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7日星期五

鄭永年: 台灣民主與中國的政治發展





台灣民主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意味著什麼?這已經是一個相當老的問題。自從台灣在蔣經國後期開啟民主化之後,人們一直在關注台灣對中國大陸政治的影響。這種關注不僅僅在兩岸學者和政治人物中間,而且也發生在海外華人、學界、政界和商界中間。很多人一直相信,台灣能夠成為中國大陸政治轉型的一個參照模式。

但不幸的是,台灣的民主往往和台灣的統獨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並且台灣的“獨立”往往成為政治人物操縱選舉的主軸。這個局面在很多年裡一直影響著人們,尤其是中國大陸對台灣民主作一個客觀的認知。自李登輝和陳水扁把台灣民主和獨立運動捆綁起來之後,至少中國大陸對台灣民主化的認識趨向於負面。除了中國的自由派繼續對台灣民主抱有信仰之外,很多人盡管也認同民主,但不能接受民主化和台獨關聯在一起這樣一個事實。

不過,今年這次台灣選舉的和平性質以及族群議題、台灣獨立沒有成為選舉的主軸,又再次在改變人們對台灣民主的認識。在很多方面,人們已經感覺到,當台灣老百姓對民主的狂熱度急劇下降的時候,中國大陸很多人,尤其是知識界開始對民主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當台灣趨向成為一個正常的民主政體的時候,其對大陸的影響只會有增無減。這種認知趨勢純屬正常。台灣民主正常化表明民主政體的制度化程度的提高。一種起伏很大、反復無常的台灣民主,沒有可能產生正面的外在效應,而只有一種制度化了的民主,才會對大陸有參考意義。

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海內外學者,對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已經作了詳細的研究,但很多研究對中國大陸的參考意義並不很大。主要的問題在於人們往往把台灣的民主化,僅僅看成是全球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他們對台灣民主所作的解讀大都是西方式的。出於意識形態,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台灣學者,都把台灣民主視為是西方民主的延伸。西方式的解讀在很大程度上,妨礙著人們對台灣民主的客觀認識。

中國大陸最關切的是政治發展的有序性,包括有序的民主化進程。對中國大陸來說,台灣民主化的參考價值,並不在於台灣民主化的具體路徑或者制度表述方式;最具有價值的在於台灣民主的和平性質。

台灣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正式民主化,馬上成為亞洲“第三波”民主化的代表。較之其它地區,台灣民主化的和平性特點非常顯著。歷史上,民主化經常充滿暴力和鮮血。民主最先在歐洲產生,然後傳播到世界各地。英國是民主化的代表,但即使在英國,也割了國王的頭。在其他歐洲國家,民主化是長期的社會運動,包括工人階級運動和各種形式的民權運動的結果。民主傳播到非西方世界之後,其過程更顯得暴力。

中國大陸傾心於台灣民主的人們,往往過分簡單解讀台灣民主化。他們所強調的是純粹的民主化進程,即從台灣早期的地方選舉到開放黨禁和報禁等政治方面的發展進程。不過,所有這些政治因素都很難充分解釋台灣民主化的相對和平性質。如果從民主化的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來看,不難看到不同國家和地區是不同的。在西方,沒有兩個民主政體的實現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是相同的,在亞洲也如此。當然。民主化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的不同,並不表示民主政體沒有共同性質,例如選舉、多黨制和自由的媒體等等。

但也很顯然,無論從民主化的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都很難回答這一關鍵問題:為什麼一些民主化進程是和平的,但另一些則具有暴力性質?在很多已經民主化的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盡管有選舉、多黨制和自由媒體等被人們稱之為民主的制度,但所有這些制度並沒有為那裡的人民帶來清廉、有效政府,沒有帶來社會經濟的發展,沒有帶來社會的穩定和和平。相反,在非洲、拉丁美洲、亞洲的很多國家和地區,很多民主政體往往和政府腐敗、人民貧窮和社會暴力緊密聯系在一起。

民主的社會經濟生態環境

那麼,如何避免腐敗、貧窮和暴力的民主,追求清廉、富裕和和平的民主呢?兩種不同狀態的民主,並不能從民主化本身的路徑和制度表現方式來理解。

看來,人們必須對台灣民主作一新的解釋,這一新解釋,必須跳出民主化的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而深入和擴展到社會經濟發展層面,也就是民主化發生和發展的宏觀環境。民主的社會經濟生態環境,歷來就是民主政治研究的一項極其關鍵的內容,但在亞洲,這項內容被大大忽視。

簡單地說,今天台灣民主的質量和台灣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制度建設有關聯。先經濟發展,後社會建設,然後再民主化,這個過程是所有優質民主必須要經歷的。西方如此,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也如此。經濟發展水平與民主的質量之間的關系,人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是經濟發展水平可以控制民主進程中的腐敗。就選舉民主來說,人均國民所得3000美元的國家,和人均國民所得3萬美元的國家都可以實現民主,但是,這兩種民主的質量絕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劣質民主,而後者更多的則是優質民主。人均3000美元的時候,選票不值錢,一包香煙和一塊肥皂就可以搞定一張選票。不難觀察到,在低收入國家,選舉過程中往往買票現像嚴重。在中國的地方選舉中,這種現像也非常普遍。但是一旦到了人均收入3萬美元的時候,很難買得動選票。這對候選人也是如此。在歐洲,很長時間裡,參與政治的是貴族和社會精英。他們參政不是為了養家糊口。但現在,西方是大眾民主,任何人只要能夠得到足夠的選票都可以被當選。但對那些來自貧民階層的政治人物來說,他們所得到的職位,無論是議員還是政府官員,都是為了養家糊口的。當他們的職位不能給與他們足夠的收入,來支撐一個體面的生活的時候,腐敗就變得不可避免。英國議員近年來的腐敗就是其中一個案例。

