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重慶市委書記及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涉嫌嚴重違反黨紀，被停止所有黨內職務和立案調查；妻子谷開來更涉嫌殺人而須移送司法機關。這事件對中國憲政發展不無重大意義，至少可從三個角度看。
事件印證三個問題
一、官員貪腐和濫權程度之深、捲入層面之廣，實已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以人性必會腐化的本質來說，若權力不受制約，貪腐和濫權是自然的結果。
以中共現有的專權程度看，地方一把手差不多算是個土皇帝，薄熙來事件並未超乎我們想像的程度，只是過去沒有那麼公開的證據，證明政治腐化已到了如此惡劣的境地而已。
二、中央內部權力鬥爭慘烈的程度，同樣令人震驚。鄧小平之後，已沒人可以單靠個人的影響力實行專權統治，而是要以集體領導方式，實行黨的專權統治。過去二十年，黨內雖然逐漸發展出一套最高權力交接的制度，當中卻有極多機會予各方作出政治博弈和政治交換。
這樣，必然製造政治空間，讓野心家可以謀取更大的政治權力以至個人專權。政治穩定只是表象，當中其實潛藏了極大的政治動盪危機。
三、 廣泛群眾的政治文化水平的成熟程度也是令人失望。官員可以透過一些討好和門面的管治手段，便能贏取民眾的支持。民眾可能有感於現實生活須要面對各種困難，
對由自由市場帶來的秩序混亂也生出很大的不滿，加上大部分官員往往只是袖手旁觀、束手無策或上下其手，令他們只能緬懷過去的美好日子，又或渴求一位可為他 們即時解決困難的能吏；對民主、法治、公平、公義的追求，反而未能在民眾的心中孕育出來；這些都可成為產生政治強人的土壤。
薄熙來事件論證了官員貪腐濫權嚴重、權力鬥爭激烈和民眾政治文化不成熟，所威脅的，不單是一般老百姓的基本權利，更威脅到中共的執政地位——或有政治強人把黨變成個人專權統治的工具，或有民眾不滿中共管治而出現大量抗爭事件，動搖中共的管治地位。
有人或會說，薄熙來事件正好證明中共已發展出一套有效的自我調節機制，能在事情惡化至極點前，便可成功把禍因暴露出來，令問題得以處理；因此中共的管治模式毋須更改，只須進一步完善化便可以了。
這種說法實在是掩耳盜鈴，癡人說夢，完全忽視問題能得以暴露，根本有其偶然性——歷史的偶然性可向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卻不能保證它將來不會向自己一方不利的方向發展。事實上，歷史充滿着這種超越人所能及和預見的偶然性。
歷史向中共發警號
薄 熙來事件其實是歷史向中共發出的警號。中央所要防範的，不單是由下而上的威脅，如「阿拉伯之春」那種大型的人民民主運動，也必須防範由內而生的威脅，即黨
內強人奪權的政變；兩者更有可能相互配合，或說是由政治強人利用民眾的不成熟，建立起只為他個人利益服務的專權體制。因此，憲政改革實在到了刻不容緩的關 頭。
正是針對由薄熙來事件所揭露出來的三個問題，中共無可選擇地，必須盡快實行由上而下的憲政改革，這至少可包括三個方面：
一、針對官員權力不受制約而容易出現貪腐濫權的問題，應該建立政治權力制約的機制，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權的相互制約，尤其是要建立司法獨立的制度，讓法治得以彰顯，令沒有一位官員可隻手遮天。制約也要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明確分權和制衡。
二、針對領導權力交替制度不清而產生權力鬥爭的問題，應在黨內開始建立民主選舉的機制，亦要把基層民主真正實踐出來，並逐步擴展至市、省和全國。
三、針對民眾政治文化不成熟而導致有可能受政治強人利用的問題，應開放管治的機制，如製造更多公民參與的機制，讓民眾有更多機會透過實際參與管治而培養出能與憲政相容的政治文化，令他們有能力對任何政治領袖的政治承諾作獨立的批判，那就不會那麼容易受用心不良的人利用。
袁彌昌：改革派掌權 薄案助中國外交
薄熙來案這場政治風暴震驚中外，對內地政局影響深遠。雖然目前斷定薄熙來所代表的保守勢力已被打垮還言之尚早，不過溫家寶所代表的改革派佔上風應該離事實不遠。
事件即使被外界解讀成中共的政治危機，但筆者卻認為危中有機，隨着改革派重新主持大局，將有助解決當前中國外交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有望扭轉中國外交孤立的窘境。
