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胡溫體制下最後一次召開兩會，改革與反改革的力量博弈。中國面臨發展瓶頸，然而一些既得利益集團與資本勾結，反對改革，更有極左人士指責改革者是「賣國勢力」。不少代表寄望於半年後上台的習近平和李克強領導的新政府，可以從體制創新著手，解決權貴資本主義集團壟斷的弊端，但又要避免運動式「唱紅打黑」、罔顧法律「程序正義」，關鍵還是進入法治的市場化軌道。
初春三月，又到一年「兩會」時。兩會，北京舉行的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二零一二年的兩會，是本屆人大和政協的最後一次大會，距離中共十八大還有半年。對這特殊意義下召開的兩會，中國百姓期待值更大，世界媒體關注度更強。本次兩會，改革成了主題詞。抓住機遇，續寫春天故事，將主要由中共新一屆領導層執筆。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將於中共十八大出任中共總書記，他在本屆兩會上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特別引人關注。當下中國，對三十年改革的反思熱潮正在興起，繼續改革的條件已經具備，深化改革的基礎更加堅實。
今日中國，面臨新的發展瓶頸。改革，從「淺水灘」摸著石頭過河，漸次走進「深水區」，然而一些既得利益集團權力與資本勾結，不再想往前走了，陶醉於摸石頭了。多年來始終被人詬病的鐵道部，是國家僅存的一個擁有自有體系的龐大部門，腐敗壟斷，政企不分，投資龐大，負債沉重，內部複雜超乎所有人想像。
更有一些極左派不滿改革帶來的變化，指責改革者是「賣國勢力」，令國有企業破產、國有銀行廉價外賣、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由馬賓、李成瑞、張宏良、孔慶東等極左民粹派發起的《關於恢復憲法「懲辦賣國賊」條款的建議》簽名活動，獲全國十多萬人聯署，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直指當下「賣國賊」鼓吹普世價值，將中國全盤西化，戰略產業、戰略資源淪入外國敵手，要求嚴懲這些「賣國的漢奸」。（見第二十七頁）
由於這是胡溫體制最後一次出席兩會，不少代表都認為政治改革很難期望他們，而是寄望於下屆由習近平及李克強領導的新政府，可以從體制創新著手，解決權貴資本主義集團壟斷的弊端，但又要避免運動式「唱紅打黑」、罔顧法律「程序正義」，關鍵還是進入法治的市場化軌道。也就是說，既要反極右，也要反極左。
一九七八年至今的改革，始終挑戰既定格局。但改革必定會招惹是非，難以十全十美，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公平正義的焦慮，路徑鎖定的憂嘆，不公正不陽光不和諧不穩定的問題，道德層面上的缺陷也愈加嚴重。原因就在於一些改革偏離了航道，只照顧少數人利益，權家通贏、贏家通吃，貪腐沒有遏制，社會充斥不公平，貧富差距嚴重，政府信用降到最低，一邊是集各種資源於一身的上層結構，一邊是一無所有的下層結構。這上層是權力與市場、資本的結合，資源集聚速度加快。
中國從來不缺辦法，缺的是落實辦法的機制和動力。如果沒有這種機制，失衡的力量就難以取得均衡動力，未來就難以避免社會動盪和社會變革。中國制度改革的鴻溝，正是既得利益群體一次次拒絕「制度革新」而屢失機會，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後，是所有重大問題的癥結所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不久前發布《社會進步研究報告》，報告指出：「今天體制改革已經陷入困境，可以說是個不爭的事實。近些年來，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基本被擱置，尤其是體制改革被束之高閣」。
改革潮終於有望再起。全國兩會召開前夕，二月二十日，中共喉舌新華社發表長文指出，二十年來，伴隨著對社會建設重要性的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從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轉變，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不斷得到加強。文章強調，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用改革的辦法解決「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二月二十三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深化改革認識論之一」的《寧要微詞不要危機》，認為改革總會引起一些非議，對於改革者來說，認真聽取民意，又不為流言所動，既需要智慧和審慎，更要有勇氣與擔當，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再次高舉倡導改革的大旗，令人眼睛一亮。
但是，改革由於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舉步維艱，長期為人所詬病、被稱為「鐵老大」的鐵道部，雖然面對強烈的改革呼聲，包括要求「政企分家」，但如何改革，仍沒有具體方向，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中鐵隧道集團副總工程師王夢恕更反對將鐵道部「政企分家」。
