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2日星期四

許知遠: 烏坎勝利的民主意涵



烏坎至少一人一票,而香港回歸已十五年,卻只能靠一千二百名代表來選特首。

在烏坎大排檔,你可以遇到所有人。新當選的村委委員、來自廣州的志願者、浙江的上訪者、提供建議的北京學者、東京的紀錄片導演,最多的是記者們,從法國的《解放報》到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

人們介紹自己,談論選舉結果、最新人事變動,或者最近的流言。伴隨烏坎這場戲劇的延續,一些人已來過好幾次,和一些村民建立了友誼,甚至還不由自主地捲入了日漸浮現的人事之爭中。

其中情緒最熱烈的總是來自香港。「比我們強多了」,他們操著廣式普通話,說得緩慢、卻力圖字正腔圓。我懂他們的意思,這個小村莊至少一人一票,而距離香港回歸已經十五年,他們還只能依靠一千二百名代表來選舉出特首。在某種意義上,香港媒體對於烏坎的高度熱忱的讚揚,像是對自身憤懣的排遣。

因為事件仍在進行,每個人到來的時間不一,理解的程度有深有淺,它也經常變成了信息的不斷重複。人人都好奇於這個根本問題,為什麼烏坎成功了,它的經驗可能被複製嗎?

不管是生活在中國,還是只透過媒體了解中國,都清楚因土地糾紛產生的農民抗爭是多麼頻繁。自中央政府在二零零五年取消農業稅後,稅費問題不再是農村主要矛盾。賣地成為地方財政主要依賴,也變成農民與地方政府核心矛盾。在經濟發展最迅速、耕地面積緊張的廣東,更是不斷發生。但抗爭常以激情開始,以暴力為結尾,然後迅速遺忘。

人們讚嘆烏坎,不是因為它的抗爭精神、它的民主嘗試。大規模上訪時有出現,村委會選舉已有了將近三十年歷史,地方選舉的最高級別已達到過鄉鎮,比起幾年前廣州附近太石村的村官罷免,烏坎的民主嘗試也沒有走得更遠。

但一系列的因素,卻讓它獲得了更充分的戲劇性。那些朝氣蓬勃的青年人,那富有組織性的動員方式,對新技術的掌握,事件持續的足長,多虧這個村子足大,有一萬三千人口,能提供持久運動的人口與人才。它還發生在一個中國發展的敏感時刻。人人都意識到這個國家需要新的變革,也感到上層權力的微妙競爭,所以這個村莊的命運,忽然變成了這個國家變化的某種方向標。更因為微博的興起,因為全球媒體的介入,它變成了一場持續的戲劇。

身在劇場中,你總是難以思考。有時,看著周圍的新朋友們,我吃驚於自己的冷感。來這裏兩次了,我期待的興奮感一直沒來。或許更深層的原因,我不知道該怎麼理解這兩個被人們大談特談的概念:「農民」、「民主」。

在我的智力成熟期,一個自以為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都會談到「三農問題」,認定它決定了中國的未來。儘管城鎮化的速度迅速,農民似乎仍牢牢地佔據著這個國家的主題。它不僅具有規模的優勢,農村人口仍牢牢佔據著主流,它也具有道德上的說服力,尤其是當《我向總理說實話》、《中國農民調查》這樣的著作擺在你面前時,一種撲面的苦難感也意味著道德上的優越感。

這其中充滿諷刺性。在中國傳統,明明是讀書人統治國家,他們卻不遺餘力地浪漫化農民,認定他們是政治與道德的來源,他們的穩定意味著王朝穩定,他們的反叛則王朝更替。而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它又被視作革命的根源,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之處,正在於它建立了一個革命聯盟,為傳統的農民起義賦予了方向與意義。革命在城市失敗了,卻在農村保持了活力。但一旦獲取了政權,新國家又不遺餘力地掠奪農村與農民。他們不僅失去了土地,還失去了基本的自由,戶籍制度把他們牢牢地拴在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耕種自己不希望耕種的作物。

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帶來了某種變化,家庭承包制意味著經濟上還權於民,農村再獲活力與繁榮,農民收入增速也一度超過城市居民。但甜蜜的關係沒能持續。進入九十年代,家庭聯產承包制所釋放出來的增產效應開始減弱,農村經濟發展堪憂,農村人口外流。外流的農民造就世界最大的工人群體,造就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城鄉分化加劇,鄉村再度凋零,農民湧向城市打工,只剩下老人與兒童。分稅制基層政府財政出現虧空,各種龐雜的稅收加劇官民矛盾。

但烏坎眼前的勝利能持續,得到傳播嗎?還是如之前的很多次案例一樣,它只是一個孤立的案件?從群體性事件,走向村級選舉,進而維護土地權益,它也具有真正的現代「民主」的意義嗎?還只是一次推翻了貪官、迎接清官的尋常故事?它只是上級政府恩准下的一次短暫嘗試,最終要被整體制度的慣性吞沒?民主在這個國家實在太稀缺了,所以,人們不吝給予這個村莊過度的讚揚。

夜色漸濃,街道安靜了下來,啤酒瓶倒了一地,才發現牆壁上的白酒廣告上印著「百年糊塗,在此相聚」。突然想起,正是一百年前的此刻,中華民國成立,它號稱亞洲第一個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