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2日星期日

雷鼎鳴:國家衰亡與發展之謎



19611997年,香港的人均實質GDP總共錄得6.68倍的增長,世界公認香港為四小龍經濟奇迹之一。從19782011年,中國人均實質GDP更有16倍的增長,是當今世上最受注意的經濟明星國。

不過,過去十多年以來,香港經濟卻乏善可陳,增長顯著放慢(見拙著《幫香港算算賬》),港人似乎毫不懂得利用唾手可得、卻令外國人眼紅的機遇。反觀中國,增長動力雖仍強勁,但難題一大堆,不能不使人擔心經濟突然變壞。


事實上,憂患意識不單是中國的優良傳統,而且是十分有必要的「思想」。一個國家或城市的經濟實力或國力會否突然轉壞?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國在十九 世紀初,GDP仍佔世界的三分一,但面對人口約等於中國五十分一的英國時卻一戰即潰;威尼斯在公元十到十三世紀時,是西方世界的航運和商貿中心,其後卻持 續倒退,今天只得倚靠旅遊業,吸引遊客去緬懷她過去光榮的歷史。

曾幾何時,西班牙的無敵艦隊稱雄於世,但1588年因指揮失當、天氣惡劣而給弱小的英國打敗後,一沉不起,今天的西班牙還要面對債務危機,能否脫身,仍是未知之數。

國 家有衰亡有興起,如何才能避過衰亡,持續發展?有兩位傑出的經濟學家阿森莫古(Daron Acemoglu2005年克拉克獎章得主)和羅賓遜(James Robinson)上月出版他們經十多年研究的力作《國家為何衰亡》(Why Nations Fail),對以上問題作出深入的探討,當中引用的史料縱貫萬多年的人類歷史,橫括全球六大洲,令人驚嘆。

三種理論 證據不足

阿森莫古和羅賓遜首先指出,一些流行的理論並不能解釋國家興亡之謎——此中有三個理論十分流行。

第一個是「地理假說」。十八世紀時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便已認為熱帶地區人民較為懶惰,對生產不利;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 (Jeffrey Sachs)又認為熱帶地區的瘧疾會大幅減低生產力;近年紅極一時的生態及生物學家戴蒙特(Jared Diamond)則指出,歷史上有些地方所擁有的植物和動物稟賦比其他地區豐富,所以更能創造財富。

第二是「文化假說」。韋伯(Max Weber)多年前已力陳基督教新教的工作倫理十分適合資本主義的發展;近年亦有人認為儒家精神可解釋東亞的一些經濟奇迹等等;至於中東的回教國家經濟卻乏善可陳,云云。

第三是「無知假說」。部分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似乎都甚喜此說——國家發展不起來,是因為其當政者不懂治國之道,只要教曉他們一些必要的知識,便可製造繁榮。

兩位作者引用大量史料,力陳這些假說的錯誤,其中最有力的,恐怕是一些鄰近地區的比較。

南韓與北韓文化背景相近,語言統一,地理位置相近;但是眾所周知,兩地經濟一個在天,一個在地。美國亞利桑那州有一邊陲城市諾加利斯(Nogales),其 中一半在墨西哥境內。兩地人民吃相同的食物,喜歡同樣的音樂,地理環境相同,但收入卻相差三倍。地理和文化假說顯然難以自圓其說,就算是「無知假說」一樣 無用。兩地人民來往頻繁,雙方底細都十分清楚,怎會「無知」?

鼠疫傳歐 殺人無數

聯合國世界銀行等組織多年來花費大量外援,引導各窮國推動各自有利發展的政策,但效果一般極其不濟,是否這些窮國都是無法學習?

以上三種假說既然都無甚用處,那麼最關鍵的因素是什麼?書中的答案是制度,即有利於發展的自由開放包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而不是目的只在抽取人民利益的制度。但不同國家為什麼出現不同的制度,其過程卻是各有奇特或偶然性的因素。

先說威尼斯。這個城邦在1050年已有人口四萬五千人,1330年更高達十一萬人,是當時倫敦人口的三倍。在十世紀開始,威尼斯有極為包容的貿易制度,人民 就算不是貴族,也容易成為商人,可以自由貿易,其社會流動性十分高。但在1286年,威尼斯的大議會(Great Council)卻推出保護主義的「關閉條例」(La Serrata),已經有議員身份的家族幾乎可以永久當議員,新來者卻被拒諸門外。

