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9日星期四

許知遠: 從黃禍到蝗蟲




香港人有悤烈身份危機,他們是香港主要建設者,但政治上卻處於從屬地位。

在一本忘記書名的香港歷史畫冊上,我看到一幅照片——很多面孔擁擠在一起,額頭剃光,腦後的辮子清晰可見,他們都面無表情,對未來一無所知。

這張照片攝於十九世紀後半葉的香港,他們大多來自福建與廣東,要前往美國、澳洲或是南美。不斷擴張的資本主義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生產能力與熱情,除去機器、原料,它還需要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奴隸貿易的終結更加劇了這種渴求。這股浪潮也正與中國內部的困境相重和。戰亂匪患、官僚壓迫、資源緊張、人口爆增,它都迫使人們向外尋求生存機會,尋找人生的另一種可能。為此,他們不惜讓自己像「豬仔」一樣被買賣。

香港是這個勞動力的輸出的轉運站。這個荒蕪的漁島日漸勃興。除去鴉片貿易,它也因自由貿易政策和地理位置,變成日漸重要的港口。這個地位因為蘇伊士運河的開通更為突顯,一個全球貿易體系日益緊密。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每次內部動盪,都會把一批人與財富帶到此地。這裏因為英國的保護而安全。

一開始,他們以為這是暫居之所,但很快發現這裏不僅提供安全,還可能過上不一樣的生活,有各種新奇刺激、賺錢機會,還有一種自由。即使那些飽讀詩書、自我中心的中國知識精英,偶然經過此地也會發出感慨,他們被這些樓房、街道、路燈、書店折服,它們都代表另一種管理社會的方法,富裕、有秩序。這真是個讓人沮喪的現實——這裏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是中國人,卻被百分之二的歐洲人管理,這管理看起來又這麼成功。

那些從香港轉往世界各處的中國人,修建了美國的鐵路,開採了澳洲的礦山,種植了馬來西亞的橡膠園,卻引發了另一種恐慌。他們只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難於理解,他們在數量上太多了,這會讓白人們天然緊張。「黃禍」這個詞應運而生。它既符合這個種族時代的特性,也勾起了白人世界遙遠的焦慮——幾個世紀前的蒙古人,不是輕易地蕩平了他們的家園與尊嚴嗎?

這些「黃禍」把自己的屈辱與國家的命運結合到一起。他們支持前來募捐的保皇黨或是革命黨,只要他們能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讓他們享有必要的保護,幫他們贏回尊嚴。

香港是這股情緒的匯聚地。這裏的中國人,不管多麼安於目前這個制度,仍有著強烈的身份危機,他們是主要的建設者,卻仍是從屬地位。他們也把香港看作臨時的避難所,只要中國穩定與繁榮,他們隨時準備歸去。他們中的傑出頭腦更期待,小小的香港能撬動龐大中國的變革,香港的經驗與模式,能為中國的發展提供擧示。

一個強大的中國終於建立。它製造原子彈,它成為第三世界國家領袖,但它的強大,不僅沒給普通中國人帶來期待的生活,反而陷入更深的災難。人們發現,有著各種光輝標語與口號的新政權比起傳統暴政更可怕,它殘酷而封閉。中國人想盡一切辦法湧入香港,逃避饑餓、階級鬥爭。

封閉的中國,讓香港成為了唯一的重要港口,湧來的上海資本家與勞動者,令香港成為了一座工業之城。它既是冷戰前線,又受惠於二戰後西方經濟增長,它成為亞洲四小龍,變得前所未有的繁榮。繁榮、與中國的隔離、世界範圍的去殖民化,這些因素也給它帶來一種新意識——他們成不了英國人,也不再是中國人,他們是香港人。

當中國國門再次打開,他們發現自己與中國的距離更遠了。不過,一個許諾變革的中國總令人鼓舞,除去文化與傳統的聯結,它還意味巨大的市場與海洋似的廉價勞動力。至少在經濟流行文化上,香港充當了中國變革的催化劑。

每當人們以為中國變化了,就會遭遇意外幻滅。天安門事件讓香港人陷入悲痛與恐慌。這個政權仍用子彈對付人民,而且將在八年後成為新的統治者,即使它許諾五十年不變,就真能不變嗎?移民潮又開始了,留下的人則期待,倘能建立穩固的民主制度,或可部分阻擋北京未來的壓力。

不過,人們的記憶力註定短暫。香港回歸了,看起來並沒那麼可怕。中國再次發生變化,一躍成為世界工廠、經濟大國、一個未來的領導者,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變革者們的期待似乎終於實現了。香港則發現昔日的優越感迅速消失,它的繁榮要依賴中國大陸投資、出手闊綽的大陸遊客。但真實的中國並非像表象那麼輝煌,一個如此富強的中國仍不能為普通人提供期望的穩定與安全,中國在驚人的經濟增長數字背後是公共管理危機、社會信任破產,甚至不能給兒童提供可靠的奶粉。在中國大陸,一股新移民潮再度開始。

看到網絡上流傳的「蝗蟲」廣告,想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黃禍」圖片。它充滿歷史的嘲諷,新的侮辱不是來自異族,而是當初那些「黃禍」的後代。多年來,這個國家真正的敵人是那個專橫、失調的政治組織,而不是那些尋找更體面生活的普通人。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