左傾民粹大靠山 礙和平崛起
作為國內左傾力量領軍人物的薄熙來，他不僅代表着黨內保守勢力，亦很大程度是國內民族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和外交強硬 派的強大靠山，其失勢意味着今後無論是黨內方向，或是國內輿論均會逐漸遠離該路綫。須知道這些咄咄逼人、好大喜功的保守派，正是由2010年起導致了一連
串外交災難，將在過去30年來行之有效的「和平崛起」戰略一舉推翻，將北京長久以來苦心經營的亞洲政策毀於一旦的「元兇」！
他們亦是在茉莉花革命後，主張全力打壓異見分子、加強對人民監控、企圖開歷史倒車的始作俑者，直接令中國的國際形象跌至六四事件後的新低。
另一方面，正如筆者在之前多篇評論中提到，現時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是2010年外交危機的主要成因之一。為了滿 足民族主義者的訴求，中共領導人不惜將其外交政策向他們傾斜，逐漸失去制定外交政策的主導權，並屢次得罪美國及區內各國。而這些民族主義者之所以會如此有
恃無恐，自然是少不了黨內左派的撑腰及煽風點火。
由此可見，國內左傾力量是中國國內外眾多問題的成因和癥結所在，因此如今當局快刀斬亂麻，消除這些不安因素，正是回到溫和及改革路綫的重要契機，亦是令中國外交撥亂反正的關鍵性一步。
趕十八大尾車 回歸溫和路綫
讀者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何改革派重掌大局會直接對中國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中共的國內外政策已互為表裏， 任何一派掌權都會對外交政策更弦改轍，以增加己方籌碼。另一方面，現時全球各國對中國及其外交的看法，很大程度側重於觀感與意識形態的層面上，正如外國經
常將中國與專制主義掛鈎，對北京的動機深感懷疑。而近年中國威嚇區內各國以及挑戰美國在亞洲的傳統強勢地位，在國內亦反對任何法制及自由化改革，再加上經 濟進一步向封閉及國家主導方向傾斜，這些均成為各國對中國當前路向的依據，嚴重影響各國對中國的觀感。中國如欲扭轉局勢，必先改變各國的觀感，而改變觀感
則須國內外政策雙管齊下。
故此，是次薄熙來案引起了美國與歐洲的極大關注，不少評論認為中國現處於十字路口，熱切期待她能在十八大換屆前搭上 改革的尾班車，從此踏上改革的坦途。因此，現時是中國改革派與歐美各國罕有地利益及意向一致的時候，只要大陸回到溫和和改革路綫，便足以釋除美國及區內各
國的諸多疑慮，亦會令她們預期未來中國對外行為將趨於和緩，只要美國這老大哥態度改變的話，她下面一眾小盟友亦會重新檢討她們的對華政策，至少可令中國擺 脫目前的外交孤立，之後其他問題得到解決的機會便將大為提高。
薄案轉危為機 再與世界接軌
事實上，中共領導人亦深知十八大後十年，中國將面臨挑戰加劇、轉型加速、危機加深的綜合性危機，因此推行改革已刻不 容緩，所以中共根本毋須顧慮到全盤西化的指控，反而更應借這次事件順水推舟，化危機為轉機，一舉解決國內外的眾多問題。目前溫總由貨幣、經濟和金融等範疇
開始着手改革是一個良好開端，因為日後必會牽涉到司法、行政、市場，以及政治體制改革，到時候中國將更容易與世界主流文明接軌。
回到中國的外交和大戰略思想方面，盡管「韜光養晦」這總方針還是正確的，但是在新情況下必須有所變化，所以筆者建議 北京採行「滔光」「有悔」戰略。「韜光」和「養晦」均指隱藏自己的光芒，意思上沒有太大分別，可是單靠保持低調，已漸漸不能消除西方及區內各國的疑慮，故
此北京須進一步降低她們的戒心，而最有效的辦法便是「滔光」——滔西方制度的光。這樣非但可讓各國放鬆警戒，還有助中國解決自身問題。
「滔光」「有悔」 防止悲劇再現
「有悔」明顯來自「亢龍有悔」——在金融海嘯後北京不單未能保持低調，更未勝先驕，使國內外政策同時走向極端，所以 在「韜光養晦」之上，北京還應當以亢滿為戒，以防有敗亡之禍（亢龍有悔），避免溫總在兩會記者會上所提及的「經濟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文革悲劇還有可能
重臨」的情況發生，防止中國再陷入系統性危機。
作者為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