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香港作家張婉雯，憑 《 潤叔的新年》獲第25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聯合文學獎 由台灣主辦，是華文世界的文學成就坐標；歷屆有不少香港 作 家
， 都在兩岸四地的作者群中脫穎而出：第8屆新人獎得主董啟章，已成為今天文壇舉足輕重的中堅分子，而近年得獎香港作家有李惟怡
(第14屆 )、韓麗珠(第20屆) 等，陸續在各地出版新作。今天好趁新年，讓我們閱讀張婉雯的「懺悔書」，怎樣寫出一種階層所過的新年。
這幾年，我除了寫作外，也參加動物權益運動；投入的程度，幾乎令我忘記自己是 讀文學出身的。然而，到後來，把我從社運路上各種困境中拯救出來的，到底是文
學。
我常常戲言：幸好我加入社運時年紀已不輕，否則早成為那種自以為是，目空一切 之徒 ─ ─ 我不是指凡社運中人皆如此狂妄，而是我深知自己的性格，正正是那種容易「自我感覺良好」之人。這種人，比所謂的「壞人」更可怕；他們的動機最
純正，因此也最振振有詞， 一點心虛也沒有。像我，關懷的甚至不是「人」，而是「動物」，連「謝謝」也不會說一句，遑論報答 ─ ─ 誰敢說我不是「好人」﹖不是在「做好事」？
然而，說到底，我只是一個想做一點好事的，罪人。
在香港寫作可做什麼好事
整個香港的情況何嘗不是一樣？我也曾經天真地以為：當守規矩再起不了作用時， 抗爭就是必須的。然而這幾年，連「抗爭者」都變成教主一般人的權威人物了；他
們成為他們當初所反對的強權了。我們彷彿只聽到「口號」而聽不到「道理」；又 或者，我們每個人都有一肚子的「道理」，然後各自表述，誰也說服不了誰。 感受」是沒意義的。「同理心」在溝通中是不計分的。「談情說理」被淹沒在躁動不安的氛圍中，「引人注意」不再是手段，而成為目的本身。我們的城市患上失語症，只餘空洞沙啞的叫囂與罵戰，把我們撕裂成「非黑即白」的兩邊，永遠過不了彼岸。
我本來就不是個行動派，從來未享受過群體活動，至今亦然。這幾年所作的，不過是出於「不忍」而已。組織遊行、示威，約見官員，在人前總是一副自信的模樣。
頭一陣子的「正義感」大概填補了好些文苑寂寞，然而真相很快就將我擊倒：救之不盡的動物、傲慢冷漠的官員、冥頑不靈的投訴者 … … 有哪一項是我應付得了的呢？遇上此等情，臉書塗鴉牆上必然粗口橫飛，義憤填膺的背後，其實是無能為力
。
我看到人性的狹隘，也看到自己的幽暗。我驚訝地發現自己原來可以滿腔仇恨── 彷彿是過往人生所有的咬牙切齒全部調動起來，壓在心頭。在人群中我依舊站在高處振臂疾呼，然而背地裏我知道自己每一次都在透支自己，以負能量作燃料。然後就是耗盡了。
我告訴自己，我必須學會排遣心內的憤怒，不然，我和我所恨惡的，沒有分別。於是我退回「文學」的世界。整個暑假我就靠一部《紅樓夢》療傷。或許有人會說：「這是逃避。」然而再英勇的士兵也需要一個讓其能稍作休息的戰壕，何況我這個平凡的中年人。
接著我決定寫一個「長一點」的小說─ ─ 啊，我還記得怎樣寫小說嗎？過往寫的多是短篇，頂多萬餘字；一個天天要上班的人，實在難以專心構思稍為複雜的題材。可是我不想被生活擊倒；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以寫作發掘更多的可能：這個世界真的只有敵我對立？只有能言善辯的人才有發言權﹖動物註定被拯救，不能獲得基本尊重？至少，在虛構的故事中，我可以給各種性格的人和動物一個共生並存的機會：這本來是現實，不應是個夢。
於是我以一條小學程度的算術題為寫作目標：每天一千字，一個月下來就有三萬字。參加比賽或勝出與否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我想看看自己能否成為一個有紀律、有毅力的寫作者，在營營役役中的生活掙回一點自主的能力。《潤叔的新年》寫的是一群日常人的日常事。這幾個殯儀館工人，每日的工作就是與死亡為伍。潤叔和他的伙伴們沒有一個是絕對的「好人」，也沒有一個是絕對的「壞人」。他們有明顯的缺點：偏心、好賭、口沒遮攔。然而同時他們也互相包容，自得其樂，甚至關心到一隻流浪貓的溫飽安危。他們的生活就是生與死之間的一片混沌、平淡、瑣碎。我之所以寫一群「小市民」，並非因為我「關注」他們，而是因為我本來就是小市民的一分子。寫作剝去那張人群中拿著揚聲器指揮一切的虛榮面紗，讓我回到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生命的原材料原為柴米油鹽，世界上大部分人與「轟轟烈烈」四字沾不上邊。
關懷動物從來是人類自救
在故事中，我刻意加插一個角色：一隻貓。過往，動物在人類文學作品中，多為喻體，沒有獨立價值；然而我這隻貓就是小說中的一員；貓不是比喻，不是擬人，貓就是貓，在故事裏與社會中的自然存在。這不就是我一直以來所爭取的嗎？現實當然沒這般理想，但至少我能讓人試試想像：人貓共處，互相接納，並不奇怪，也不可怕。
這隻貓走在我的前面，領著我走到另一個階段：一個不會出現在陳映真與張愛玲的小說中的題材。兩位都是我影響至深的小說家：前者讓我看到一個作家的人格與作品如何合二為一，後者對細微物事的深刻描述是觀察力與想像力的結合。當我寫到「黃蟬在花圃裏冉冉，恰巧擋著這三個聚賭的、初老的男人」這類定語長長的句子時，我彷彿看到映真先生在電腦屏幕中微微一笑。我曾拜讀過映真先生不少反資本主義、反殖民、反消費等理論文章；我相信，在他那雄辯的、激越的姿態背後，也就是「不忍」二字─
─ 他的小說可以作證。
《潤叔的新年》能算上是「動物小說」嗎？我不知道─ ─ 只有讀者才能提供一個公允的答案。反正既云「小說」，就非說教之用，也不一定要歸類，因為真實生活難以分類。
然後我問自己：我會放棄以社會運動形式爭取動物權利嗎？
我想，我會時常提醒自己：別以英雄主義形式爭取動物權利；保持平靜、謙卑、溝通與尊重。我深呼吸一下，不敢承諾一定能做到，只能往自以為對的方向繼續前行。
關懷動物從來是人類自救，寫作亦然。
作者簡介：張婉雯，寫作人，大學語文導師，動物權益團體「動物地球」幹事。