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處於一個從未有過的低利率和高流動性的大環境，資本正在產生一個大規模的結構性變化。資本流動管理話題也隨之成為焦點。總體而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這個問題上傾向於開明、務實的思想，而非教條主義。
事實上，這一問題自從IMF創建時就被討論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重塑國際貨幣體系時，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亨利•迪克特•懷特（時任美國財政部長助理）之爭。經常的假設是：凱恩斯偏好資本管控，而懷特反對資本管控，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也是在這兩種偉大思想間產生的不穩定妥協。
但是，這類假設只是對歷史的過於簡單化認識。事實上，凱恩斯和懷特都認同資本流動會給投資和增長帶來極大的益處，與此同時，大量的資本流入和突然停止會帶來經濟脫位的風險。
對於凱恩斯的觀點，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當他於1941年為IMF草擬規劃時，凱恩斯走出了他的方法（凱恩斯起初設計的“1941年清算聯盟方案”，就是力圖恢復他所認定的固定匯率體系的各種優勢，同時避免非對稱的調節成本，凱恩斯方案依賴資本控制來阻止“熱錢”的不穩定流動。
隨著資本流動的規模更大，可調節的盯住匯率制事實也不復存在——編者注）。由此，凱恩斯開始強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體系，需要“極大推進有合法目的的國際貸款和存款的重建”。
懷特的出發點是，“鼓勵生產性資本流動到其能夠被最為有力使用的地區，這一意願無需著重強調”，但是，他同時對於某些特定情況下的資本管控也持開放的觀點。在他1930年于哈佛大學所做的博士論文中，曾寫下“某些對於外國投資的數量和方向上的明智管控，是可取的”。
在懷特草擬的IMF規劃中，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點，他寫到：開明的貿易和貨幣政策需要完全拋棄對於國際經濟交易的管控。有一種傾向將外匯管控或任何干預資金自由流動的行為視為錯誤，但是，有時也需要為了一國最高的經濟利益而對資本流動施加約束，（當然）有時施加管控也會失敗，並導致嚴重的經濟崩潰。他總結說，“我們面前的任務不是禁止管控的手段，而是發展那些管控的方法，發展那些管理此類管控的政策，因為這將是最有效獲得世界範圍內持續繁榮目標的方法。”
回顧這段歷史，意在說明，IMF在很大程度上秉持了上述精神，在過去數年間研究如何管理資本流動的最優政策性建議。展望未來，一旦全球性金融危機結束，資本又將快速流動，IMF的研究人員在2009年秋開始思考這一問題，且在持續不斷地做著分析工作，也更緊密的審視和利用了各個國家和地區經驗，並為考慮這些問題設置了一個可能的框架。希望這一框架和支撐它的分析性思考，將為面臨大量資本流入的新興市場國家提供政策性建議，這也符合懷特的標準。
這些建議包括：
— 政策干預應盡可能和即將來臨的問題精准對應；
— 干預的尺度應該和試圖解決的變形問題相稱；
— 在設置政策方面，每個國家都需要考慮其行為的意外效果和多方面的後果。
在管理資本流動的大背景下，意味著各國首先要詳盡考慮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包括：
一，允許匯率上升，除非貨幣估值過高或外部穩定性有危險；
二，按照國家的保險制度積聚外匯儲備；
三，靠緊縮財政政策來調整貨幣/財政政策組合，來保持可持續的需求增長的節奏；
同時，如果情況允許，降低政策性利率。這些步驟被稱為資本流動管理手段。
當然，這必須根據不同國家的特徵來量體裁衣。儘管如此，目前狀況使得這一政策性建議對於新興市場國家而言特別適宜。大量資本流入新興經濟體正在發生，未來規模還會持續擴大，立即改革金融體系是新興市場目前最為緊要的任務。
歷史表明，非常有利的外部環境有助於在新興市場國家產生較高的國內需求增長和風險點的累積。對於新興經濟體而言，近來一直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甚至令一些中小企業的生存壓力陡增，這與這些國家抑制通貨膨脹的訴求有關；而發達經濟體由於失業問題的拖累，一直恢復乏力。
除了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對應，提高金融部門的功能和還原能力這些審慎手段，應該成為這些國家目前正在進行的結構性改革努力中的一部分，需要對於突然性的資本激增帶來的額外風險加速做出應對。
當發達經濟體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各占全球經濟一半（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時，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實力仍然大大落後。2010年，新興經濟體只擁有全球金融資產的19%。由於資本的本性在於追逐經濟增長與回報機遇，全球資本會流向新興經濟體，並導致金融資產和金融業在全球範圍內的重新佈局。
一般而言，對資本大量流入的可能性風險，應選擇哪些適宜的工具，將取決於具體情況，包括：由資本流入帶來的風險特性，資本流動是否會通過國內管制的銀行體系等。
對於像IMF這樣的多邊機構，顯然還需要考慮硬幣的另一面，也就是資本輸出國家的政策溢出效應。IMF的工作人員正在進行相關的深入分析，包括中國、歐元區、日本、巴西和美國的情況。通過闡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策可能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產生的影響，希望推進對國家和全球利益都有利的政策進程。
懷特說過：“富有強大的國家可以長時間輕易忽視貧窮弱小鄰居或競爭者的利益，這毫無問題，但是，如果這樣行事，他們將會使自己的未來陷入危險，並且減少他們自身繁榮的潛力。這一教訓必須被學會，那就是經濟上繁榮的鄰居才是最好的鄰居；一國較高的生活水準引起它國更高的生活水準；高水準的貿易商業在被廣泛的、不吝嗇的共用時，最容易實現。”
在今天，懷特的話如同70年前一樣有道理。如今，新興市場國家佔有全球GDP的40%、國家貿易的30%和世界外部儲蓄的20%。確保在全球範圍內，各個國家能夠收穫資本流動的各種益處，是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之間的共同責任，也是貿易順差和逆差國家之間，資本輸出國和資本進口國之間的共同責任。
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解決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結構性缺陷。對新興經濟體來說，如果說發達國家面臨的是需要政府採取果斷的措施預防即將可能發生的危機，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必須採取有力的措施預防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表明，新興經濟體需要廣泛的金融改革：不但包括遵循市場原則，加強市場競爭，明確市場准入和退出，也包括建立有效的金融監管和監督體系，建立宏觀審慎管理機制，強化公司治理機制和增加透明度，還包括建立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如清算支付系統，以及破產清算退出機制。危機提供的另一個重要教訓是，改革金融體系要確保金融部門能更好地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而不是相反，同時和全球金融改革相銜接。
新興經濟體在過去兩年裡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新風險，即貸款的增長比例很高。新增貸款比新增GDP，也就是說新增產的一塊錢的GDP要多少貸款的比例來衡量，危機以前基本上是低於100%，中國去年是200%、印度是320%、秘魯是280%、土耳其是420%。在危機的解救過程中，新興經濟體產生了一輪貸款的增加，通過貸款的增加和政府刺激政策推動全球的發展。但在全球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時候，過多的貸款和可能的資產品質會產生潛在的風險。
各國政策制定者應努力確保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輸血功能，其也應探討如何通過拉動基礎設施投資等途徑來提振未來增長，這對當前重塑市場信心很重要。
作者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