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6日星期四

蔡寶瓊、馬樹人、杜耀明﹕建立文明的討論空間



201111月至今,「愛國陣營」報紙對學界幾位同事攻擊忙得不亦樂乎。先是對科大成名的密集式攻擊,然後,隨覑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批評港大鍾庭耀的民調「不科學」和「不合邏輯」後,「愛國」報章又興起新一輪、更大規模的攻勢,而且打擊面甚大,針對公民黨一 些學界成員,甚至素來被視為較溫和的評論員蔡子強。這些連番攻擊,用語極端尖刻且次數頻密,以至大家都覺得言論的寒冬已至。不過,我們倒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的契機,讓社會大眾以至學術界思考一下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究竟界線在哪裏,又再深入一點去探討學者的不同身分和社會對他們的期望等等。97年至今已十多 年,社會上有「慶回歸」和「懼回歸」兩派,但兩派從來都沒有好好地溝通。今天正好藉覑新一輪的矛盾出現,整理和討論一下大家對學術自由的界線的看法,也未 嘗不是好事。

用情用理說服人

我們覺得,當前最重要的事,是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容讓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不論是知識分子也好、普羅大眾也好——可以清晰而無懼地表達意 見,並用情用理說服人。我們堅持這個空間是要文明的,因為一個暴力的(語言上或實際的)空間不容許手無寸鐵、無權無勢者參與,所以不會是公共的,而且暴力 舉止對人性尊嚴是一種侮辱。

此外,我們相信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不會無端出現,也不是通過立法和執法手段建立的,而是在反覆的社會實踐中摸索出來。今天的矛盾,正好給我們提供一個這樣的實踐機會。

不能使用暴力

要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首要的事,就是不能使用暴力。為什麼《大公報》和《文匯報》批評成名和鍾庭耀的文章惹人反感?原因就在於裏面太多語 言暴力和人身攻擊,包括:「師德敗壞」、「無良政客」、「招搖撞騙」、「奸狡小人」、「無良秀才」、「沒有學術修養……的假民調專家」、「蠢民調」、「政 治騙子」、「獻媚(洋)主子」、「數典忘祖」等。這些惡劣的言詞固然無助於討論和溝通,而且更會令矛盾和互不理解的情加劇。

同理,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也容不下威脅。例如,劉夢熊的文章(2011.12.5)提議科大校董會要考慮「是否應容忍這樣的所謂教授(指成名)繼續 誤人子弟」。雖然劉夢熊這些話大概不會對科大校董會產生很大影響,但因為其中暗藏威脅,目的是要使當事人心生恐懼,所以很不文明,對建立開放、文明的公共 討論空間,以至公共社會大為不利。

此外,我們若要在公共討論中提出某些嚴重指控時,一定要十分謹慎,而且要提供充分的理據或證據。這幾個月來大公、文匯對成名和鍾庭耀(尤其是後者) 提出的指控,包括說他們為對中國不友善的「西方」陣營服務、「搞港獨」、分裂國家等。此外,有幾篇文章亦引用港大民調中心的章則來說明他們的民調都是被 「黑金政治操縱」等等。這些論據粗疏、證據不足、但又極端嚴重的指控,實在不應該隨便在大眾媒體上亂投。首當其衝的被指控者固然不好受,但更長遠的影響, 是破壞社會文明討論空間,使良好的、高質素的討論氣氛無從建立。
學者發表意見 高官不能批評?

不過,大公、文匯以及郝鐵川的文章也有具建設性的一面。在反駁一些人士和科大學生的批評時,他們提出學術自由界線的問題:學者在社會上發表意見,難道別人,包括高官,不能批評嗎?

