以來,從沒有 像今天那樣,中國需要海內外的知識分子承擔特別重大的社會參與和言責。

龍應台是這十多年來華人文化界最走紅的人物,本文不在評論她的著作。她趁在兩岸關係和解的氛圍下,以曾嫁給一個德國人、打着帶有國際視野的台灣知識分子的身份,非常聰明地在不同的政治板塊之間鑽營,游走於兩岸三地,睥睨政界、學界和出版界。

常向領導人發公開信

龍應台初入文壇,姿態出位,因而成名極速。她好以公開信發給國家元首以拉高身份,打響知名度。先擺出嚴詞詰問執政者的姿態,然後低空掠過,不着邊際,懂得討 人歡喜。她對兩岸三地政府涉及的人權、民主和廉能等議題,如果避不了的話,則表面言詞犀利,實際上大多是假動作。她絕不會得罪任何黨派的權貴,把自己閃躲 到最安全之處,每次出手,都作精準的政治計算。

1984年,她針對台灣社會的失序失德和環境污染,發表了〈中國人,為什麼你不生氣?〉,一 炮而紅。文末說「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社會,人是有權生氣的」——既然肯定台灣的「法治上軌道」,當然大受蔣經國的賞識;之後她又寫不同的公開信給總統李登 輝等高層,自然得到摸頭和派糖,知名度打得更響亮。

2006年,北京《冰點》雜誌因為發表她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遭官方查禁。她以公 開信發給中共主席胡錦濤:〈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結果在大陸聲名大噪。我們難以確定她常掛在嘴邊的「文明」是何所指,既然她以「我」與胡對話,恐怕只是 為自己打抱不平。之後,她發表了〈注視一個古都的蛻變:我看北京奧運〉,以極度溢美之詞為北京奧運添采,往後與大陸的關係還用說嗎?

龍應台雖居港多年,可能帶着「德意志文明」的腦袋,對香港的認識,卻無異於一般台灣人對香港的刻版印象,極為膚淺,那是偏見、傲慢和不用心之故。香港是一個擁有 特別城市文化的大都會,單就她批評的「中環價值」而言,她有用心去了解或懂得中環由港、英、美結合而成的世界級的細膩商業文化嗎?懂得在香港的中外商業世 家的倫理和營商智慧嗎?百多年來由英國、香港和嶺南文化薈聚,所產生具有香港特色的公共行政、傳媒、建築、影劇、消閒和飲食等文化,學問大矣哉!

龍 應台在離港惜別會上,就香港人被指為很現實和太重功利之說,不以為然。可是她的看法卻十分無稽,她說居港八年認識的朋友中,很多都是理想主義者。大家不知 道的原因,是香港人「不太會講故事,不會解釋心裏的感受」所致。這類不知所云的言語邏輯,還有像「美麗的權利」、「從南方視野去詮釋中華文化,歷史肯定要 改寫」之類,在她的語錄中隨處可見。

中港台用同一個標準

由台灣來港的文化界人士,除了龍應台,還有施叔青、余 光中等人,大抵都是過客。施叔青居港十七年,在《香港三部曲》所寫的香港和香港人,實在非常之「隔」,失實得恐怕連韓素音寫的《生死戀》和Richard Mason寫的《蘇絲黃的世界》這兩部以香港為背景的荷里活電影都不如。

相反,像高居學術殿堂的金耀基和翁松燃,以至影星林青霞,他們放開成見,完全投入香港的生活,懂得欣賞香港文化獨特和優勝之處,已經和我們一樣是香港人而不是過客了。

龍應台到港不久,為了顯示她是公共知識分子,只為文批判過「中環價值」、「西九是誰的西九?」、「誰的添馬艦?」這些二三線的本地議題,也曾在保衞皇后碼頭事件亮過相而已。

余杰在中大與龍應台曾有過一次不大愉快的對話。龍應台在講座中給「知識分子」定義為「批判現實,獨立特行,體現社會良心的一群人」。余杰問她,只敢批判香港 和台灣的時政,對大陸卻不敢哼聲,是否使用雙重標準?其實,余杰的提問搞錯了,她對中、港、台用的都是同一個標準,那就是不會得罪權貴的原則。

作者為資深傳媒人,現任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出版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