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競：豬狼不如的選委團 二之一
看完在灣仔舉行但全程由西環（北京？）編導的猴子戲，終於明白中國人百年來的民主路為何如此艱辛。
一千二百名選委中，泛民主派選委早已表明，或投何俊仁，或投白票，或乾脆不領票。泛民未能團結一致，既參加自己反對的小圈子選舉，卻又中途退出，未能在保守香港核心價值上，發揮最大能量，阻止梁振英當選。不過，這只能說是策略上的分歧和錯誤。這裏不過百餘人。
至於梁營，如果是真心出於支持梁振英的政見政綱，從一開始便提名予他，歷數次醜聞而仍信任梁氏，並在旁支持到底，也該贏得人們的尊重；世事難料，即便將來歷史證明他們是錯的，也只是判斷上的錯誤。這裏，最多三百人。
「關鍵少數」
捧梁上台
唐營呢？一直以來予人純粹以利益糾合的形象——不是既得利益，便是公子哥兒。然而在最後這幾天，在一片歸邊倒戈聲中，仍有數個響噹噹的人物在公開場合和報章
廣告中，堅定不移地挺唐。當然，不排除他們是收到另類聖旨，或是北京派系鬥爭造成的混亂，或是為了營造真選舉的假競爭。但如果他們真的是出於對唐氏的支 持，則不論他們的政治理念如何貧乏，我們如何反對地產霸權，也總算有點骨氣——雖沒有遠大的政治理想，卻起碼有對朋友的忠誠和義氣。這裏，即使計上白票，
也不過三百餘人。
餘下的三、四百人呢？他們才是今番把梁先生捧上特首寶座的「關鍵少數」。當中有多少人是真正基於獨立判斷而作出選擇？還是在選前猶豫觀望，一旦看準風向便看風轉舵？或臨陣跳船，然後以民望為自己的懦弱開脫？
由於是次選舉如此混亂，候選人誠信如此不濟，流選再選本來是很自然的事。他們當中有些人雖口口聲聲說要看民意，但卻又無視二十多萬港人排隊表達的清晰民意——就是對兩位欽點候選人和整個制度的不滿。
悉數投降
比豬怕死
看着他們當中某些人在會展爭着和受到中聯辦祝福的候選人熱切握手，實在令人反感。可惜的是，偏偏這種人在中國人社會裏多得很。以下，我節錄一段蔡東藩的《民
國史演義》，描述的是1916年袁世凱準備稱帝時，他的親信偽造報紙（那不是像《成報》竄改一兩句，而是整份報紙都是假的），又鼓動保守力量，組織所謂公
民請願團，逼議員投票改變國體，恢復帝制。由於恍如今日，容我全文照錄：
到了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參政院中，召集全國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 人，申決國體投票。各參政員全體到齊，只有黎元洪請假未到，院外大排軍警，看似歡迎代表，實是監督代表。那一千九百九十三人，曉得什麼玄妙，一個個魚貫而
入。到了會場，但見中間擁着兩個大匭，左匭上貼着君憲兩字，右匭上貼着共和兩字，當有一班招待人員，與各代表附耳密談。各代表均唯唯從命，大家領票照書， 均向左匭投入，至開匭驗票，左匭中一紙不少，足足有一千九百九十三票，統是贊成君憲。右匭中當然不必開驗，便照例宣布：大眾呼了三聲「帝國萬歲」……
這當然是公然的以軍警逼迫表態，是我國一百年前民智未開、共和初建、軍閥獨裁時的光景。可是想不到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沒有軍警招待，也沒有人在他們頭上架
槍，他們卻讓自己和香港的民意任由強姦宰割，那豈不是比豬還怕死嗎？既然有不記名投票和法治的保障，他們大可陽奉陰違，說一套做一套，可是卻出人意料地在 第一輪投票便悉數投降，那不是比豬更笨嗎？
所謂精英
原是雞蛋
他們為一己之利而出賣香港的高度自治，甚至是自己的朋友，那不是比狼更可怕嗎？他們這些人，說是生活在高度西化的現代金融城市，但不是連北洋軍閥治下、剛剛剪辮子的前清遺老也不如嗎？難怪以前詹德隆說，香港的精英不是黃皮白肉的香蕉，而是白皮黃心的雞蛋！
其實，我也說錯了——只要看過姜戎《狼圖騰》的朋友都知道，狼是很美麗的動物。狼獵食時，極有團隊精神，對同伴忠心，而且最重要的是，狼斷難為人馴服，就像
書中主角的小狼一樣，寧願餓死也要掙脫枷鎖，追求自由。比之我等普羅大衆，選委都是有地位的人，早已不用為五斗米而折腰；他們爭奪政治分贓時有十足的狼 相，但肯定沒有丁點兒狼的傲骨，把他們比喻為狼，是污衊了狼。
