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3日星期二

蕭海燕:問歐洲大地,誰主沉浮?——剖析英國與歐盟的恩怨



英國人向來都有島國情結,二戰後開始以建立與美國的特殊關係為外交政策基調,跟法德等歐陸國家保持距離。另外,英國跟法德兩國在誰領導歐洲問題上的政治矛盾,實在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2012年伊始,歐洲成為全球焦點。元旦假期一結束,德法領袖便積極穿梭布魯塞爾,協調1月底歐盟峰會的議程。各國政商領袖 也開始認真評估,關注歐債危機持續下去對美國以及全球經濟可能造成的衝擊。出席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坦言「從未感到如此驚 慌」,以1997年應對亞洲金融風暴時,港府入市購買股票的行動,促請歐美政府果斷行動。

東、西方官員及環球市場分析專家都努力釋出積極訊息,例如美國和德國的工業生產數據都較預期為佳,期望減低環球資金和市場因心理/預期因素而過度消極評估,令歐洲以至全球經濟雪上加霜,並防止「大衰退」的憂慮噩夢成真。從歐亞各(包括香港)的股市和滙市看,1月份以來表現還是比預期樂觀的。不過,根據英國統計部門1月中公布的數據,英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預期下調至2.1%2011年底失業人口已達260萬,創16年來新高,更預料在夏季失業將達至高峰。英國有機會在2012年中陷入二度衰退。

「大難」當前,到底各國應暫時放開最狹義的國家利益計算,和衷共濟,避免全球經濟陷入全面衰退;抑或正因為前景不明朗,而更要「獨善其身」、自保為重呢?對少數財政穩健的發國家來說,這確是一個困難的策略選擇—甚至可是博弈,因為此刻根本無人能預測未來兩年全球政經局勢會怎樣發展。然而,更多國家— 包括面臨財赤加劇或衰退的發達經濟,以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現實問題是:究竟有多少選擇空間?

英國與歐陸鴻溝 愈來愈大

歐債危機如滾雪球,愈滾愈大。過度依賴倫敦國際金融的英國經濟道當其衝。政府無法不保護金融城(The City),執政保守黨內疑歐派不斷施壓脫離歐盟。英國廣播電台(BBC1月報道,去年底民望不斷下跌的英國首相卡梅倫,拒絶加入歐洲救助機制後民意稍為回升。

胨而,歐洲國家對「大難臨頭各自飛」的舉措卻甚為反感。元旦假期一結束,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和德國總理默克爾便馬不停蹄地穿梭協調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和主要歐盟成員國,確保130日的歐盟峰會通過具體措施,包括開徵金融交易稅和建立緊密財政聯盟,參與國家須在憲法加入規定公共開支控制在國內生產總值(GDP)的0.5%內;而國家整體財赤不能超過3%等。除了英國和捷克,其餘25個歐盟成員國均同意執行。

作為歐盟核心成員國的英國,首相卡梅倫最終改變初衷,沒有否決新財政聯盟採用歐盟機制。但英國在這關鍵時刻不但沒有積極投入解決歐債危機,反而堅決保持距離。倫敦不會不清楚今後將對歐洲關係構成的政治成本,然而,英國政府確有本身的考慮:一、經過十多年依賴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及相關業務的經濟模式,英國政府無法不優先保護金融利益。卡梅倫和英國政經輿論普遍反對開徵金融交易稅,擔心削弱「金融城」的全球競爭力和拖慢復蘇。二、英國失業人數增加至萬,創年來新高。若要參與挽救歐債危機,作為歐洲大國之一,英國無法避免承擔額外的財政開支(不然也沒有影響力),但選民必定反對。其次,英國更擔心納入德國主導的新財政規,削弱英國國民非常重視的自主和獨立空間。

卡梅倫在政治上可謂四面楚歌,對內方面,在自由民主黨副首相克萊格(Nick Clegg)威脅退出聯合政府的壓力下,保守黨首相卡梅倫最終沒有阻止德法領袖推動的新財政聯盟以歐盟機制運作,但保守黨內的右派卻強烈不滿。此外,唐寧街與愛丁堡(蘇格蘭首府)正為蘇格蘭獨立公投問題膠。卡梅倫採納財相歐思邦(George Osborne)的策略建議,快刀斬亂麻式舉行公投,為歷史問題建立合法性。對外方面,美國總統奧巴馬1月初公布新的國防戰略部署《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防務重點》,將美國的戢略資源和重心轉移至亞太地區。英國及歐洲的乄全政策官員和智庫即時對國際傳媒表示焦慮,因為美國不只受國內經濟衰退壓力所困,無法在歐債問題上支持歐洲,連戰略和安全方面都在歐洲面對戰後最嚴峻的挑戰時離開,歐洲憂慮受俄羅斯威脅。