日前，曾為中國早期市場改革提出建議的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發布報告，認為中國急需深層次改革，目標直指國有央企。顯然，無論是新華社、《人民日報》還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出的有關深化改革的相同輿論，不會是自選動作，而是中南海的共識。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三月五日在人大開幕式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近七十次提到「改革」，要深入推進重點領域改革，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接受採訪時說，現在改革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利益格局的影響。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市場經濟在廣東充分發育，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局面已經形成，也產生新的利益格局和不同的利益取向。要深化改革，解決利益格局對改革的影響，黨和政府部門要首先從自己身上開刀，處理好不同利益群體對執政黨和政府的影響。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接受採訪時說，為什麼改革很難？為什麼中央提出多年的深化改革在實際當中推行不起來？為什麼有些改革在實踐當中變了樣？問題出在哪？從地方情況看，在現有考核機制下，地方以做大GDP總量為主要目標，以上重大工業項目為主要任務，以土地批租為主要特點，以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的形成已具普遍性。壟斷行業為什麼難改？就是因為行業利益太突出了。他認為，改革難度在加大，以往的改革多半是放權讓利，擁護者眾，阻力相對較小，而現在的改革往往涉及利益調整，面臨較多阻力。以往主要是圍繞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現在則要全面推進四位一體改革，以往的改革往往是單項的改革，現在要系統謀劃、綜合配套，改革不能再僅僅滿足於搞「碎片化」的改革，需要重點突破。
中國陷入轉型陷阱
清華大學學者郭于華、孫立平都認為，中國目前所遭遇的是「轉型陷阱」，即被變革轉型催生出的新型力量開始定型，成為這個過程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然後要求維持現狀，要求社會不再往前走了。這種趨勢下，資源和機會的集中化就越來越明顯，甚至出現資源和機會的壟斷。體現在普通人的生活上，就是社會結構中下層的生活空間變得越來越狹小，機會變得越來越少，比如就業、受教育、升遷、改善生活水準等各方面的改善空間，變得越來越狹小。這是資源集中和壟斷在普通人生活層面突出的反映。當今很多人有同感，社會很沉悶，社會活力下降，發展步伐越來越沉重，乃至出現非常強的要求維持現狀的狀況。由於權利獨大，權力要自保，社會轉型轉不下去了。原本應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推進的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推進，不僅停滯，甚至在某些層面上還出現倒退現象。
日前，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前國家新聞出版署長杜導正說了兩個故事。第一件事，他說，去年春節和今年春節，兩個剛剛退下來的省委書記和中央一位部長與他「咬耳朵」，說悄悄話。那位退下來的省委書記說：「我在台上這幾年，真話不敢說，假話我不說，只能不說話。」那位退下來的部長說：「我從地方上回到中央來十年了，說話，說真話越來越難。」第二件事，已經去世的那位原《人民日報》總編輯與杜導正住一個大院，一天晚上散步相遇，杜導正問他：「《人民日報》你看嗎？」他說：「我不看。」說了這兩件事後，杜導正說：「這說明什麼問題？這麼高層的領導人，這樣一種心理狀態，這樣一種行為狀態，說得重一點，是我們執政黨的統治危機。現在我們的官場上，套話、空話，有時假話連篇。這對執政黨是非常危險的。」
政治體制改革，早已是民意所向，但多年來卻只聞聲而不見影。用全國政協大會發言人趙啟正的話說，「政治體制改革要深思熟慮、徵求各方面意見之後才能進行」。不過，「十二五」規劃提出收入分配改革、財稅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國企改革等，被視為「深化改革的戰略宣言」。全國兩會溫度最高的議案提案，都是深化改革的思考和探究，深化改革的部分入口已經定奪。中南海表明，即將推進的深化改革，包括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深化價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進政府改革等。
二十年前，九十歲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當時改革陷入停滯而經濟持續不振態勢下，憂心如焚，南巡考察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幾大特區，以四川方言，說家常般發表影響中國歷史航向的「南巡講話」，從此，春天故事在中國大地繼續上演。今天，正處於轉型期的中國，擁有較之過去強大許多的改革資本。
全國政協委員、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接受採訪時說，中國改革阻力來自兩方面，一是認識上的，複雜的經濟體客觀上需要政府監管，一味放開不行，政府強勢干預也不行，如何把握分寸，就需要實踐中探討，形成上下共識；二是利益問題，多年改革已形成諸多利益格局，要打破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礙，需要民眾百姓和高層領導兩頭都使勁。前路再艱難，也不能成為不前行的理由。他以打破壟斷行業舉例說，反壟斷要從壟斷企業內部一點點撬開。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兩會上對深化改革作了概要闡述：當下和今後一段時期，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是轉變政府職能，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深化土地、戶籍、公共服務改革，推進社會事業、收入分配等改革，推進依法行政和社會管理創新，有效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由此可見，中國開始的深化改革重點大都屬社會改革內容，也是當下社會失公的主要糾結所在。