所以不要說是中央操控——其實中央從來沒有操控，是他們自己的奴性在操控。都 說不記名投票能保障選舉的公正——西方的民主理論果然不合中國國情，因為即使文明如香港，我們還是擺脫不了奴性；有奴性，則什麽制度保障也不管用。論成
就，他們是香港養育的精英，評品性，委實卻可憐得像奴隸；靠這種奴民領導我們的發展，我們還能指望什麼？
以下僅以一首打油詩與讀者分享：
唐第門前燕，飛來又飛去；
獨樑尚築巢、但看北風吹。
（一班無投票權的小市民打油詩）
特首選舉回顧與前瞻．之一
邵力競：特首選戰的真正贏家 二之二
誰是今次特首選舉的最大贏家？
梁振英嗎？表面上是，但恐怕他日後幾年的日子也不好過。
那些唯利是圖的跳樑小丑嗎？短期的確如此，至少撈幾個委員會主席坐坐，也過癮。但他們的政治利用價值會隨時間邊際遞減，甚至是用完即棄。如果我是梁振英，必要時不妨拿幾個來開刀，以示自己是七百萬人的特首，公正不阿。這是林行止常說的「雍齒效應」的逆用。
西環嗎？經此一役，表面上它的權力很大，可以指點江山。但是，過往北京的遙控，還能因距離產生美感，到了今天西環的裸控，只能說是效果愈來愈差，代價也愈來愈高；記得政治學者好像說過，愈是要公開使用的權力，也是力量愈少的權力。
聯盟矛盾
漸次公開
我認為真正的贏家不是任何人，而是香港的政黨政治。
何解？一直以來對香港走向政黨政治懷抱疑懼的主要有兩股力量。
一 者，為本土的保守力量。所謂「保守」，是指他們希望保持以前英治時代、政制未開放前的利益分配模式和辦事方式，當然老闆是換了。這股力量的核心是大資本
家，即以地產、金融資本為骨幹，配以外圍跟這些行業關係密切的專業界別、廣義的工商界中小企業老闆、不少高級公務員，以及他們在立法會的政治代理人。
他們的核心思想是要保持《基本法》裏面承諾不變的資本主義制度。至於什麽是資本主義，不同人理解會有不同：對於確保資本主義制度順暢運行的法治及某程度上的
自由，也就是很多人講的核心價值，他們也是支持的；但對民主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政黨政治即使不是抗拒也是懷疑，因為在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制度裏沒有這回事。
這種立場與其說是基於理念或哲學上的分歧，不如說是從現實出發；既然現成制度已能保障我的生意，何故要冒風險改變？畢竟風險與回報是要放在一起算的。
一位祖上曾在上海經商的前輩曾對我說：1997年以來，維護建制不變的主要力量，是傳統左派和本地工商界之間的聯盟，是北京當局為了確保平穩過渡的需要，就像1949年解放後初期對工商界的短暫懷柔一樣。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老一輩中央領導人（鄧、江）都跟香港工商界老一輩人物有點私交，也許也感激他們過 去對改革開放的貢獻（唐英年的家族便是一例）。
這次選舉中人們經常說的建制派分裂，其實就是以上這個聯盟長期內部矛盾的公開化。以唐英年為代表的本土工商界一線力量敗陣，讓這股舊制度下的呼風喚雨者，首次在政治上嘗試到失敗的滋味。他們該認清三個事實：
一、隨着中央領導的換屆，本地大家族財團掌權人的老去，以及中國經濟這十年來的日漸「自給自足」，過去他們與中央半私誼、半互利的關係已是明日黃花。
二、過去政治上的那種他們吃飯，特區政府自動以民望埋單的免費午餐，隨着新政府上場會一去不返（梁氏民望如此低，找你開刀還來不及，又怎會幫你埋單？）。
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小圈子選舉不一定對他們有利。
明星效應
令人麻痹
試想想，今次既然是小圈子選舉，為何梁氏的競選工程遠比唐氏成功？只要客觀分析，當知道至少在初期，這不能簡單的歸功於西環，也不能純粹歸咎於唐英年的個人
能力和形象（看看豬、狼的比喻，可知只是伯仲之間、各有取捨）。論財力和明星效應，唐營均佔絕對優勢，可見這些不是關鍵，甚至是令唐營過度麻痹大意的原 因，就跟從前民主黨以為靠幾個政治明星就可以勝選一樣！
我認為，撇除中央最後關頭的定案，原因有四：