關於高官是否可以批評學者的問題,我們可以參考幾年前政府就覑「教院風波」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提出司法覆核後,夏正民法官在20093月發表的判詞。判詞發表後,我們3人有感社會輿論和涉案的一些當事人誤讀其意思,所以在報章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澄清。當時我們是這樣寫的:

「夏正民法官重申高官直接向學者申明政府的觀點,並無不妥,而學者因此改變看法也不成問題,理由是參與自由討論就必須接受意見交鋒過後的結果。換言之,夏正民法官重申了高官言論自由的權利:只要官員不是出言恫嚇,以堵塞言論,學者就不妨奉陪到底,痛陳利弊,據理力爭。」

把夏正民法官的意思引伸到郝鐵川批評鍾庭耀這事,我們仍然堅持當日的說法:郝部長提出他對鍾庭耀民調的見解並無不妥,問題出於他在發表意見後,「愛 國報紙」立刻出現連篇累牘的指罵鍾庭耀的文章(23日《信報》余錦賢算過,自11月底至今有70多篇)。這情很難說服大家說,這只是郝部長和鍾博士之 間的客觀討論。

當然,單看郝鐵川的批評,的確是沒有使用語言暴力,那又是否可以接受呢?很多學界中人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原因是郝部長是中央政府大員,是統治者、 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對一個學術研究者作出批評,其實就是挾覑國家權力來干預學術研究。那麼,是否在任何情下,官員都不可以向學者(或任何人)作出批評 呢?

我想這裏要看提出批評時的場合和態度。如果郝部長考慮到自己作為中聯辦高官的身分,在一個非公開的場合,心平氣和地提出意見,或表示願意與鍾博士交 流,那我們想是沒有問題的。甚至,郝部長可以效法特區政府的官員,投稿到本地報章提出他的意見,那麼我們想鍾博士也會樂意與他研究、切磋。

夏正民法官的判詞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參考當日夏正民法官的判詞。判詞第7576段是這樣寫的:

「高官私下與學者交流,強調政府的觀點,甚至與學者辯論,以期改變其意見,我們不覺得有不妥。這是自由辯論的一部分。因此,一位高級公共行政人員私下直接批評學者就任何問題已發表的意見,此舉本身並無觸犯(基本法)137條,或干預學者的表達自由。」(作者中譯)
更重要的是,夏正民判詞強調高官提出批評時,「情景最重要」(原文:Context is everything)(第71段)。高官的說話是否構成對學術或表達自由的威脅,要看說話的情景。郝部長作出批評後翌日開始,《大公報》、《文匯報》就 開展了鋪天蓋地的謾罵,到近3個月後的今天還未終止,這情景所構成的嚴重威脅顯而易見。

歸根究柢,學界對郝部長的批評擔憂如斯大,原因其實在於中聯辦作為中央集權的符號,實在太深入人心。假如中國不是一黨專政,而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 家,我想國家要員偶然在媒體上發表針對某些學者的言論,只要不是人身攻擊或無理的指控,那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就在於中聯辦這個符號實在太嚇人了:它背後是 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而這個政府多年來都不容許異見聲音。遠至反右、文革,近至劉曉波、陳光誠、趙連海等 人被打壓、監禁等,在在都令人不寒而慄。因此,對香港人來說,中聯辦難免有集權、高壓、不自由等等不愉快的聯想。所以其官員對個別人發出批評,再加上緊隨 的文字暴力攻勢,難免令人覺得這是一場中央要員打壓學者的事件。若中聯辦官員認為香港學界在這方面是有所誤會,那麼我們希望他們能盡快澄清。

站在雞蛋一邊

近日種種事件顯示,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確實十分迫切。這個空間建築於一些根本價值上面,包括對人的尊重,以及對情和理的關顧;簡言之,就是 人文的價值。至於對知識分子而言(無論是大學以內或是以外的),我覺得社會有理由對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覑他們獨有的訓練,知識分子擁有一種洞悉社會或 文化現象的批判能力;而這種批判能力,應該用於揭露現存的結構不公、解除或至少減輕受壓迫者的痛苦,以及提出一個更好的生活安排的可能。可以說,知識分子 對權力不公是很敏感的,因此他們的選擇理應是很清楚的。用村上春樹簡潔的話:「假如這裏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

作者是大學教育關注組成員(杜耀明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馬樹人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系教授、蔡寶瓊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