歐洲方面,政治領袖和輿論對英國「隔岸觀火」卻又不時批評德法推動的倡議甚為不滿:法國總統薩爾科齊指卡梅倫的要求不能接受,包括容許英國豁免於各種金融服務監管,這恰與歐洲認為金融業務必須加強監管的主張相牴觸。去年11月峰會上,德法領袖致力爭取歐盟成員國通過挽救希臘及歐羅區危機方案時,卡梅倫不住提出不同意見,結果遭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公開叫他「收聲」之後,另一宗加深英國與德、法政治鴻溝的事件。而且,英國執政保守黨的國會議員更在歐羅區處於水深火熱時,動議辯論英國公投決定是否離開歐盟。英國的反對令修改歐盟條約無望,德國總理默克爾亦指,歐洲已向全體歐盟成員抛出合作機會,惟卡梅倫在談判桌上沒有選擇站在同一陣線,只力求談判結果不阻礙歐洲其他議題進度。

英奉行親美政策 疏遠法德

英國跟法、德在「單一歐洲」(Single Europe)或者說誰領導歐洲問題上的政治矛盾,委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早在1990年代冷戰結束時,歐陸政界和知識界主張趁機會全速推動「歐洲一體化」(European/regional integration)的夢想。經濟上,認為透過建立全方位的自由和單一市場,歐洲才能應付全球貿易和地區經濟融合的雙重競爭和挑戰(當時建立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談判進行得如火如荼,而美國亦有意設立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戰略方面,遊過從貿易到貨幣政策的經濟融合。而並逐步擴展至法律、社會及政治政策的融合,這種跨國的經濟和社會相互依存及整合,才能避免歐洲陷入國家之間的惡性競爭和衝突,達至「歐洲永續和平」(sustained or perpetual peace);亦可避免美國過多的軍事介入。事實上,美國在冷戰後也需要控制軍費開支,彌補列根時代發展「星球大戰」計劃開始積累的財政赤字。

然而,英國自古以來都有島國情結,戰後開始以建立與美國的「特殊關係」為外交政策基調,跟歐洲大陸(主要是法國和德國)保持距離。

英國雖然通過了《馬城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加入歐盟,但一直堅持不加入歐洲單一貨幣制(歐羅)。而且,歐洲問題一直是英國保守黨內「疑歐派」令前首相馬卓安政府不斷處於弱勢的重要原因。1997年新工黨政府上台,英國指出全球化為其民族復興國策,遊過全球化抵銷歐洲一體化的影響;首先是加強本來由保守黨政府開始推動的金融自由化(de-regulation),讓倫敦在2000年時確立成為歐洲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擊敗本來便有歐洲金融中心優勢的德國法蘭克福。在全球金融繁榮及連帶的新國際都會高增值服務業(如創意產業)優勢下,英國失業率大減,貝理雅政府較容易通過一些對歐盟成員國居民甚至其他國家人才開放機會的新政策。

政治方面,貝理雅政府在美國911恐怖襲擊發生後也背水一戰,把握美國的全球反恐需要,重新建立英美特殊關係,成為前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在阿富汗和2003X造情報發動伊拉克戰爭時的親密戰友。然而,英國的政策,在布魯塞爾—無論是歐盟及北約—同樣受到嚴峻質疑。歐盟本有共同防衛政策及共同對外政策規定,英國堅持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幾乎觸動此兩項歐盟政策原則。在一輪外交穿梭和游說下,最終歐洲國家協調到足夠票數通過支持伊拉克戰爭,但英國政府跟德國和法國在外交和公民社會上大力反對出兵的歐盟國家的政治鴻溝,卻持續了數年。