台灣民主的發展也說明了這一點。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台灣在民主化之前,其經濟發展已經達到中上收入水平,也就是具有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黑金政治”、選票賄賂也有發生,但大多發生在收入較低的階層,主要是農村基層。這很能說明高收入水平對民主的重要性。如果選票可以被收購,那麼民主就失去了其意義。在政治人物方面,被稱為“台灣之子”、從基層打拼上來的陳水扁,在成為總統之後變得如此腐敗,更是一個生動的案例。

第二,經濟發展和國民的受教育水平有關。在人均國民所得3000美元的時候,國民的教育水平還很低,很多人甚至還沒有能力接受基本教育。但在人均國民所得3萬美元的時候,大多數國民就已經接受了高等教育。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民主的質量有關聯。例如要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賄賂選票就比較難一些,同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比較能夠收集和處理有關候選人的政策信息,並對其政策作理性判斷。這並不是說,沒有接受過教育或者接受教育不充分的人不會理性思考,而是說收集和處理政策信息需要知識成本。

第三,經濟發展導致中產階級,而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是民主穩定的社會基礎。在任何社會,中產階級都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社會穩定,這是政治定律。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使得政治人物比較難以操縱政治,不管政治人物持什麼樣的意識形態,都必須照顧到中產階級的利益。台灣在民主化之前,已經造就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盡管台灣被族群議題所困擾,人民被族群議題所分裂,但是其民主進程相對來說還是相當和平,這和中產階級的龐大有關。剛剛結束的選舉也表明,一旦族群議題不再成為選舉主題,和平就會有保障。

台灣的社會改革也同樣重要。社會改革對和平的民主化進程的重要性怎麼說也不會過。在歐洲,民主政治可以說是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經濟的產物,但歐洲經歷了長期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階級運動,才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主義運動既促成了資本主義的轉型,即從早期的原始資本主義轉變成為福利資本主義,也促成了民主的轉型,即從早期的精英(資產階級)民主向大眾民主(一人一票)轉型。在亞洲,無論是早期的日本,還是後來的“四小龍”,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從而保障了民主化的和平性質。

台灣在民主化之前,在蔣經國先生時期,已經開始確立一整套社會保護機制,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制度。社會制度建設在把產業工人轉化成為中產階級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一方面有社會制度建設,另一方面有勞動工資的提高,這使得台灣在很短的時間裡,培養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同時,台灣政府也大力推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在經濟結構上保障比較公平的財富分配。所有這一些,都使得台灣能夠避免歐洲式的長期、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促成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民主化的和平進展。

有了高水平的經濟發展、有效的社會制度,政治開放和民主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說儘管民主先發生在西方,並不是說民主只屬於西方。任何社會一旦其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其人民必然會產生政治參與的要求。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學術界,人們認為存在一個東亞模式,主要指的是經濟發展模式,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實際上,也存在一個東亞政治發展模式,這個模式的特點就是先經濟、再社會、後政治,先發展、再分配、後民主。除了台灣之外,韓國和新加坡也是這樣。香港盡管還沒有普選制度,但到目前為止的民主化運動也非常和平。有人說,香港已經成為“抗議之都”,什麼樣的抗議都可以發生在香港,但這麼多年裡,香港的抗議非常和平。很簡單,從歷史上看,無產階級的抗議運動充滿無限的暴力,但中產階級的抗議運動則傾向於和平。

那麼,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會不會成為東亞模式的一部分呢?成為東亞模式的一部分,並不意味著中國大陸也會沿著日本或者“四小龍”的政治路徑。實際上,日本和“四小龍”經濟體的政治路徑都是不同的。再者,成為東亞模式的一部分,也並非意味著中國大陸的民主的制度表達方式,也會和日本與“四小龍”的類似。中國可以也必然發展出不同的民主模式。

中國可能成為東亞模式的一部分

從中國各方面的發展情況看,中國很有可能成為東亞政治發展模式的一部分,即走一條先經濟、再社會、後政治;先發展、再分配、後民主的道路。中國在前面30多年裡,其重點在於經濟,在於發展。今天中國的改革目標,已經逐漸轉移到社會改革和社會制度的建設。社會建設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培養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或者階層。圍繞著這個目標,中國正在展開幾個方面的改革。例如深化經濟改革,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從而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再如建設社會制度,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和公共住房,在為中產階級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時,也為社會底層提供基本的社會保護機制。提高勞動者工資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中國目前改革的內容還是以民生問題為主體。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的發生,主要是因為民生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而社會改革的目標,就是在繼續做大經濟大餅的同時,以更公平的方式來分配經濟大餅。社會制度建設一方面是為了公平地分經濟大餅(例如以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另一方面是為了繼續做大經濟大餅。社會制度建設好了,消費社會才會成為可能,社會穩定才會有可能。而消費社會和社會穩定,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

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建設或民主化,中國可以向日本和“四小龍”,尤其是台灣學到很多經驗教訓。如果中國大陸的人們僅僅局限於東亞的民主化進程,而忽視了全面民主化之前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那麼就會不得要領。實際上,就民主化的具體路徑和制度表述來說,日本和“四小龍”是有很多教訓的,它們中的一些能夠找到符合自己的民主模式,而另一些則比較西方化。“去西方化”和“西方化”的民主模式,對一個社會的影響是不同的。

對今天的中國來說,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需要什麼樣的民主,如何實現民主。不過,大多數人會同意,中國需要追求和平的優質民主,而非暴力的劣質民主。如何避免劣質民主、追求優質民主呢?這是今天人們討論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民主發展模式的意義之所在。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