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及利益集團已形成一個「自己人社會」，缺乏應變、改革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香港人，你是否願意一直被操縱、愚弄和剝削下去？
歸根究底，這就是香港人在盤算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誰更值得支持的時候，必須撫心自問的問題。
既得利益者從來都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多年來，大地產商以近乎合法行騙的方式，對香港人辛苦創造和累積的財富予取予攜。他們會用盡金錢可以收買的一切資源，確保權力更迭和政府換屆之後，香港的現狀——包括政府的房屋和土地政策，以及他們經營的法律環境，亦即是他們目前得到的「壓倒性的不公平好處」(overwhelming
unfair advantage)——會保持不變。
民主黨和泛民主派表面上是反對黨，實則跟保皇黨民建聯和以維護大財團利益為己任的自由黨一樣，都是建制的一部分。他們已經習慣了跟現任特首曾蔭權與他的愛將——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打交道，反而梁振英是一個未知數(unknown
quantity)，將來未必是一個可以跟他們做買賣和互相交換利益的人(a man they can do
business with)。更何況梁振英的民望高，一旦當選，他們幾乎是唯一的政治資產就會馬上貶值。
民粹主義的報紙需要一個弱勢、經常犯錯和醜聞不絕的政府去給它們矮化、醜化和妖魔化。社會越分化，市民的怨氣越重，無力感和挫折感越強烈，它們透過鞭撻政府來提供廉價發洩的功能便越重要。這就是它們是非不分，將兩位特首候選人的「醜聞」不分真假地渲染報道的謀利動機。
所謂政治不擇友(Politics makes strange bedfellows)，一個因利而聚、同氣連枝的反梁政治聯盟出現，「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的專欄作家和意見領袖紛紛加入推波助瀾。於是，來自四面八方對梁及其陣營的攻擊，再加上一個在適當時候跟傳媒「合作」的政府，以及永遠站在道德高地亂扣帽子的政客窮追猛打，無風起浪的西九設計比賽利益衝突疑雲和穿鑿附會的所謂江湖飯局，迅即由「非事件」(non-event)變成媒體事件，再變成具殺傷力的政治事件。
梁振英既是北京可以接受的特首人選，便必然是改良者(reformer)多過是激進、徹底的改革者(revolutionary)。這樣的人，仍然被視之為必須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可見既得利益集團的貪婪、腐敗和不容異己；也間接反映了特區政府在曾蔭權的多年領導下，已淪為某些人的生財工具。
香港財閥對梁振英深惡痛絕，固然是因為害怕他一旦執政，會斷絕他們發大財之路；但除了經濟理性之外，似乎還有感情因素在內。一如吃肉的人對素食者有一種本能的抗拒和不信任，慣於剝削、人脈關係四通八達(the
well-connected)和互相關照的特權階級，必然會視出身勞動階層、不群不黨、靠自己努力向上爬的梁振英為陌路人、他者和敵人。
「自己人社會」(insider society)是一支龐大的貪污隊伍，它用來劃分敵我的邏輯很簡單——你不肯同流合污，你就不值得信任。它的主要特性是它的自保本能(instinct
for self-preservation)，所有「自己人組織」和「自己人社會」都戀棧戀職、希望自己可以沒完沒了地永遠存在下去(self-perpetuating)
。「自己人社會」的管治者自有其一套不足為外人道的「用人術」，與「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或「集合眾智，無往不利」的傳統智慧大相逕庭。對這類管治者來說，所謂善於用人，不僅僅是善於發揮一個人的長處，也是要利用一個人的短處來控制他；而一個人的忠心——指家僕對主人的忠心——遠較他的才幹和能力重要。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既得利益集團對唐英年的不離不棄。
「自己人社會」最缺乏的，是應變、改革和自我更新的能力(capacity for
change and self-renewal)。今日的科技日新月異，全球化令世界變得越來越扁平，一個抗拒改變、不善應變的社會又怎會有競爭力？一個只願意相信和懂得照顧自己人的政府，又怎會有解決問題的新思維？這就是香港近年來衰退以及被邊緣化的深層原因。
在這樣的政治形勢下，沒有投票權的香港人可以做的事情也許不多，但有一件事情他們萬萬不可以做，就是像花三十萬港元（約四萬美元）登報章全版廣告質問梁振英黑金政治聯繫的香港大學學生會那樣，成為操縱大師列寧口中的所謂「有用的傻子」(useful idiots)，給人利用去維護一個把他們剝削到極致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