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由殖民地變為一國兩制的特區，從歷史角度看，本土自主雖有較大空間，但因新矛盾冒起，仍缺乏紮實基礎。
這不等於通過公民社會的營造，以及有遠見政治家及政黨的互動，某種具主體的地方特色，無法呈現；只是難度頗高而已。
本土自主的益處，乃民眾凝聚力較強，政府施政會相對方便，於發展、效率及公平之間取得動態均衡。若缺之，外來因素牽引內在矛盾，排外與內耗將令社會活力衰頹。
當調景嶺遇著西環
香港頭百年的殖民地歲月，除支援推翻清朝及愛國運動之外，頗為平淡。但二次大戰後，短短廿載，人口由幾十萬躍升至超過300萬，出口導向、勞動密集的輕工業起飛。很大程度上，香港初是個避難所，後則變為謀生之地。人口的政治構成異常複雜﹕從極端反共（調景嶺）到旗幟鮮明的左派（西環），中間是一大批須克服以往災劫，想過新生活的民眾，還有少數來自全世界的牟利者、研究情報人員、特務等等。
「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出現絕非偶然。曉士名著的副題﹕「香港及其多種面貌」（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帶有反諷意味。本地並無一個或幾個具代表的臉孔。
矛盾衝突不絕
作為地緣政經的偶發熔爐，加上殖民地政府與大財團的偏頗行為，1950及60年代矛盾衝突幾乎是常態。左右派講手、大躍進的後果（北來浮屍日日漂到維多利亞港內，引起人肉叉燒包傳聞）、蘇守忠帶領的反天星小輪加價抗議（預告年輕一代的醒覺）、1967風暴等等。
六七年我住在皇后大道西，有些左派工會設於附近舊樓。從窗口我曾目睹防暴隊衝入，槍聲和叫聲混雜，繼後拖出來的屍體、傷者，大部分是工人，少數穿軍裝。晚上6時戒嚴，響號四起，作為「死仔包」的我，經常最後幾分鐘才抵壘（返家），爸媽都無甚責怪，煩也沒氣煩。
左派民粹主義當前。自由法治、普世價值？誰會相信！不知不覺，世界卻在改變。
1970年代的抗爭與回落
1970年代是全世界戰後嬰兒熱潮新一代頭角崢嶸的歲月。香港的中文法定、保衛釣魚台、「反貪污、捉葛柏」等運動陸續登場。知青派別包括無政府主義、托派、前紅衛兵、國粹派、社會派、自由民主、文化派、激進天主教徒，不一而足。老左與老右雖間有評論，甚或介入，但大都袖手旁觀。
1975至76年急變帶來老左及國粹派的離散或退隱。老右在中美建交，台灣迫於一隅下，傲氣消失。同時，年輕激進分子也非好受，主要故敵他去，落寞外還需面對成長的挑戰。職業？前途？成家立室？繼續抗爭？皆屬存在主義式的抉擇。
我作為領袖之一的社會派，搞了一山書屋、左翼評論、文化新潮後；好友仍要各奔前程。香港的大眾文化開始席捲傳媒，市民都覺得要休娛一下。可惜商品壓力令文化在頗低水平演變，若非媚俗，便是缺乏內涵。香港處於中西夾縫，較新興作品往往不中不西，未能孕育具凝聚力的本土特色。
歷史的殘酷在於它不會提供太多喘息機會。1979年港督麥理浩到北京被告知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主權，因為內地不承認3條不平等條約。
回歸角力開始。戴卓爾夫人會見鄧小平後在人民大會堂摔了一跤，香港兩大電視台重播N次，直至有權力單位指斥如此做法屬於「壞口味」（bad
taste）；但影像已達全球。
其後，支持回歸、反回歸、有保留回歸、繼續把香港作為「租界」的意見和組織湧現。香港的本土自主第一次進入社會的議事日程。
六四的歷史效應
相對於1970年代的思想衝擊，意識形態的濃度下跌。但1989年的六四悲劇，驅使100萬香港人上街抗議，本土的同一化締造了歷史高峰！
中共犯下嚴重的錯誤後，走向另一途徑。「槍聲一響，拦金萬⒂」。穩定壓倒一切，繼而經濟自由化成為發展策略重中之重，後遺症遲些再行理會。
就香港來說，經過10年的相對混和，意識形態再度激化。事後看來，香港的本土認同程度並無顯著增強。