不少商人十分不滿,大議會為了平息紛爭,議席後來擴至1500人,但並無改善其小圈子的性質。在1314年,威尼斯甚至把貿易國有化,1324年後誰人要貿 易,必須向政府交付重稅。在此不利自由經濟的新制度下,威尼斯的重要性日漸萎縮。1492年達加馬(Vasco da Gama)發現好望角後,威尼斯更加難以維持其航運中心的地位,現在我們到那裏,只好當當觀光客,買點玻璃用品罷了。

南北美洲、澳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區過去都是歐洲國家的殖民地,而後者的經濟表現卻是千差萬異,我們應先看看殖民地宗主國的歷史。

在中世紀後,影響歐洲最重要的大事,除了文藝復興外,應該是鼠疫和發現新大陸,但它們對不同國家的衝擊卻不同。

鼠疫可能從中國的雲南傳出(見拙著《用經濟學做眼睛》),當年蒙古人的鐵騎入侵中原大地,直抵南疆,中國和歐洲人都極不適應的鼠疫菌,由附於快馬所載糧食中的老鼠帶出,河北省有些地方九成人口死掉。1346年鼠疫傳至歐洲後,幾年內歐洲和北非過半人口亦消失掉。
這嚴重的事件使歐洲勞工極其短缺,農民勞工奇貨可居,紛紛要求回復自由和加薪。1351年英國拋出《勞工法》,要把工資固定在鼠疫出現前的水平,以圖阻止農民加薪。

三十年後,這引發了一場農民革命,政府雖打勝,但卻不得不讓步,引進不少包容性的自由條款。但歐洲東部的回應,卻是對農奴控制得更加嚴密,要求農奴替地主做更多無償的工作,史稱「第二次農奴制」。到了1600年後,歐洲不少地方的農奴每周都要無償替貴族地主工作三天以上。

殖民政策 出於被迫

由此可知,英國的君主和政府權力雖不及歐洲其他地方,但在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後,議會的權力變得更大,制度更多元開放包容,這是其後出現工業革命的重要原因。蒸氣機之父瓦特便讚揚國會肯保護他的發明的專利權,使他更願意發展新的科技。

西班牙人跑到美洲後,採取的策略是掠奪,把當地的首領俘虜,「挾天子以令諸侯」,逼人民交出金銀,再奴役他們開礦。西班牙人所建立的制度絕非有助於經濟發展 或平等開放自由,鼓勵創新等等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此種影響,今天在中南美洲仍然存在。英國本土的制度較為開放,但英國是否因此而不採用西班牙的掠奪制度?

並不如此!英國同樣是「有樣學樣」,1607年在北加路連那州登陸要建立第一個北美殖民地時,英國一樣計劃要把當地酋長誘來軟禁,但酋長洞悉其奸謀,沒有中 計,反而禁止與這些新移民貿易,要使他們餓至逃跑。英國很快發現此地並無金銀,亦無土著可奴役,英國到那裏的新移民亦大量自尋出路,自由開發土地,不再理 會英國派他們去的母公司。

自由開放 發展之道

為了穩住新移民,英國大幅讓步,增加激勵因素,而且政治上容許所有成年男人參與立法過程。到1720年時,十三個新的殖民地(今天的州)政制已十分接近,政治頗為開放。英國政府的殖民政策是被迫出來的,但英國後來的發展卻深受此影響。

就 算是香港,鴉片戰爭前的英國對香港根本沒有興趣,當時身處倫敦的外相巴馬斯頓(Henry Palmerston)和鴨巴甸(George Aberdeen),都以為香港只是幾片石頭的不毛之地,訓斥帶軍的義律(Charles Elliott)要得到中國的貿易條約,而不是要香港,蓋因香港無資源可掠奪也。

不過,後來到港的的砵甸乍(Henry Pottinger)作過實地考察後,知其重要性,才堅持要中國割讓香港,並在此建立一套有利長遠管治的制度。香港由一條漁村,蛻變為國際融中心亦源於此。

我們可從世界歷史學到什麼發展之道?開放自由、有利市場發展和創新活動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決定性的,有些國家地區因種種原因,採用正確的制度,經濟便向前;有些政府為了保護一些人的短線利益,抱殘守缺,經濟便發展不起來。

經濟發展時,有人得益,也必有人損失,政府如何不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堅持自由開放的市場,不胡亂使用權力偏幫某些集團或某些行業,才是發展之道。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