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為一種生活態度，在經濟條件的「規範」下，窮奢與極儉各有「社會功能」，不過，窮奢的前提必須「付得起」，別說不應「先使未來
沒有的錢」，「先使未來錢」亦可能以悲劇收場。以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而享大名的晚明才子（與兄弟合稱公安三袁）袁宏道（1568-1610），高調
主張的「五快活」，其「第五快活」竟然是「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 恬不知恥，五快活也。」（《袁宏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袁氏顯然在告誡後輩，在財力所及之下才能「享樂」，那些把「未來錢」（如祖傳的田地產
業）都花光的，只好坦然面對悽涼的晚景（若「先使未來沒有的錢」必然債主臨門難以善終）。不知有否受袁宏道的影響，百餘年後的沈三白在《浮生六記》的〈閒 情記趣〉中這麼說：「貧士起居飲食，以及器皿房舍，宜省儉而雅潔……余愛小飲，不喜多菜」，妻芸娘便把飲食「精簡化」，令沈復享受飲食之餘，盛讚「即令物
省儉之一端也。」還有：「余之小帽領襪，皆芸自做。衣之破有移東補西，必整必潔。色取暗淡，以免垢跡，既可出客，又可家常。此又服飾省儉之一端也。」沈復 與芸娘是最能享受婚姻生活的模範夫妻，《浮生六記》寫活了人生的快樂不一定源自物質生活的豐富，亦可以來自心靈的充實，只要有興味地過活，平凡單調儉樸節
約的生活，亦能提升至藝術化的境界，從而賦生命以新意義。
不過，沈復與芸娘（林語堂稱之為「中國文學上最可愛的女人」）畢竟是異數，因為晚
明奢侈之風大熾，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巫仁恕在《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台灣聯經出版社）一書對此說之甚詳，茲舉下例以概其 餘。謝肇淛（1567-1624）在《五雜俎》寫巨賈飲宴之奢華：「今之富家巨室，窮山之珍，竭水之饈，南方之蠣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鰒炙，西域之馬嬭
（奶）……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此以明得意，示豪舉，則可矣，習以為常，不惟開子孫驕溢之門，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摘引這段話，以其對今日 之內地與香港仍有現實意義。謝氏所說的「明得意，示豪舉」，用現代語言，便是韋白龍在《論有閑階級》中所揭示的「炫燿性消費」（有關韋白龍學說的介紹，本
欄說之已久已屢，不再引原文了）！
以研究英國工業革命為學界所重的劍橋經濟學家麥建德烈克（Neil McKendick）等人合著的《消費者社會的誕生》（The Birth of Consumer Society, 1982），開篇便指出發軔於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的工業革命，把人類社會推進物質豐盛進而泛濫的世紀，人們不再期待使用祖上留下的遺物（因為他們可以自己購
買），為時髦而非為有需要便購物，而耐用物品亦從可以長期甚至隔代使用變為新款貨色上市便更換，精美昂貴的物品（Luxuries）已變為必需品；而「有 閒階級」是工業革命成功後的副產品，因為機械代替了人力，市場競爭及勞工立法提高工人的收入，而工時從每天十八、十二再減降至八小時（每周工作日則從七
天、六天、五天縮減至四天甚至一二年前法國有政客主張三天！），人的「非工作時間」與收入一樣愈來愈多，「有閒階級」遂慢慢形成；為滿足這個新興階層的 「崛起」，在西方工業國奢侈性行業在十九世紀勃興，中國的經濟開放改革雖只有三四十年歷史，但「先富起來的人」對奢侈品的追求，「超歐趕美」，由於香港不
徵入口稅，貪便宜的內地消費者湧入購物，九龍廣東道不聞廣東話，是為明證。今年一月號《信報月刊》的另冊專輯〈中國奢侈品市場機遇〉，對內地高級消費說之 甚詳。這本由何鸞等人撰寫的小冊子，資料詳盡、涵蓋全面、結構完整，關注此市場者不應錯過。
