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穿了貪婪人性無法改變、公務員的行為難以規管，英國人遂定下高薪養廉之策，而「養廉」包括官員不得接受超過一定數額（香港的現行上限四百元，惟此例與時並進，不時調整）的民間餽贈，這種方法頗合我國的傳統道德標準，《禮記．曲禮》卷一有言：「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官員若收民間的「禮」，不管禮物輕重，基於禮教或做人的基本禮儀，一定要「回禮」；官員如自掏腰包買禮物回贈以符「禮尚往來」之旨，與第三者無關，問題不大，但經驗豐富且對人性有深刻了解的英國人，知道在絕大多數情形下，官員不會以自己的錢而會假公濟私，慷納稅人的慨，以無損其私利的「公益」甚至「公器」回餽送禮人，因此才明文規定官員接受禮物（或現金）的局限—盞盞之數不成禮，因此來而不往亦非非禮！
民間為什麼要向官員「進貢」？答案亦可從上引《禮記》的話求得，因為「報」的思想深植（「報」原為祭祀﹝祭父母祭天地都是「報」﹞），你施我報或我先施你後報（在職官員「積陰功」目的正在圖「後報」），數千年來，已成為國人的生活習尚，所謂「得人一牛，還人一馬；一盒子來，一盒子去」，有來有往，兩不虧欠，便是這個意思。這種傳統智慧與生俱來，揮之不去，即使中共強迫人民洗腦、勞改、再教育，亦只能收瞬間之效，眨眼之間便舊態復萌。
明白人類尤其是華人有此基因，英國殖民者為了廉潔其治，以免壞了皇室名聲，只有在「高薪」之外再嚴加規管了。換句話說，這種杜絕「禮尚往來」的嚴格規定，令那些別有用心視送禮給官員為「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的人死了心。當然和所有法例一樣，這種規定並非絕對有效，在自詡非常廉潔的香港亦然，這是何以香港在高薪加福利優厚的制度之外尚須設廉署；然而，「有賞有罰」之後，香港在世界廉潔排名榜上仍未能登上最優位置，屈居第十二位，只比「低薪（加高稅）」的德國和日本高一點點。香港貪污之風不絕，因為必然有送禮者以為暗中進行的事不會被揭穿，而有的受禮者則相信其地位崇高—行政長官其身不正，他的下屬必有「鋌而走險」者—條例規章管不到，因此照收如儀。
本來收受禮物，對萬人之上的「封疆大吏」來說，大可心安理得，不必還禮，但中國人畢竟流着「來而不往非禮也」的血液，在不自掏腰包回禮的大原則不變之下，便以「公器」回贈……。《詩經》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現在香港的版本可能是「投我以葵雞，報之以勳銜！」當然，「有關人等」對這類未有人證物證的傳聞，一概矢口否認，筆者亦寧信其無，但貪小便宜很易行差踏錯甚且以「不可輕易許人」的「公器」為回禮，則肯定是亂了綱常，因小失大，莫此為甚；即使地位超然法例於我何干的人，亦要深切自省反思。
二、行政長官選舉，與絕大部分香港人無關（那一千二百名「選委」，可說是「北京的選民」〔Beijing's Chosen
People〕）；誰人當選，與大部分港人關係亦不大。如今對行政長官寶座落入誰手緊張兮兮的，只是部分既得利益集團而已，他們擔憂若新人上台，固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可能被攤薄甚至被褫奪；有此憂慮，暴露了這些人獲得不少「額外」的利益，而這是他們與現任掌權者有千絲萬縷甚至有不可告人關係的結果！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會設法維持現狀不變，對來自系統外的人當行政長官，惴惴不安。
董仲舒主張「新王必改制」（見《春秋繁露》），確是至理，因為不論是革命、起義、政變或民選出來的新政府，須行新政（所謂「其命維新」），才合希望政權易手者的期待與訴求；可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不等於「王」，其更替不是「新王」代「舊王」，特區行政長官的職位不過等同特別市市長（書記另有其人），「王」在北京，而不管香港怎麼變，「王」絕對不變。換句話說，不論誰當
選行政長官，以他授命於中央亦即其權力來自「王」的賦予，有此局限，充其量他只能在人事上換上自己的「班底」（這是必然的，尤其是建制外的人登場），那些沒有搭通北京天地線的利益集團的利益，也許會被削減甚至被取代，那些早在北京深耕有成的財閥，其在港的利益絕不會受絲毫影響。筆者相信由非英國人調教出來的人當行政長官，「去英化」會做得較徹底（速度快慢要看效果而定，若成效不彰，北京必會叫停以免令金融中心地位受損），惟這不等於「改制」（當然不是行新制），只是以一班有傳統愛國思想的人（相信不少深通英美文化和政制運作）取代那班唯英是尚的假洋鬼子而已。這即是說，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基本不變，現在那些怕得要死的人，在新政府宣誓就職後不久便應有「何怕之有」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