兩會上，稅收問題受到關注。原因是一個月前，財政部發布全國稅收數據。二零一一年全國稅收總收入接近九萬億人民幣（約一點四萬億美元），同比增長百分之二十二點六，同期財政收入首超十萬億，增長百分之二十四點八，而GDP增速則為百分之九點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認為，大幅度、大範圍減稅不僅是當務之急，且力所能及。總理溫家寶在人大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中，已明確提出「實施結構性減稅」列為今年改革重點。
經濟學家茅于軾說過，百姓生活中的任何一樣消費，不管是在超級市場購物，還是交電費，交電話費，都含有稅，只是本人不知道而已。商品中這些看不見的稅是稅收重要部分。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都是間接稅，佔稅收大部分。間接稅由企業開始，層層到百姓，百姓卻不知道被拿走多少。據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統計，二零一一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同比增長百分之十七點九，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百分之十四點一。零九年的增速不到百分之十，可見近兩年城鎮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加快，但與稅收增幅相比，居民收入增長還是慢。近兩年，全國稅收增幅都是百分之二十二點六，高於居民收入增幅。學者普遍認為，問題主要在稅制結構。中國稅制以間接稅為主，隨著經濟的增長和徵管的加強，就有累積效應。此外，還有國民收入分配秩序問題，企業收入較高，這與壟斷行業的壟斷利潤有關。
據悉，二零一二年稅制改革內容有六項，涉及營業稅改徵增值稅、消費稅、資源稅、房產稅、環境保護稅、城市建設維護稅。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前五項已進入視野的稅制改革外，今年會推進城市建設維護稅改革，此稅是指國家對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單位和個人就其繳納的三稅稅額為計稅依據而徵收的一種稅。全國人大代表、東北財經大學黨委書記艾洪德說，城市建設維護稅改革，主要在於賦予其正式的稅收地位，改變其依附於商品稅的狀況，直接以納稅人的銷售收入或營業收入為計稅依據，保證為城鄉基礎建設提供足夠資金來源。
當局為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交通、電信、能源、基礎設施等行業領域，興辦金融機構，投資商貿流通產業，參與發展文化、教育、體育、醫療和社會福利事業，兩年前曾出台《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即新三十六條，但實施細則始終沒有出台，不過，可望三四個月內出台。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濟南分行行長楊子強認為，這將真正讓優惠政策落地，豐富民間資本的投資手段和渠道，為經濟主體提供更多元的投資渠道和豐富的金融產品。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被列入今年重點改革任務之一，當局提出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資制度，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穩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創造條件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的全民共享機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嚴格規範國有企業、金融機構高管人員薪酬管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促進機會公平。
依靠法治降低改革成本
百姓認知改革是否務實，是從個人生活和工作的遭際對社會是否公平作評價的。百姓對改革的關注，大多集中在削弱、破解、填平而最終剷除由身份、戶籍、教育、就業等帶來的一系列社會不公平上。推進改革，要對可能遭遇的堅冰和反彈作準備。深化改革的挑戰不會比改革開放之初輕鬆。避開深化改革的險灘急流，盡量降低改革成本，唯有依靠法治保障。在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中南海首次使用「頂層設計」一詞：「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其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又明確提出加強改革頂層設計，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但在隨後的時間裏，並沒有這方面的實質性進展。將於三月中落幕的全國兩會，有望形成深化體制改革的社會共識，致力突破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推進改革頂層設計與落實而走出「歷史轉型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