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坎至少一人一票，而香港回歸已十五年，卻只能靠一千二百名代表來選特首。
在烏坎大排檔，你可以遇到所有人。新當選的村委委員、來自廣州的志願者、浙江的上訪者、提供建議的北京學者、東京的紀錄片導演，最多的是記者們，從法國的《解放報》到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
人們介紹自己，談論選舉結果、最新人事變動，或者最近的流言。伴隨烏坎這場戲劇的延續，一些人已來過好幾次，和一些村民建立了友誼，甚至還不由自主地捲入了日漸浮現的人事之爭中。
其中情緒最熱烈的總是來自香港。「比我們強多了」，他們操著廣式普通話，說得緩慢、卻力圖字正腔圓。我懂他們的意思，這個小村莊至少一人一票，而距離香港回歸已經十五年，他們還只能依靠一千二百名代表來選舉出特首。在某種意義上，香港媒體對於烏坎的高度熱忱的讚揚，像是對自身憤懣的排遣。
因為事件仍在進行，每個人到來的時間不一，理解的程度有深有淺，它也經常變成了信息的不斷重複。人人都好奇於這個根本問題，為什麼烏坎成功了，它的經驗可能被複製嗎？
不管是生活在中國，還是只透過媒體了解中國，都清楚因土地糾紛產生的農民抗爭是多麼頻繁。自中央政府在二零零五年取消農業稅後，稅費問題不再是農村主要矛盾。賣地成為地方財政主要依賴，也變成農民與地方政府核心矛盾。在經濟發展最迅速、耕地面積緊張的廣東，更是不斷發生。但抗爭常以激情開始，以暴力為結尾，然後迅速遺忘。
人們讚嘆烏坎，不是因為它的抗爭精神、它的民主嘗試。大規模上訪時有出現，村委會選舉已有了將近三十年歷史，地方選舉的最高級別已達到過鄉鎮，比起幾年前廣州附近太石村的村官罷免，烏坎的民主嘗試也沒有走得更遠。
但一系列的因素，卻讓它獲得了更充分的戲劇性。那些朝氣蓬勃的青年人，那富有組織性的動員方式，對新技術的掌握，事件持續的足長，多虧這個村子足大，有一萬三千人口，能提供持久運動的人口與人才。它還發生在一個中國發展的敏感時刻。人人都意識到這個國家需要新的變革，也感到上層權力的微妙競爭，所以這個村莊的命運，忽然變成了這個國家變化的某種方向標。更因為微博的興起，因為全球媒體的介入，它變成了一場持續的戲劇。
身在劇場中，你總是難以思考。有時，看著周圍的新朋友們，我吃驚於自己的冷感。來這裏兩次了，我期待的興奮感一直沒來。或許更深層的原因，我不知道該怎麼理解這兩個被人們大談特談的概念：「農民」、「民主」。
在我的智力成熟期，一個自以為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都會談到「三農問題」，認定它決定了中國的未來。儘管城鎮化的速度迅速，農民似乎仍牢牢地佔據著這個國家的主題。它不僅具有規模的優勢，農村人口仍牢牢佔據著主流，它也具有道德上的說服力，尤其是當《我向總理說實話》、《中國農民調查》這樣的著作擺在你面前時，一種撲面的苦難感也意味著道德上的優越感。
這其中充滿諷刺性。在中國傳統，明明是讀書人統治國家，他們卻不遺餘力地浪漫化農民，認定他們是政治與道德的來源，他們的穩定意味著王朝穩定，他們的反叛則王朝更替。而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它又被視作革命的根源，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之處，正在於它建立了一個革命聯盟，為傳統的農民起義賦予了方向與意義。革命在城市失敗了，卻在農村保持了活力。但一旦獲取了政權，新國家又不遺餘力地掠奪農村與農民。他們不僅失去了土地，還失去了基本的自由，戶籍制度把他們牢牢地拴在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耕種自己不希望耕種的作物。
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帶來了某種變化，家庭承包制意味著經濟上還權於民，農村再獲活力與繁榮，農民收入增速也一度超過城市居民。但甜蜜的關係沒能持續。進入九十年代，家庭聯產承包制所釋放出來的增產效應開始減弱，農村經濟發展堪憂，農村人口外流。外流的農民造就世界最大的工人群體，造就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城鄉分化加劇，鄉村再度凋零，農民湧向城市打工，只剩下老人與兒童。分稅制基層政府財政出現虧空，各種龐雜的稅收加劇官民矛盾。
但烏坎眼前的勝利能持續，得到傳播嗎？還是如之前的很多次案例一樣，它只是一個孤立的案件？從群體性事件，走向村級選舉，進而維護土地權益，它也具有真正的現代「民主」的意義嗎？還只是一次推翻了貪官、迎接清官的尋常故事？它只是上級政府恩准下的一次短暫嘗試，最終要被整體制度的慣性吞沒？民主在這個國家實在太稀缺了，所以，人們不吝給予這個村莊過度的讚揚。
夜色漸濃，街道安靜了下來，啤酒瓶倒了一地，才發現牆壁上的白酒廣告上印著「百年糊塗，在此相聚」。突然想起，正是一百年前的此刻，中華民國成立，它號稱亞洲第一個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