不過,從英國的國家利益看,英國的策略是成功的;透過緊貼美國全球反恐策略,英國有效加強了本身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情報、資源、制度和國際合作能力。911反恐期間,纏繞英國政府數十年,以武力爭取北愛爾蘭脫離英國統治的愛爾蘭共和軍(IRA)問題幾乎完全終止。同時,貝理雅透過與喬治布殊並肩作戰,又協助斡旋說服已故「利比亞強人」卡達菲放棄支持針對美國和西方世界的恐怖主義活動而「從良」;後來又從英美峰會方式改為全球公民社會網絡外交,包括利用G8會議(結果因倫敦英皇十字車站受到恐怖襲擊,峰會取消)推動滅貧,還有後來推動全球減排的氣候轉變外交等。英國以「全球行動者」姿態頂住了德國和法國在主導歐盟政策的政治壓力。

長期互相猜忌 舊怨添新仇

另一「英國利益」卻令法德兩國領袖「啞巴吃黃蓮」,因此兩國領袖顯得憤怒,不能容忍的原因。是歐洲在2000年推動歐盟東擴(即包括納入、何時納入前東歐國家);英國本來一直對歐洲一體化存有芥蒂。然而在911後,英國政府開始軟化,逐漸轉向支持歐盟的擴張,而且積極得令部分熟悉歐洲政治的學者笸傳媒都有些驚奇。有英國外交專家分析,英國為換取歐洲盟友支持反恐,也得有所讓步;但這「讓步」其實是陷阱,因為英國終於明白,從公開層面抗拒歐洲一體化,當前的政治氣候下,連英國新一代選民都未必會支持。與其成為頑固者,不如大膽走前,支持歐盟快速東擴,任何組織只要擴充太大,特別是好像東西歐國家從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人口背景、宗教信仰和文化習慣等,都跟傳統歐洲差距較大,將之快速納入歐盟,結果只會令強調高度融合的政治聯盟無法決策。其實這是削弱歐盟作為強大和凌駕國家之上的政治和經濟機制的「綿裏針」。

英國支持歐盟擴張,但一直堅持不加入歐羅機制;以往其論點都是以英國民意重視保留英鎊這英國傳統象徵之一,以及獨立貨幣政策的主權觀念。然而,直到去年下旬歐洲債務危機日益深化,特別是法國希望英國合作和協助應付頻臨崩潰的希臘和意大利的債務違約危機時,英國傳媒陸續有前財金官員、專家或保守黨議員發表文章,表明英國一向不加入歐羅機制是因為看到歐羅區內的東南歐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水平與原歐洲差距甚大,採用單一貨幣的結構性有威脅。而薩爾科齊在去年底歐洲峰會前為尋求各歐盟成員國支持挽救希臘方案時,已忍不住向記者透露出「被欺騙了」的怨懟:當初法國和歐盟也是被「欺騙」了,誤信了希臘等政府透過國際投行做出來的政府帳目符合加入歐羅區的條件,另一方面歐盟歡迎新成員時顯然有點過快。

理論上,歐盟接納新成員國年加入時,如認為其經濟條件不成熟,有權不批准其加入歐羅機制。但事實是當時在一片歐洲一體化全速前進的浪漫和熱情氣氛下,看到有份「過得去」的財物報表都接納了。

英利益優先 卡梅倫民望升

德法對英國的不滿是有「不能說的理由」 — 說出來於事無補,反而顯得枉作小人。這種長期的互相猜忌明確反映在推選歐洲理事會常設主席時,雖然貝理雅的國際聲望和政治能力受肯定,但法德以及部分歐洲國家明顯不接受由英國人來領導歐洲。

英國政府也該清楚,跟歐洲大陸國家的鴻溝愈拉愈闊,而在此全球化時代,無論歐盟作為一個「超國家」(supra-national)機制孰強孰弱,歐債危機不能盡快控制,歐盟諸國(即使只是傳統經濟實力較弱的多個東南歐國家)陷入經濟衰退,失業X升,整個歐洲的經濟前景和治安一定受到打擊。而英國今年還要舉辦倫敦奧運,一個衰退甚至亂糟糟的歐洲恐怕對倫敦奧運的安全工作及促進旅遊的經濟效益,都很難維持。事實上,在當前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氣氛下,不只是面對總統選舉的薩爾科齊急於在解決歐債問題,挽救歐洲經濟等問題上有作為,英國政府也同樣焦急。