一、從來沒有一套政策綱領，也缺乏一套能令人信服的政治信念，或至少一套能自圓其說的政治論述，為現今香港的問題來個解說。現代政治着重合理化（justification），尤其對於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
二、恕我直言，團隊中明星拱照，但有明顯階級局限性（套用大陸的一句話），尤其對這幾年來民怨的根源，認識嚴重不足。
三、真正落手落腳的參謀何在？有沒有智囊機構（不是臨時拉伕的那種）？否則如何應付突發危機？政治是專業，如果當事人都沒有足夠政治觸覺和判斷力，臨陣應變焉能不敗？不是說我做生意很在行便能自動轉賬。
四、沒有政黨配合動員。自由黨也許跟他們路線接近，但因一直以來依仗功能組別起家，沒有組織力——不要說群眾組織力，恐怕即使小圈子的組織力也是有限。
坦白說，唐營代表的利益有此一敗，很大程度是往日過分依賴功能組別選舉的自食其果；相反，梁氏一開始便是挾民意以令諸侯，反對他的人如果能客觀公正的分析，起碼在這事情上他是很成功的。
政治投資
向來偏低
一 直以來的政治免費午餐（看到曾特首眼下的困擾，可能也不盡然是免費的），令本土工商界長遠而公開的政治投資奇低，沒有具公信力的政策或公共事務研究機構，
沒有像樣的政黨組織，也毋須專業的政治游說，頂多是找幾個公關了事。這是長期抗拒議會和政黨政治的後果，並會因2017年選舉的進一步開放而更形突出。
筆者並非內幕人士，只是根據公開現象分析。聞說唐營中有人把失敗以陰謀論觀之，認定唐氏一開始便是陪跑。中國政治從來透明度低，對此我們不得而知，也毋須枉作猜測，但唐營背後勢力如果以此總結經驗，昧於上述的大趨勢，那麽他們日後的結局是可以預料的。
相信本土工商界中人，也有不少真如唐氏所言，是「真正為香港負責」、「關心香港命運」，那麽對今日之事，可有覺悟乎？
特首選舉回顧與前瞻．之二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曾任特區政府政務主任，現從事公共事務諮詢
邵力競：工商泛民 唇亡齒寒 之三
起初他們迫害共產黨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馬克思的信徒；
後來他們迫害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日耳曼人；
再後來他們迫害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牧師；
最後他們迫害到我頭上，我環顧四周，卻再也沒有人能為我說話。
——一個二戰時期的德國牧師
特首選戰最後一星期的腥風血雨，令原來一貫頤指氣使的大商家，忽然變成被玩弄的對象。我沒有幸災樂禍，反而添了一份同情。我想起以上這段話，出自一位德國牧師在二次大戰後的深刻反省，解釋了為何納粹黨會在德國成功奪權，足以為世人鑑。
官商勾結
港人反感
有論者云：為何泛民不能在最後關頭公開支持、甚至全票轉投唐營，以壯聲勢，阻止西環的挖票？但只要看看市民對曾蔭權「款待門」的反應，便應知道大眾對過去十年官商勾結的反感。
一直以來，香港工商界視民主政治為畏途，把推進民主制度建設的政黨一律視為民粹；在極不公平的權力分布和市場規則下，對小市民以至中小企業的困境視若無睹；如此種種，才是造就今天局面的遠因。
唇亡齒寒，昔日唐營中人如果不是對泛民處處防範，對涉及市民福祉的政策百般阻撓，在政改問題上逆民意而行，充當西環的打手……，又會否有今天的結局？而今天
梁營中的工商專業界人士，又會否成為明天的唐營？最後的勝利者，會是本地左派？還是在香港日漸冒起的中資勢力、近年在中環愈來愈多的海歸派，乃至這十年大 量進據政、商要職的「新香港人」？
選舉最後幾天，什麽黑金、黑客，以至個別傳媒黑心的竄改事實，讓大家一時還真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真是我們認識的香港嗎？我希望，唐先生的眼淚不是單單為了一己的遭遇，而是為了我們的不幸而流。
都說歐美民主如何混亂，可這些黑客、黑金、黑心乃至最終黑箱的事情，要是發生在眼下美國共和黨的初選，我肯定那個候選人無地自容，鞠躬退選。這不是姓唐姓梁的問題，而是誰當選都是勝之不武。
