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特區政府換屆，由於京官自有安排，意味政府首長換人，不等於維持香港安定繁榮的基本路向有變；不過，就如全球各國政府都有維持世界和平的願 景，而各地包括香港政客均有服務人民之志，可是貫徹到實際層面，彼此的做法卻大異其趣。以今屆香港政府換人為例，雖然大原則不變，但不少港人擔心新人會行
與以往有異的新政。港人尤其是既得利益階層，有此憂思，是很正常的，因為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不僅有「地下黨員」的曖昧身份，而且並未受過殖民地官僚系統的 薰陶，與在英治時期擔任行政局議員多年且和英美官商「打成一片」的董建華，以至他的繼任者曾蔭權是殖民地政府科班出身，他們的施政理路因此有跡可尋不同，
港人憂慮新人會行天翻地覆的新政，不難理解。
未及正題之前，有幾句如鯁在喉的話，不得不說。在英治時期，共產黨和國民黨是宿敵，對眾多因國 共之爭而逃港的大陸難民來說，它們都是殺人如麻的洪水猛獸，殖民者為安定民心且標榜政治中立，遂禁絕政黨在香港註冊，它們的活動因而見不得光，香港的共產
黨（和其他政黨）黨員皆稱「地下黨員」，正是由此而來。時移世易，如今不但共產國民兩黨一家親，隔岸互送秋波，共產黨且金盆洗手，不再專事破壞、鬥爭，而 是全面致力於經濟建設、追求財富，大有所成之餘，澤及香港；況且在共產黨治下，中國已是在國際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大國，今非昔比，共產黨是堂堂正正的政黨，
在主權屬於中國的香港活動，便不應再猶抱琵琶了……。現在香港的情況是，身為共產黨及共青團的人，不管是「地面的」還是「地下的」，都必須面不改容地否認 其政治屬性的身份，長此下去，睜眼說謊講大話便會成為香港政壇以至社會的特色，對香港社會道德的傷害，莫此為甚！希望在梁振英治下，政黨的存在與活動能通
過立法而公開化正常化。還港人以講實話的本性，梁振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二、從其競選政綱以至他雖非港人選出卻以「落區」深入民間「探求民 隱」為樂事看，七月一日起梁振英的「適度有為」施政，不再全面向富裕亦即既得利益階層傾斜，是可以預期的；不過，這不等於工商界金融界利益受損，而是新政
府會營造一個比較公平的經濟環境，令參與其間的人均可受惠。
香港的既得利益階層向來奉「放任自由」（Laissez-faire，法文，有 「想做便去做」之意）為圭臬，惟殖民時期港人未被賦予「從政」權利，因此「放任自由」指的是弱肉強食式的商業競爭；可是，不受任何約制
（unbridled）的自由，很快便會乖離阿當．史密斯所鼓吹的人人為私利的競爭最終令公眾受惠的軌跡，因為絕對自由必然衍生諸如壟斷、合謀、不對稱資
訊（賣方掌握買方不知道不明白的資訊）種種只對資本家有利對消費者不利的環境；事實上，力主自由競爭的史密斯，早已看出「放任自由」帶來的缺失，他早就明 確指出業商聚議，絕非為了消閒、娛樂或「聯歡」，其目的無非在討論如何提高利潤，這即是說，他們商討的結果只利他們的荷包而對他們服務的對象不利（見《原
富》第一卷第十章；事實上，史密斯對所有同業公會的功能均持負面看法：「他們的談話，往往成為對社會的陰謀」）；去周有兩大超市商人「合謀定價」魚肉消費 者的傳聞，便是業商為股東而不是為消費者利益聚謀的結果。當然，在距離史密斯三百餘年的現在，業商已不必坐在一起才會才能合謀了—這才教人防不勝防，適度
干預它們的運作，因此大有必要。
經濟上的「自由放任」，與政治哲學的Libertarian（法文Libertaire的英化）相近，這個
字，筆者未見過確切的譯名，一般譯為自由意志論者，似未見其神髓（何況「自由意志論」本身亦頗費解），筆者試譯為「放任或無政府自由論者」，以別於
Liberal的「開明或有約制自由主義」（字典僅稱「自由主義者」）＊。非常明顯，「放任自由論者」主張政府不宜多管（最好撒手勿管）經濟甚至社會活
動，因為「無形之手」最終會令這些活動產生有利社會大眾的結果；在這一派學者的理想中，政府的工作有限（公用事業、醫院和學校固要「國營」，連監獄以至國 防都可交由市場決定），因此規模愈小愈妙（政費開支相應萎縮，稅率遂有下降空間；亦有主張限制政府徵稅能力，令政費有限，迫使政府收縮規模），這便是小政
府大市場的由來。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本報讀者應該頗為熟悉的有巴斯蒂亞（「破窗謬論」）、米賽斯、海耶克、艾．蘭德、羅思伯和佛利民。
「放 任自由論者」的主張，在有追逐私利「原罪」的社會很難普及甚且不能落實，因為在這種情形下，社會上必然有不少只顧牟利不理後果的「無良商人」；舉個最淺顯
的例子，政府一定得對藥物作出重重嚴格的管制，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止對消費者健康有害的藥物在市場上出現。引伸到其他層面如寡頭競爭、物業面積……亦莫不如 此。在自由社會，貪婪地追逐私利必然建築在犧牲大眾利益之上，這正是文明社會要為公平競爭立法的底因。
對經濟活動的規管，要以不會扼殺商機 及抹煞誘因為基準，換句話說，有關立法必須「適度」，而什麼才稱「適度」，有賴立法會辯論得出的共識。大家必須留意的是，主張「適度」規管市場活動，不過
從「放任自由」轉化為「有約制自由」而已，絕非根本性之變，「自由」並未受禠奪。當然，這種意識之變很易出岔子、走歪路，梁振英對禁絕「雙非」來港生產的 主張，便從「有約制自由主義」墜進偏激的「民粹主義」（Populism）的陷阱。拖了這麼久，弄得香港民怨沸騰，「雙非」問題非解決不可，候任行政長官
提出不發予身份證的辦法（《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有待釋法），釜底抽薪，快刀斬亂蔴，必收宏效，大獲人心；但禁止私營醫院收外地來的孕婦，直接干預商業運 作，過猶不及，「民粹」色彩甚濃，等於剝奪了付得起錢的孕婦選擇來港尋求優質醫療服務的自由。這樣的主張，當然不能成為法例！
＊對於翻譯， 筆者門外漢，對這些名詞的翻譯，筆者沒有研究，惟閱讀時常予留意，但有看得愈多愈糊塗之感。台灣學者周德偉為他翻譯海耶克的《自由的憲章》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寫了一篇「長序」：〈寫在自由的憲章的前面〉，便集中討論幾個與自由有關英文名詞的譯法，從孔夫子的「文王既及，文不在茲乎」說到應把
Liberalism譯為「自由立茲」；又因英文常把Freedom and Liberties連用而它們之義並不一致，因此把它們依次譯為佛里當與黎伯爾特……。十分深奧，愈讀愈不明白。
希望讀者提出Libertarian和Liberty的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