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意味著什麼？這已經是一個相當老的問題。自從台灣在蔣經國後期開啟民主化之後，人們一直在關注台灣對中國大陸政治的影響。這種關注不僅僅在兩岸學者和政治人物中間，而且也發生在海外華人、學界、政界和商界中間。很多人一直相信，台灣能夠成為中國大陸政治轉型的一個參照模式。
但不幸的是，台灣的民主往往和台灣的統獨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並且台灣的“獨立”往往成為政治人物操縱選舉的主軸。這個局面在很多年裡一直影響著人們，尤其是中國大陸對台灣民主作一個客觀的認知。自李登輝和陳水扁把台灣民主和獨立運動捆綁起來之後，至少中國大陸對台灣民主化的認識趨向於負面。除了中國的自由派繼續對台灣民主抱有信仰之外，很多人盡管也認同民主，但不能接受民主化和台獨關聯在一起這樣一個事實。
不過，今年這次台灣選舉的和平性質以及族群議題、台灣獨立沒有成為選舉的主軸，又再次在改變人們對台灣民主的認識。在很多方面，人們已經感覺到，當台灣老百姓對民主的狂熱度急劇下降的時候，中國大陸很多人，尤其是知識界開始對民主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當台灣趨向成為一個正常的民主政體的時候，其對大陸的影響只會有增無減。這種認知趨勢純屬正常。台灣民主正常化表明民主政體的制度化程度的提高。一種起伏很大、反復無常的台灣民主，沒有可能產生正面的外在效應，而只有一種制度化了的民主，才會對大陸有參考意義。
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海內外學者，對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已經作了詳細的研究，但很多研究對中國大陸的參考意義並不很大。主要的問題在於人們往往把台灣的民主化，僅僅看成是全球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他們對台灣民主所作的解讀大都是西方式的。出於意識形態，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台灣學者，都把台灣民主視為是西方民主的延伸。西方式的解讀在很大程度上，妨礙著人們對台灣民主的客觀認識。
中國大陸最關切的是政治發展的有序性，包括有序的民主化進程。對中國大陸來說，台灣民主化的參考價值，並不在於台灣民主化的具體路徑或者制度表述方式；最具有價值的在於台灣民主的和平性質。
台灣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正式民主化，馬上成為亞洲“第三波”民主化的代表。較之其它地區，台灣民主化的和平性特點非常顯著。歷史上，民主化經常充滿暴力和鮮血。民主最先在歐洲產生，然後傳播到世界各地。英國是民主化的代表，但即使在英國，也割了國王的頭。在其他歐洲國家，民主化是長期的社會運動，包括工人階級運動和各種形式的民權運動的結果。民主傳播到非西方世界之後，其過程更顯得暴力。
中國大陸傾心於台灣民主的人們，往往過分簡單解讀台灣民主化。他們所強調的是純粹的民主化進程，即從台灣早期的地方選舉到開放黨禁和報禁等政治方面的發展進程。不過，所有這些政治因素都很難充分解釋台灣民主化的相對和平性質。如果從民主化的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來看，不難看到不同國家和地區是不同的。在西方，沒有兩個民主政體的實現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是相同的，在亞洲也如此。當然。民主化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的不同，並不表示民主政體沒有共同性質，例如選舉、多黨制和自由的媒體等等。
但也很顯然，無論從民主化的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都很難回答這一關鍵問題：為什麼一些民主化進程是和平的，但另一些則具有暴力性質？在很多已經民主化的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盡管有選舉、多黨制和自由媒體等被人們稱之為民主的制度，但所有這些制度並沒有為那裡的人民帶來清廉、有效政府，沒有帶來社會經濟的發展，沒有帶來社會的穩定和和平。相反，在非洲、拉丁美洲、亞洲的很多國家和地區，很多民主政體往往和政府腐敗、人民貧窮和社會暴力緊密聯系在一起。
民主的社會經濟生態環境
那麼，如何避免腐敗、貧窮和暴力的民主，追求清廉、富裕和和平的民主呢？兩種不同狀態的民主，並不能從民主化本身的路徑和制度表現方式來理解。
看來，人們必須對台灣民主作一新的解釋，這一新解釋，必須跳出民主化的路徑和制度表達方式，而深入和擴展到社會經濟發展層面，也就是民主化發生和發展的宏觀環境。民主的社會經濟生態環境，歷來就是民主政治研究的一項極其關鍵的內容，但在亞洲，這項內容被大大忽視。
簡單地說，今天台灣民主的質量和台灣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制度建設有關聯。先經濟發展，後社會建設，然後再民主化，這個過程是所有優質民主必須要經歷的。西方如此，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也如此。經濟發展水平與民主的質量之間的關系，人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是經濟發展水平可以控制民主進程中的腐敗。就選舉民主來說，人均國民所得3000美元的國家，和人均國民所得3萬美元的國家都可以實現民主，但是，這兩種民主的質量絕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劣質民主，而後者更多的則是優質民主。人均3000美元的時候，選票不值錢，一包香煙和一塊肥皂就可以搞定一張選票。不難觀察到，在低收入國家，選舉過程中往往買票現像嚴重。在中國的地方選舉中，這種現像也非常普遍。但是一旦到了人均收入3萬美元的時候，很難買得動選票。這對候選人也是如此。在歐洲，很長時間裡，參與政治的是貴族和社會精英。他們參政不是為了養家糊口。但現在，西方是大眾民主，任何人只要能夠得到足夠的選票都可以被當選。但對那些來自貧民階層的政治人物來說，他們所得到的職位，無論是議員還是政府官員，都是為了養家糊口的。當他們的職位不能給與他們足夠的收入，來支撐一個體面的生活的時候，腐敗就變得不可避免。英國議員近年來的腐敗就是其中一個案例。
台灣民主的發展也說明了這一點。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台灣在民主化之前，其經濟發展已經達到中上收入水平，也就是具有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黑金政治”、選票賄賂也有發生，但大多發生在收入較低的階層，主要是農村基層。這很能說明高收入水平對民主的重要性。如果選票可以被收購，那麼民主就失去了其意義。在政治人物方面，被稱為“台灣之子”、從基層打拼上來的陳水扁，在成為總統之後變得如此腐敗，更是一個生動的案例。
第二，經濟發展和國民的受教育水平有關。在人均國民所得3000美元的時候，國民的教育水平還很低，很多人甚至還沒有能力接受基本教育。但在人均國民所得3萬美元的時候，大多數國民就已經接受了高等教育。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民主的質量有關聯。例如要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賄賂選票就比較難一些，同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比較能夠收集和處理有關候選人的政策信息，並對其政策作理性判斷。這並不是說，沒有接受過教育或者接受教育不充分的人不會理性思考，而是說收集和處理政策信息需要知識成本。