即使這種事發生在十五年前，我也肯定社會不會如此包容。現在算是如何？隨便發個新聞稿、搞個記者招待會、道歉幾句，就算了事嗎？香港的文化水平怎麽會墮落到這種地步了？
溫水煮蛙
早已開始
離奇的是，本市的第一領導——不論是現在的、還是將來的——竟然沒有對這一連串離譜的事情發個聲明、說半句話。要是在十五年前，起碼政務司司長是會代表政府
說話的。原因大家也很清楚，因為他們或民望低迷，或其身不正，或自己本身就是事情的得益者。走到這地步，也就不能怪傳媒和反對黨奪去政府的領導威信。
可悲的是，香港的市民也似乎有點麻木了；畢竟，我們已經太累了。難怪所有帝國的瓦解、文明的衰落，都是漸漸的；如果把歷史的視角放遠一點，人們一直擔心的溫水煮蛙，原來早已開始了。
一位素不關心政治的朋友說，上周的事情讓她想起電影《鋼琴戰曲》中華沙的猶太人受迫害的過程：先是上街要佩戴識別種族身份的大衞之星，然後被驅逐到猶太人的
專區居住，活動受限制，再被送到工地當苦工，最後便是運到集中營的毒氣室。也許因為過程是漸進的，所以沒有反抗，直到最後波蘭華沙僅存的猶太人起義時，他 們的力量已經太衰弱了。
公平競爭
不靠人脈
所以很多人現在跑出來喊西環治港，恐怕短期內我們不會很明顯地看到，因為兩制的消亡過程不會是鯨吞，而是蠶食。
但可以肯定的是，隨着香港的自主性喪失，本土的經濟力量將失去政治權力的保護，在與內地為背景的企業競爭時，將更形劣勢。
近 幾年，我們的曾特首在內地官員面前一副局促相，已是最好的反映。由於新特首缺乏威望和認受，這種在外人面前抬不起頭的情況不會改變。雖然他可能得到中央的
各種好處，但那近乎施捨而非互惠的經濟利益，必然要以政治上的高度自治償還，進一步削弱他在港人心中的威望，激化中、港矛盾，造成惡性循環。
要確立特首及其政府的領導威望，捨制度改革而無他途，對此我在過去一系列文章中已有分析。此次選舉，更突顯了一個好的制度，才能確保工商界在真正公平、公開的競爭下，減低不確定性，爭取自己合理的利益，而非一味依賴個別領導人的人脈，或者波譎雲詭、變幻莫測的中國政治。
當然，以上可能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書生之見，但如果香港的商人能有真正愛香港的胸懷，香港的政治就有機會朝着比較健康的政黨政治發展；我們應該在不久將來看到，目前以自由黨及一眾功能組別為主的工商界政黨，會作出整合和重建。
至於北京的態度在此役後將有何轉變？下文再析。
特首選舉回顧與前瞻．之三．完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邵力競：自由燭光還能照耀多久？ 之四
前文提到經過此次特首選舉後，工商界人士應對政黨政治有新的看法。至於北京當局（不是中聯辦），亦會從今次普選前哨戰得到重要啓示，測試到2017年萬一真正開放選舉後的變局。
如能客觀看待問題而非純粹從敵我矛盾出發，或有以下觀察：
一、香港人普遍務實（說是鵪鶉，也不為過），不會推選民主黨等和中央關係惡劣的候選人，這在選戰以來的民調中很清楚；
二、只要建制陣營不是兄弟鬩牆致使白票大增，建制派候選人有望穩定當選。
如果北京要繼續在實現「一人一票」選舉後操控結果，或者確保高安全系數的話，必然會謀求盡量團結自家陣營並分化對手。具體可能有三大方法：
一、 放鬆特首不得有政黨背景的限制，容許並鼓勵建制派政團之間組合成更大的政黨，透過某種客觀可循的內部初選或篩選機制（但不一定公開透明遑論公平），推舉出
一位共主競逐特首寶座。此種方法比較文明，也接近我們認知的西方政黨政治，也是何故我在前文中提出，政黨政治可能會在此次選舉後反而得到發展。
泛民難有機會贏選舉
由 於北京對本地政團的操控遠比泛民等反對黨派之間經民主協調來得有效率，加上後者素來根深柢固、令親者痛仇者快的山頭主義，建制派更有機會贏得大選。試想
想，如果2017年只有梁振英出戰，而泛民則有民主黨和公民黨爭鬥於內、社民連等激進派狙擊於外，在過往立法會選舉中建制、泛民選票最多四、六開的情況 下，後者難有機會贏得選舉──即便那是真正無干預的民主選舉。
二、沿用以上思路，但以中聯辦作明顯而直接的干預，確保建制陣線的高度統一， 這樣我們就會看到西環這幾年進一步介入香港事務，為的不一定是影響施政，而是要擺平建制派的內部矛盾，做好統戰工作。操控不好的話，人們在特首選舉前兩星