六四形成強大陰影，與中國的超紀錄增長對衝。忽然愛國者急增，法輪功及相類組織在港加強活動﹕中共不亡，民族無救。老左和老右為「現左」及「現右」繼承。
不對稱下的不平衡
九七回歸後，經歷兩個階段。首先董建華嘗試改變殖民地短視政策，推行更積極的長遠規劃（包括八萬五，其實始自彭定康）。筆者從1990年代開始，亦強調一國兩制之下，特區經濟須維持「相對完整」，促進本身優勢，甚至效法歐洲的瑞士、丹麥和芬蘭，以避免退化為「中國的另一個城市」（部分文章載於網址:
www.sktsang.com）。中央亦奉行「河水不犯井水」的政策，當時有種說法﹕內地人要取得來港的簽證比去美國更難。
很不幸，1997至98年東亞金融風暴、令特區經濟陷入困境；2003年SARS危機、23條立法爭論，更引來50萬人上街。董建華「變法」失敗。曾蔭權接任，中央政策180度改變。CEPA、自由行、內地企業大批來港上市，標誌了經濟介入，政治方面也拋棄放開手的取態。
特區政府竟順勢而行，金融、服務、旅遊外，再沒促進其他高科技行業的系統措施；高地價、高租金亦重臨。歷史好像轉了個圈；歐洲小國之夢付諸流水。我仍警告，這會引致中港經濟的「不對稱融合」（asymmetric integration），偏離一國兩制原則。如此見解，對某些左派人士，可能近乎「港獨」。
本土自主再成議題
本土自主靠什麼？就香港這個接連內地的小型開放體系而言，當年我的構想是先保住經濟優勢，再及社會文化的獨特。政治方面，除非起義或革命，只能因勢利導。
很可惜，香港經濟風雨幾許，又返回1970至80年代的「自由小島」遊戲﹕地產與金融。曾蔭權重拾「法寶」；現今分歧是參與者更多內地權貴。再加世界經濟動盪、資金流竄、通脹上攀，令本地中下階層以至年輕知識分子苦樂不均，有些甚至飽受煎熬。
民間憤怨程度高升，部分反映於前沿和邊陲文化。本土自主再度成為議題，80後及泛民的激進派系變作先鋒。不過，一般性質屬反建制多於營造內部共識。
內地與港人的新矛盾
北來資金炒高特區樓價、扯起租金、雙非產子、自由行某些人不守香港規範的行為，於中港經濟相對優勢逆轉下，引起新的矛盾。這幾乎是「不對稱融合」無可避免的後果。
近年雙非來港產子數目急升，很多前線醫護人員的壓力有目共睹，亦反映特區政府的短視甚或麻木。惡果一在於引致服務「排擠」，二無必要加劇陸港人的矛盾。香港當然需要外來移民，但應推行系統政策與具可預測的規劃。筆者並非法律專家，但粗略研究之下，覺得行政手段只起短效，解釋甚至修改基本法，看來才屬真正出路。
我反對排外。這不等於一個領域毋須有秩序增加自身人囗。無序開放邊界，含義可能極左或者極右﹕（1）世界大同；對（2）勞動力的完全自由跨境流通。現實裏，兩種可能都很遙遠，所以不要把事件再貼上左右標籤，就事論事。那些什麼「蟲」論、「粹」論，只會使「仇恨」進一步加劇。
結語
幾百萬人口的「文明化」，需時以十年計。過十億的，就算於高速經濟增長下，要等多久？歷史發展往往超越一、兩甚至幾代的忍耐；卻又累積無法目睹其結果的各類鬥士的智慧、煩惱，及抗爭遺留。累積的「規律」，可能並不公平，成為後代選擇分析課題。這是社群運作的特點使然。唯有說：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內地個別人及官員指摘港人，沒什麼大不了。香港同素質的學者／評論員，以人均計算，若非超前亦難落後得遠，因為我們言論自由。再加一點，以「非我」、「排他」建立的自我認同，基礎何會穩固？瘗「他」很高興，「自」鬥仍不絕……
開始我已指出﹕本土自主的好處在凝聚民眾，方便施政並取得發展、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動態均衡。現況下，排外和內耗將更削弱社會活力。那麼，無論自我更新、影響內地，或對世界示範，作用都有限。
冷靜點，香港其實仍有機會。下任特首如果厲行新政，糾正內在失衡，和緩民眾不滿。2017普選，或許開啟另一局面。或許，誰能預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