可是,卡梅倫處境其實很困難:在國內,他有點似台灣的總統馬英九 – 保守黨以往常被政治學者和傳媒批評「老、白、男」(Old, White, Man);黨內重量級的元老過去把前首相馬卓安也搞得非常弱勢,1997年滑鐵盧式輸給新工黨後,黨內也經過一段真空期,要重塑保守黨的路綫和尋找可以匹敵年輕化和明星化了的新工黨。為了選舉,終於「新保守黨」讓年輕和形象較「明星」和「可親」的卡梅倫參選。但當選後,他在黨內的行政和政治影響力有限;要改革,黨的鐵桿支持者(如龍頭產業,包括全球金融、跨國石油、跨國企電等)等利益集團處處卡住。要維護利益集團和傳統意識形態(削公共開支),英國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特別是年輕人)高企;英國大學生示威變流血衝突;去年夏天倫敦突然爆發騷亂更蔓延全英格蘭。政府強硬,恐怕連治安都保不住 – 別忘記今年還有奧運會。

另外,更激進的「真正的愛爾蘭共和軍」(RIRA)又招兵買馬。加上黨內隨着歐債危機發難的老牌「疑歐派」,蘇格蘭獨立公投的挑戰,以及中產及工會對經濟持續低迷的不滿,卡梅倫只能跟歐洲硬撼。根據1月初BBC新聞報道,民意調查顯示,卡梅倫經過去年底到今年初對無底深潭一樣的歐債問題,堅持維護英國利益優先(財政獨立權)的做法,雖然經濟和失業未見改善,但民意支持明顯上升。

在國外,北約轟炸利比亞行動後,理論上英國不應再捲入「燒金」的海外軍事行動;但現實是,保守黨的歷史紀錄往往相反:1982年前首相戴卓爾夫人面對失業創大蕭條以來新高,全國經濟不京和工會罷工時,便以「福克蘭戰爭」(阿根廷稱「馬爾維納斯戰爭」)轉移政治視線,結果振奮全國,收到起死回生之效。今年4月是福克蘭戰爭30周年紀念,英國新近更趁阿根廷在當地海域的石油鑽探爭議,高調處理。除派遺皇家海軍耗資10億英鎊建造的先進驅逐艦「無畏號」(HMS Dauntless3月底到福克蘭群島。現實地看,英國應該只是在內憂外患中炒作一下「勝利記憶」,為經濟和倫敦奧運「沖喜」,但堅持不放棄「馬島」主權的阿根廷,會否抵得住挑釁?另外,日趨白熱化的伊朗和敍利亞局勢最終會否發生軍事衝突,英國會否捲入仍是未知知數。

是去是留 唐寧街痛苦抉擇

儘管如此,英國的精英輿論繼續分岐:《經濟學人》的評論指,卡梅倫還未夠果斷,他必須保障英國經濟命脈 – 倫敦金融城 – 的活力,英國才有機會復蘇。所謂「活力」就是拒絶歐盟(特別是德國主導)的加強金融監管政策,反對開徵金融交易稅。另外,就是必須保障金融服務等高增值行業繼續主導英國經濟,不能學德法重新建立現代工業。理據是連前任新工黨政府都知道靠金融自由化,才能跟美國紐約競爭,並有資源投放在教育等公共政策。

但《金融時報》則強調,贊成審慎和維護英國國家利益原則,同時具體措施應平衡實際和外交效果。該報去年1212日的社論認為,卡梅倫對歐洲修改憲法投反對票的理由成立,但卻無法阻止歐盟其他成員國透過組小圈子,令歐盟內產生一個德法全面領導的「核心」。這「平衡金融圈」(指歐陸金融中心)英國無法左右,但其今後的財政、經濟和金融規制政策將更統一。英國與歐洲國家已產生難以彌補的裂痕,歐洲官方和民眾均認為英國人妨礙救助懸崖邊上的歐洲經濟;英國以為這樣保護了倫敦金融利益,最終卻可能促成歐洲產生兩個金融中心。

今年的歐盟峰會上,德國在法國充分支持下明顯有步驟地領導和組織新的歐洲財政聯盟。卡梅倫在聯合政府的壓力和對歐關係考慮下,沒有行使否決權將這更緊密的歐洲融合規制摒出歐盟,不然英國只會更孤立。但保守黨內及蘇格蘭獨立等國內政治角力,似乎更消耗卡梅倫的政治能量和精神,今後,”to be or not to be in Europe”(留在歐盟抑或離開歐盟),恐怕是英國政府一個影響深遠的痛苦抉擇。

作者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士、倫敦亞非學院外交碩士,現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