期看到的醜態，就會常規化、公開化，進一步破壞一國兩制的精神，突出中港矛盾。
三、把提名入選門檻提高到不合理水平，確保如何俊仁等無法入圍。這方法的安全系數最高，但必然招致民意反彈，大量白票或極低投票率，甚或民間力量再另起爐灶，嚴重打擊政府認受性和權威，國際上的顏面也不好看。
以 上三個方向，第一比較正道，其餘都是下策。當然，這只是從香港的長遠利益出發，北京怎樣看問題，是兩碼事。第一策也受助於中國人的兩大劣根性：一是唯利是
圖的奴性，我前文中已有提到，對操控建制派有利；二是內鬥遠勝於外鬥，對分化泛民派有利。無論如何，2017年的普選（即使有的話），都難令人樂觀。
至於分化對手，從今次前哨戰也可見端倪。一直以來，香港政治紛擾圍繞兩大議題：經濟路線上到底是維持自由放任還是傾向福利主義及干預？政治路線上到底是維持現狀還是發展民主？
中產至今未有代言人
按此標準可以把各個政團粗疏地歸納為四大板塊：即政治及經濟上的保守派（自由黨和唐營為例子）、政治保守但經濟改革的左派陣營（也就是今次梁營勝出的一股重
要力量）、政治和經濟都屬進取乃至激進（視乎閣下觀點角度而言）的泛民派，以及至今尚未有明顯代言人、經濟上保守但政治上希望有所突破的不少中產階級。
沿此路進，梁氏以及背後的西環力量，還有在選舉中投票支持他的傳統左派政團，最可能以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的方式瓦解選舉中的反對派。正如梁氏本人所言，二十三條立法應該不會是他上任後的優先要務，因為這只會把目前反對他執政和深懷疑懼的廣大中產階級團結在反對派四周。
相反，最合算的策略莫如先經濟後政治。首先，推行一系列社會福利及偏左的經濟政策，當然前提是不會把香港弄得要中央領導添煩添亂。如此一則對外宣示落實競選
承諾，二則爭取民心，三則繼續分化選舉中的唐、何兩營。因為泛民派和唐營等工商政團在經濟路線上一左一右，難以調和；泛民派更難以冒2016年立法會選舉 得失於選民的風險。
待唐營等傳統工商政團被清洗後，梁營中的工商界、專業界的二線梯隊就能順利接班，成為新的既得利益集團。那時再聯合他們
和傳統左派這兩大政治上的保守力量，發動進攻政治議題（國民教育也好、二十三條也好、2017及2020選舉安排也好），鬥垮泛民派。這樣，就能實現香港 的「完全過渡」。
在第一波被清洗的對象——政治和經濟上的右派、保守派、工商界的一線力量，基本上也就是港英時期至今香港政治經濟上的精英階層。他們退出歷史舞台，也就完成了林行止先生所謂的「去英化」。
自由有自我毀滅傾向
平情而論，這批力量所以會有今天的困境，完全是因為過去十年，他們所信奉的自由放任早已異化為劣質的裙帶資本主義，反過來摧毀了自由市場經濟在人們心目中的
認受性，令梁先生在此次選舉中能夠在低下階層中得到一定支持。這也應了先哲說的：自由有自我毀滅的傾向，這是自由的反諷。
早前拙文《十四年亂象回顧》的總結便指出，自由、民主和法治是互相依存的三腳凳；因為沒有民主及法治的制約，自由會泛濫到自我毀滅的地步。我們的問題主要是制度問題，一直以來我都認為：The City is not
dying, but the system is rotting.
《信報》的讀者偏向中上層，對自由、人權、法治等概念會比較重視，所謂火燒不到自己屁股不知道痛，不了解下層人民過去幾年生活的苦況；但低下階層管不了那麼
多，生活吃飯的問題比較迫切。這是何故我認為有自由沒民主的香港政治會進一步民粹化的理由，而民粹化往往是要人民以放棄長遠自由為代價；歷史上絕大多數摧 毁自由的人，最初都是善於討好奉承人民的。
以上粗疏的預測會否變成事實？但願我是錯的。不過，這裏不妨引傑佛遜的話作結：必須永遠提高警惕，因為這是自由的代價（The price of
Liberty is eternal vigilance）。
後記：擱筆時消息傳來，前政務司司長被廉政公署調查。利益衝突從來不容易界定，但為官者當時刻警惕；如果不是過去幾年的政治權力如此集中、傾斜，當官的必更步步為營，不會凡事去盡。這再次說明制度上的民主監督、制衡是如何重要，否則最終是害人害己！
特首選舉回顧與前瞻．之四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