根據「訊號理論」（Signalling Theory），在物欲橫流的社會，豪華奢侈消費（包括炫燿性消費及炫耀性有閒﹝Conspicuous Leisure﹞）傳達了富足、品味及懂得生活享受種種為同輩仿效、中產以至草根羡慕的訊息，這有助奢侈品市場的拓展，亦是刺激人們奮發向上的動力，進而 帶動整體經濟向前發展；可是，在稅制不公平（香港是典型例子，此間貧富交同一利得、入息稅、間接稅及繳納同一政府收費〔如垃圾費，居豪宅與住劏房者一律收
費，這是何等荒謬〕，對低入息階層絕對不公）及社會流動性有局限有阻礙的環境下，加上多國政府瀕臨財政破產，主張厲行節約緊束開支的人和政客愈來愈多，這 意味要求政府和人民「棄奢入儉」，其不易達致，是誰都看得出來的。
四、二戰之後，同盟國大獲全勝，然而，打這場戰爭令她們的國庫空虛、負債
纍纍（以英國為例，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一年的平均負債與ＧＤＰ比率比現在的高約三倍），政府只有厲行節約，全民勒緊褲帶節儉度日；但此困難很快被克服，因 為當年經濟百廢待舉，大部分人一窮二白，社會匱乏缺財，貧富不均的矛盾不彰，加上大敵剛滅，同仇敵愾之意尚存，遂能團結一致，節衣縮食，努力重建，而當年
行的是對富裕階級課重稅（最高入息稅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家比比皆是）的累進稅制（全球自由貿易開放後有錢人及高薪者可遷移至低稅地區，是最高稅率拾級 而下的根本原因），等於不同階層都有付出；此外，戰後重建令「全民就業」，平衡預算不等於削減勞工及貧民的福利，人人有工作，對緊縮政策便少怨言。
如今形勢有根本性變化，貧富兩極化嚴重、失業率居高不下，高入息稅率本是對富裕階級的「懲罰」，但有錢人在稅務及法律專家協助下避稅逃稅之風甚盛（美國的
「畢非德法則」由是而生），是為庫房稅入不豐的原因之一。在這種種不利低下階層的環境下，政府緊縮開支等於要對福利、醫療、教育這些他們享用已久的「免 費」服務開刀，既得利益階層糾眾上街示威，已是最理性的反應，在這種氣氛下，社會肯定會愈來愈不和諧！
美國Rutgers大學經濟史教授李
雲思敦去年底出版的《反節儉》（J. Livingston:《Against Thrift》），認為「量入為出」的生活方式（living within your means）最王道但不合時宜，又以具體數據推翻工商投資是推動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他認為資本家應少賺，大幅提高員工的薪酬，讓他們有較高的購買能力，只
要他們盡情消費放心消費，便可促進經濟增長……。不過，由於與主流想法背馳，李雲思敦的看法似未引起太大的回應（筆者稍後詳介這本觀點新銳的書）。當前的 主流觀點是動腦筋增加稅入，但高稅可能令企業和個人外移，因此，最可能被徵收的是「物業價值稅」（英國副首相敦促財相在三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徵收
「巨宅稅」〔Mansion Tax〕，值百萬鎊物業每年抽百分之零點五稅，價值愈高稅率愈高），因為物業不能「移民」，此外還要賦予與工會更大權力，使之有力與資本家公平談判，亦在
考慮之列……。不過，這些辦法能否生效扭轉財赤頹勢，是未知之數，但因此趕跑有錢人及打擊市場令經濟愈難復蘇，則可斷言。
一句話，由於長期「先使未來沒有的錢」，西方社會一定得為此付出沉重的政經代價。這種代價，不管政府採納哪種政策，都無可迴避！
窮奢極儉兩不宜．二之二
＊
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談，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燻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繼以田 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直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
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游閑數人，浮家泛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