第三，經濟發展導致中產階級，而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是民主穩定的社會基礎。在任何社會，中產階級都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社會穩定，這是政治定律。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使得政治人物比較難以操縱政治，不管政治人物持什麼樣的意識形態，都必須照顧到中產階級的利益。台灣在民主化之前，已經造就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盡管台灣被族群議題所困擾，人民被族群議題所分裂，但是其民主進程相對來說還是相當和平，這和中產階級的龐大有關。剛剛結束的選舉也表明，一旦族群議題不再成為選舉主題，和平就會有保障。
台灣的社會改革也同樣重要。社會改革對和平的民主化進程的重要性怎麼說也不會過。在歐洲，民主政治可以說是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經濟的產物，但歐洲經歷了長期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階級運動，才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主義運動既促成了資本主義的轉型，即從早期的原始資本主義轉變成為福利資本主義，也促成了民主的轉型，即從早期的精英（資產階級）民主向大眾民主（一人一票）轉型。在亞洲，無論是早期的日本，還是後來的“四小龍”，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從而保障了民主化的和平性質。
台灣在民主化之前，在蔣經國先生時期，已經開始確立一整套社會保護機制，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制度。社會制度建設在把產業工人轉化成為中產階級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一方面有社會制度建設，另一方面有勞動工資的提高，這使得台灣在很短的時間裡，培養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同時，台灣政府也大力推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在經濟結構上保障比較公平的財富分配。所有這一些，都使得台灣能夠避免歐洲式的長期、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促成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民主化的和平進展。
有了高水平的經濟發展、有效的社會制度，政治開放和民主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說儘管民主先發生在西方，並不是說民主只屬於西方。任何社會一旦其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其人民必然會產生政治參與的要求。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學術界，人們認為存在一個東亞模式，主要指的是經濟發展模式，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實際上，也存在一個東亞政治發展模式，這個模式的特點就是先經濟、再社會、後政治，先發展、再分配、後民主。除了台灣之外，韓國和新加坡也是這樣。香港盡管還沒有普選制度，但到目前為止的民主化運動也非常和平。有人說，香港已經成為“抗議之都”，什麼樣的抗議都可以發生在香港，但這麼多年裡，香港的抗議非常和平。很簡單，從歷史上看，無產階級的抗議運動充滿無限的暴力，但中產階級的抗議運動則傾向於和平。
那麼，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會不會成為東亞模式的一部分呢？成為東亞模式的一部分，並不意味著中國大陸也會沿著日本或者“四小龍”的政治路徑。實際上，日本和“四小龍”經濟體的政治路徑都是不同的。再者，成為東亞模式的一部分，也並非意味著中國大陸的民主的制度表達方式，也會和日本與“四小龍”的類似。中國可以也必然發展出不同的民主模式。
中國可能成為東亞模式的一部分
從中國各方面的發展情況看，中國很有可能成為東亞政治發展模式的一部分，即走一條先經濟、再社會、後政治；先發展、再分配、後民主的道路。中國在前面30多年裡，其重點在於經濟，在於發展。今天中國的改革目標，已經逐漸轉移到社會改革和社會制度的建設。社會建設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培養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或者階層。圍繞著這個目標，中國正在展開幾個方面的改革。例如深化經濟改革，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從而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再如建設社會制度，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和公共住房，在為中產階級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時，也為社會底層提供基本的社會保護機制。提高勞動者工資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中國目前改革的內容還是以民生問題為主體。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的發生，主要是因為民生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而社會改革的目標，就是在繼續做大經濟大餅的同時，以更公平的方式來分配經濟大餅。社會制度建設一方面是為了公平地分經濟大餅（例如以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另一方面是為了繼續做大經濟大餅。社會制度建設好了，消費社會才會成為可能，社會穩定才會有可能。而消費社會和社會穩定，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
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建設或民主化，中國可以向日本和“四小龍”，尤其是台灣學到很多經驗教訓。如果中國大陸的人們僅僅局限於東亞的民主化進程，而忽視了全面民主化之前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那麼就會不得要領。實際上，就民主化的具體路徑和制度表述來說，日本和“四小龍”是有很多教訓的，它們中的一些能夠找到符合自己的民主模式，而另一些則比較西方化。“去西方化”和“西方化”的民主模式，對一個社會的影響是不同的。
對今天的中國來說，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需要什麼樣的民主，如何實現民主。不過，大多數人會同意，中國需要追求和平的優質民主，而非暴力的劣質民主。如何避免劣質民主、追求優質民主呢？這是今天人們討論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民主發展模式的意義之所在。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